我们向着一条公路前行，在它前方出现了一个弯道，我们刚一拐过这个弯道，一辆T-34就朝我们的“黑豹”开火了。那枚炮弹被弹开了，我们也立刻作出回应。我们的炮弹击中了T-34的炮塔，它往上抬起一点，又歪斜地落回车体上。我们的第二次攻击让T-34起了火，它的所有乘员都没来得及逃出来。
此后，我们决定驶离这条公路，去往更开阔的区域。我们的5辆坦克一度开进了那片空地，突然，俄国狙击手开枪了。他们瞄准的是我们的车长们，其中一名车长反应不够迅速，头部被子弹射穿。这辆坦克现在没有了车长，因而失去了战斗力。此外，一门俄国反坦克炮开始开火，并打燃了那辆坦克。
我们的另一辆坦克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一开始）除了驾驶员之外，其余乘员都成功脱逃。因为驾驶员没有完全遵守命令，他完全关闭了自己的舱门，而不是只把它扣在保险栓上。由于炮弹的冲击，导致坦克的金属变形，因此他无法再打开自己的舱门。我想，这一定让他陷入非常恐慌的状态。他设法去到无线电操作员的一侧，被严重烧伤的他从那边爬出来后倒在了地上。当他手脚并用无助地向前爬行时，他的腿被另一名狙击手射穿。此后，他就没再动过，可能是装死。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不然狙击手会再次向他开枪。
他身后的坦克目睹了这一切，他们扔出了烟雾弹，在烟雾的掩护下，他们成功地把他从险境中给救了出来。他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但由于他的一条腿生了坏疽，他们不得不给他截肢，而且因为他的脸部被严重烧伤，他只剩下一点点的鼻子和耳朵。
1945年1月5日，我们被转运到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距布达佩斯50公里），对布达佩斯发起第二次进攻。这次一切都很顺利，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俄国人不断后撤，我们一度已经能看到布达佩斯城中的房顶了。突然，我们接到撤退的命令。
没有人明白为什么？我们就快要到了啊？
在他们告诉我们（一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是一名将军——因犯叛国罪而被处决后，情况才变得更加明朗起来。他们发现他故意给他的部队提供错误的建议，这样他们就会被击溃或受挫败。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将直接进入一个正有无数T-34等着我们的地区，所以第二次进攻也因此被推迟了（注：这里可能有所记错。当时男主基斯特马克尔所服役的“维京”师隶属SS第4装甲军，后者隶属巴尔克的第6集团军，该集团军有一名情报官通苏，于是给“维京”师提供了假情报，随后被发现并被枪决，但这件事发生在1月底）。
1945年1月10日（“康拉德二号”行动期间），我们和其他几辆“黑豹”在埃斯泰尔戈姆找到了驻地。
我注意到，613号有一名叫奥古斯特·西弗斯（August Sievers）的乘员不太注重个人卫生。他几乎不怎么洗澡，而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当步兵的时候，我们身上有成千上万的虱子，它们在我们的身上到处乱窜，因为我们几乎没有机会洗澡。它们除了带来不便之外，还可能引发疾病，比如伤寒。有时，我们会把带有数百只虱子的衬衣放在外面，那里的温度会降至零下45度。后来我们才发现，如果把衬衣拿回温暖的地堡里，那些虱子仍然十分活跃。我可以告诉你，它们比俄国人更难杀死！
大家都洗完澡后，我命令西弗斯也去洗洗。我的军衔比他高，所以我可以对他下令。当然，他没有去洗，他无视了命令。我就盯着他用冷水洗身子。他挺讨厌这样的，但还是把自己给洗干净了。当他回到屋内时，他的头已经被冻得通红。他很幸运，指挥官没有听说他不讲卫生的事，否则就会在此基础上对他说些不那么好听的话了。
1945年1月11日，我们开始了迟来的第二次前往布达佩斯的尝试。
在埃斯泰尔戈姆城外，我们碰上了俄国军队。当他们看到我们所有的坦克和步兵时，他们的队伍中爆发出了恐慌情绪。我们用机枪和高爆弹帮了他们一把，所以他们现在知道，他们在这里并不受欢迎。这可能不是一支很有经验的部队，也许是一支预备队，几乎没有战斗经验。无论如何，那天我们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我们攻克了数公里的地带。
“康拉德”行动中，“维京”师的装甲纵队。
我们看见前方有一个传统的马拉式俄国野战厨房，马儿们在盲目的恐慌中奔跑，试图逃离危险。我们的车长阿尔弗雷德·格罗斯罗克下令发射高爆弹，因为距离只有几百米，所以第一发就命中了野战厨房。它立即翻倒了，受惊的马拖着身后翻倒的厨房全速奔跑起来，在后面的路上留下了一大片洒落的汤汁。是的，我知道，我们的幽默感在那时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我们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那场面实在太滑稽了。那天，我们设法抵达了布达佩斯郊区。
1945年1月12日，我们继续前进，载着装填手奥古斯特·西弗斯的613号行驶在前。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613号压上了一枚反坦克地雷，他们的履带被炸毁，结果表明是可修复的。每辆“黑豹”的侧甲上都携有备用履带，以应不时之需，就像汽车的备用轮胎一样。613号炮塔后面的舱门打开了，前不久刚洗过澡的奥古斯特·西弗斯从里面出来。修复工作是分配给每辆坦克的装填手和无线电操作员来做的。如果他们幸运的话，维修队很快就会赶到，然后他们就可以从这项繁重的任务中解脱出来，这也是我们一直所希望的。
西弗斯从坦克后面跳到地上，就在他落地的瞬间，巨大的爆炸随之而来。他正好跳到了一枚反坦（人）克（员）地雷上，当场被炸死。一个人能有多不幸呢？两天前我还命令他把自己洗洗，接着他就死了。我从没有忘记过他的名字，也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记忆力。
第二天，我们被运走了，我们和我们的坦克一起返回了原驻地。随后，我们回到前一天晚上过夜的房子里。令我们惊讶的是，床铺区域竟然躺满了正在睡觉的我军士兵。幸运的是，我们设法把自己挤进了这些正在睡觉的士兵中间。我们总是很累，所以也很快就睡着了。
次日早上，出于运输的日程安排，我们不得不早早起来，而我注意到只有我们五个人醒着？其他所有士兵看起来似乎都还在沉睡。
然后我们发现，那些人并没有睡着，而是都死了！他们都是阵亡的，被临时安置在这里，直到得以被下葬。我们整晚都睡在尸体中间！但这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战友。
由于我们很匆忙，我忘了查看这些尸体中是否有一具属于我的朋友汉斯·海夫勒。我本来可能以适当的方式向他告别的，但很遗憾这并没有实现。
1945年1月18日（“康拉德三号”行动期间），我们与我们的姊妹师——SS第3“髑髅”装甲师开始联手作战。此外，还有几个国防军装甲师被派属给了我们；国防军的部队将在那里掩护我们的侧翼。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俄国人在我们前方的铁丝网上通了电。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认为这样就会唬住我们？真是难以置信！我们的工兵部队迅速切断了铁丝网，我们就继续前进。
“髑髅”师的掷弹兵搭乘四号坦克前进。
1945年1月21日，当我们到达差不多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和巴拉顿湖之间的沙罗什德（Sárosd）地区时，我们遭到了猛烈的抵抗。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注：确切日期为1月20日），装甲指挥官卡尔-海因茨·利希特（Karl-Heinz Lichte，时任“维京”师装甲团2营5连连长）的坦克被击毁了，他的乘员们设法从坦克里逃了出来，只有卡尔-海因茨·利希特一动不动地挂在他的炮塔里。因为利希特挡住了炮手的去路，后者就设法从装填手的舱门逃了出来。
我们都以为利希特已经死了，但用双筒望远镜查看现场的格罗斯罗克说：“他在动，他还活着。驾驶员，开到他的坦克边上去；机枪手，向那辆坦克周围的所有俄国步兵进行射击。”
同时，利希特确实还活着，并设法从炮塔里出来并倒在了地上。
我们距离利希特只有50米时，我看到一个俄国人跪在地上，正用枪瞄准利希特。我立刻用我的MG 34瞄准了那个俄国人，并一枪解决了他。
开到利希特的坦克边时，我们投掷了烟雾弹，在烟雾中我们成功地使利希特脱离了危险。他失去了意识，我们将他安置在坦克的后面，送他去接受医治。
直到1997年，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中，他才知道我是救了他一命的车组的唯一幸存者。他拥抱了我，我得到了他永远的感谢。
（第三部分完）
更多精彩文章请关注 芬里尔战史研究 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