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4年会在京召开。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会上做主旨演讲。本文来源：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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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与金融支持
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之后，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理论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越来越丰富。包括：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绿色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开放等多个方面。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各条路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我长期在财政部门工作，金融并不是我的长项，但与金融业有很多接触，在这里我简单的谈谈金融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能够发挥的作用。金融有它自己的特色，包括优势和弱项，需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加强监管修补金融的弱项，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金融行业的经营对象主要是货币资金以及各类金融资产，如贷款、股票、债券、期货合约等。金融机构通过对货币资金的融通调配、对金融资产的运作管理来实现自身业务发展，例如银行吸收储户的存款资金，再将这些资金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给有资金需求的企业或个人，完成资金的流转与配置。金融机构运营包含高风险性，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金融交易常常运用杠杆来放大收益。鉴于金融行业的高风险性以及对整个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需要对金融行业实施严格的监管措施。由于金融业的特色，在‘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公益性领域，不是金融业的优势，更需要采取财政政策工具。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在支持科技创新驱动方面，首先是商业银行要更大比例发放中长期贷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在经济下行周期，信用风险抬升，商业银行会降低中长期贷款比例。就需要政策性工具加以缓释。如财政的贷款担保基金，有助于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中央银行的技术改造再贷款，有助于降低银行贷款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解决民营企业贷款难和贷款贵的问题。我国长期以来70%的技术创新都来自民营企业，但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给予更高的风险定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旦出现风险将会有更严格的问责。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政府问责机构和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在创新驱动方面，另一个最有效的金融产品是VC/PE基金。最近几年VC/PE基金，在募投管退各个环节都受到困难。最大的困难在募资和退出环节。由于对股票市场监管越来越严格，VC/PE基金投后退出越加困难。各地政府设立了大量的创投基金,要求高额的返投比例，创投基金还承担更多的招商引资任务。政府性基金的管理人一般为当地国企，市场化程度不足，管理能力缺乏，招商引资和科技创新双重目标也存在一定的冲突，投资业绩往往不足。政府创投基金投资业绩不足，另一个原因是在考核上缺乏容错包容性。创投基金的投资标的通常是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这些企业技术和管理模式还不成熟，失败的概率比较高，一般情况下有50%以上的失败率，而成功的项目收益会足够高，能够使基金总体盈利。如果考核对每一个失败的项目都问责，基金管理人就不敢投资。在当前的环境下，市场化的耐心资本不足，重点还在于政府创投基金如何市场化转型。2016年财政部承诺出资90亿元，投资比例为22.5%，成立国家科技创投母基金，募集基金共400亿元。通过市场化招标，中金资本成为管理人，基金名称为中金启元母基金。管理方式是对所投子基金和具体的项目实行穿透式管理。成立以来获得良好的回报，连续多年在投资收益和风险控制方面获得行业第一，目前已基本完成第2期融资，主要是和各地创投基金合作，中金资本仍为基金管理人。这一做法为各地的创投基金市场化转型提供了一个范例。12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政策举措，指出要构建科学高效的管理体系，按照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的原则规范运作政府投资基金，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要发展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完善不同类型基金差异化管理机制。要健全责权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责任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希望有关部门、有关地方能够将国常会的部署真正落实。股票市场的良性发展是VC/PE基金运行的基础。控制股票上市节奏和上市公司的退出，并不能减轻股票市场的波动，反而是削弱了企业创新驱动的机制。比较好的做法是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对不及时披露真实信息，或者信息造假的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以及保荐人、会计事务所给予严格处罚。让投资者获得真实的信息，对股票的价值做出自己的判断。由监管部门或者交易所负责审批公司的上市，并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还会出现造成腐败的寻租机制。在低碳可持续发展方面，金融机构能够而且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银行都发行了绿色债券，筹集的资金用于低碳项目。例如地铁和高铁在交通基础设施中就属于低碳项目。目前的做法是国家相关部门列出低碳项目的目录，由金融部门去选择。下一步应当在解决碳测度基础之上，大力发展碳市场。金融机构在投资低碳项目时能够从碳市场获得碳额度，形成交叉补贴，从而加快向低碳经济低碳社会的转型。普惠金融是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重要方面。目前不少大型银行都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开发大数据模型，更加精准的判断客户风险，更多的小微企业被纳入客户的范围。实际上中小银行更接近小微企业，更适合于开展普惠金融，为小微企业服务。但是中小银行金融科技能力不强，识别信用风险的能力较弱，比较好的做法是与平台企业合作。平台企业掌握大量的数据，而且具有强有力的算法模型，可以帮助中小银行识别信用风险，有利于发展普惠金融。但是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最高，如果平台公司助贷业务达到了数万亿的规模，一旦风险识别出现错误，就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平台企业不能仅仅开展助贷业务，要有一定比例，比如10%~15%的跟贷，做到风险共担。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就是，银行发放住房按揭贷款未要求首付比例，银行也未对按揭贷款做任何风险留存，直接转化为资产抵押证券投向市场交易。最终底层资产出现信用风险，迅速向整个资本市场蔓延，造成金融危机。最终，痛定思痛，美国修改了监管法律。要求住房贷款必须有不少于10%的首付比例，按揭贷款在证券化时，银行至少有10%的风险留存。这些教训我们应当吸取，但不能走向极端，如果让平台公司跟贷30%以上，将占用大量的资本，最重要、最有利于发展普惠金融的助贷业务就会被扼杀掉。因此在提高效率和防范风险之间要做到平衡。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养老金融大有可为。其中个人养老金制度有其独特的优势。养老保险由三个支柱组成。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第一支柱，国家给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定比例的补贴，企业年金为第二支柱，由个人和企业共同缴纳，个人养老金属于第三支柱，最适合于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者，因为没有企业同劳动者共同缴纳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制度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均可参加。国家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 12000 元 / 年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投资环节，计入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 3% 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投资环节，可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等金融产品，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个人养老金制度，从今年12月15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为养老金融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个人养老金制度2018年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在上海、福建和苏州等地开始试点，是参照美国个人所得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美国当年所有个人收入都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一般来说退休后的个人收入要低于在职时期，税收递延型制度激励个人参与商业养老保险。而我国个人退休之后收入的最大项是不需交税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而且个人所得税中还有若干专项附加扣除，因此税收递延型制度几乎没有什么激励。试点4年，个人养老金缴费金额不过只有三亿。现在改为在缴纳环节，最高扣除按12000 元 / 年，在领取环节，单独按 3% 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项税收优惠政策适合于我国的国情。从2022年11月开始在36个城市试点新制度，到2023年末缴费金额约280亿元，到今年6月底。超6,000万人参加个人养老金。相信经过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养老金融可以得到大规模的发展。金融各个领域都是高风险，高杠杆，而且有高度的技术复杂性，投资人难以识别风险，必须加强监管，特别是不能产生系统性风险。2017年以前风行一时的P2P等庞氏产品，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号四处发行，最终资金链断裂，还有大规模发行的高息刚兑产品，房地产企业成为商业银行实控人，并将银行资产掏空等，这些高风险产品和行为都给投资人造成大量损失，并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2018年4月出台的资管新规，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经过三年的过渡期，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上述金融活动，基本被铲除。但是一些已经被掏空的中小银行，如何处理仍旧是难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金融领域做出了多方面的部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服务实体经济，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强化金融监管，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其中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最重要的方面。我的发言主要是结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部分内容谈一些粗浅的体会。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
陈四清：应对全球变局 展现金融担当
12月21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4年会顺利召开，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陈四清在“全球经济变局：挑战与应对”主题大会上发表演讲。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作了系统部署，为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对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面对新的形势，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按照党中央规划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前进；也要对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影响，作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这里，我结合自己的观察，同大家交流几点认识。第一，国际贸易的包容性面临挑战。2024年，全球各地举行了超过70场选举，政权更迭带来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变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政策展现出“内向封闭”趋势。过去一年间，G20国家实施了91项新的货物贸易限制措施，涉及贸易额超过8000亿美元，是2023年的3倍以上。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其关税、科技、金融等政策，给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金融作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要紧密关注、积极适应国际上的新变化，从战略上认识稳外贸的重要性，从策略上找准支持稳外贸的着力点，完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助力我国外贸实现“突围”。第二，全球资本持续向科技和数字经济领域聚集。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重要力量。2024年前三季度，全球人工智能交易量实现24%的增幅，表现优于整体投资市场。2023年，中、美、德、日、韩五个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同时，数字技术也正在货币创造、利率传导、数据监测等关键环节，重塑现代金融体系。金融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数据密集型行业。数字化转型对金融而言，不仅仅是简单的赋能，还可能改变金融发展范式。在需求端，科技创新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它们的金融需求与传统经济形态有很大的差异，需要金融服务更好与之适配。在供给端，智能技术加速金融决策，拓展金融服务的触达性和覆盖面。近年来，主要国家的金融机构都在加大科技投入，国际大型商业银行科技预算年均增幅超6%。2024年全球金融科技类独角兽达185家，数量占比居各行业之首。这启示我们，要引导和推动我国金融机构加大科技投入，增厚技术储备，进一步提升金融科技领域的全球竞争力。第三，全球金融风险持续上升。今年以来，全球金融领域黑天鹅事件频发，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信用卡违约率增加；欧元区不良贷款率已升至2.2%。同时，全球公共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债务困境拖累全球经济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4年末全球公共债务将超过1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93%，并可能在2030年攀升至100%。这些因素叠加地缘政治影响，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显著上升。面对以上形势，我国金融机构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健全风险治理体系，通过科技和数据赋能，增强对风险的前瞻预判、精准识别、高效阻拦能力。同时，更加关注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使用、境外资产安全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加强自主可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极端情境下的金融安全。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个重要年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金融工作作出全面安排，这为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描绘了更加清晰的蓝图。金融业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推进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能力。一是服务高水平开放，联通两个市场、用好两种资源。坚持以开放促改革，既关注跨境金融循环，推动我国金融机构完善境外网络布局，创新更多适应国际标准的金融产品，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关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深化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加快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坚持以改革促开放，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在市场准入、交易规则、监督管理等方面，加强金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衔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用好“一带一路”、金砖合作、上合组织、RCEP等多边机制，提升我国在重大国际金融规则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推进创新性变革，提升金融发展的效率与活力。积极引导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落地应用，健全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机制，同步加强监管科技建设，更好激发金融科技创新活力。完善规范和标准，健全关于金融科技应用的标准指南、管理框架、伦理规范，前瞻应对新技术风险。同时，适应技术快速更迭趋势，构建敏捷治理机制。比如，前瞻防范大模型“算法黑箱”等风险，建立模型算法可验证、可审核、可追溯的标准；完善数据风险监测和安全保护机制，在确保数据安全前提下，深入挖掘金融数据价值。三是增强防风险能力，全力维护金融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把握金融风险防控重点，以高水平安全促进实现高质量。强化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信息安全，提升跨境支付体系的安全性。做好开放条件下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和风险防控，完善风险预警和隔离机制，严防输入型风险。我们正处在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金融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应变局、开新局，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提升金融发展质量，更好承担起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职责使命。■
王一鸣：我国处在转型关键期 应提升金融服务与经济转型的适配性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姜樊）12月21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研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4年会上”表示，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面对老龄化加剧、储蓄下降、资本形成贡献率下降等问题，未来我国经济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培养新动能。”王一鸣指出，当前，我国原创能力的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领军的尖端科技人才依然缺乏。我国要从过去的集成创新模式转向鼓励原始创新的模式，这就要求在制度设计上都要有相应的调整。
在王一鸣看来，加快产业升级也是“新动能”。新质生产力要发展新兴产业和布局未来产业，也要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同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巨大需求潜能；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
王一鸣认为，提升金融服务与经济转型的适配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在传统工业化时期形成的，非常契合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即大规模、集中化融资。这意味着科技创新这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与科技创新不完全匹配。
“比如科技创新风险大，而金融机构追求收益的稳定性；科技创新需要‘长钱’，持续的投入，而金融机构倾向于给‘短钱’；中小科技企业需要小钱不需要大钱，金融机构更愿意给大钱、做大项目，因为成本差不多；科技企业重研发、轻资产，金融机构需要抵押融资。”王一鸣进一步解释，如何去转变这种模式，金融机构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他认为，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未来可以尝试利用现有的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降低金融机构支持科创的风险，把风险和收益更好地匹配起来。同时，下一步能动性向数字产业金融转型，这意味着融资模式向交易信用转变。■
尹艳林：深化主板和创业板市场改革要从最基础的做起
12月21日，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4年会上就建议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进行主旨演讲。
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市场监管制度不断完善，同时也看到了我国资本市场缺乏内在稳定性。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这一改革要求很有针对性，为未来一段时期资本市场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稳住股市。
在深化主板和创业板市场改革方面，尹艳林认为，可能要从最基础的做起：
一是，要把重点放到搞活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去，尽可能放宽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的上市条件。首先要把进入市场的门槛降下来，增强市场的吸引力，为主板市场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二是，在完善转板机制上下功夫，使好的企业真正愿意先到新三板去上，把更多的上市资源给新三板上市公司，可以考虑设计一种制度，只要在低层次市场上达到一定标准就自动转板，增加透明度。
三是，在目前主板和创业板市场上实行真正的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限，实施更灵活、更公平的交易制度，增强市场的活跃度。
四是，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外资入市，提高市场流动性，优化投资者结构，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培育价值投资理念。
五是改革综合指数编制方法。
尹艳林指出，上证指数是唯一一只用全部样本组成的综合指数，其中有不少无多少成长性的传统行业、传统企业，而且这些上市公司权重很大，不少股票是从过去虚高的点位上下来很多，对综指的下拉和压制作用很大。而一些新兴产业、新成长型企业虽然成长性好，但总股本量少，在综指中的权重不够，向上拉动的作用明显受到限制。
“所以要改革指数编制方式，选取更能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上市公司，构造精选成分股指，增加新的科技型企业，以及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上市公司，增加它们的权重，以符合股票市场反映未来发展预期的本质特征。”■
李扬最新演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货币政策的说法谈五个方面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我将围绕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展开演讲。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宏观调控基调上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越发恶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没有得到缓解。宏观调控称作逆周期调控，如果周期向下，可以宽松一点，如果周期向上就往下压一点。在确认经济运行面临需求不足局面的时候，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资本市场的波动，保护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保护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总需求，这是合乎逻辑的选择。
历史上，美国、欧洲、日本，包括中国面对类似局面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选择，这没有很诧异的地方。
下面根据这次会议关于货币政策的说法谈五个方面。
一、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我国有中央准备金率是上个世纪的事情，而我国有货币政策也是上个世纪末的事情，从货币政策衍生出的三项主要货币工具准备金率、推荐率和公开市场操作。
其中，准备金率的力量比较大，是货币政策的巨斧，一般很少使。公开市场操作是小刀，可以扩张一点也可以收缩一点，使用巨斧的时候比较少。
我国情况比较特殊，起初准备金率较高，我国从信贷分配的传统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调控体制，于是准备金率开始就比较高，和一般市场经济的逻辑不太一样。
此后又遇到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起初是采用发央票对冲，此后出现了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来冻结过多的外汇储备。这些举措致使我国法定准备金率曾经达到近20%。而存款准备金率高使得很多东西难以看清，若银行准备金率20%，就意味着吸收100块钱存款，只能留下80块，20块必须以准备金放在央行。
提供到市场上的资金供应，供应通过准备金率的方式减少，这也是我国利率较高的原因。现在水落石出，中国存在高储蓄率，储蓄过剩，所以存款准备金率高也是一个政策因素。
现在存款准备金率已降到6.6%，还存在下降空间。存款准备金率是行政化的调控手段，现在一些国家已经实行零准备金率，例如，美国、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已实行零准备金率。因此，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下降空间，而其下降对需求扩张有较大作用。
二、利率已开始下调。
中国利率很高，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有人为扭曲因素。利率是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基准利率波动，整个体系跟随波动，这称作利率调控。现在因为各种原因，我国基准利率目前还在提高，而其他利率，如贷款利率都在下行，且下行速度还比较快。
2024年12月20日，一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98%，十年期国债1.7%，三十年期国债1.95%，已经非常低。但我国贷款利率却在3%以上，这意味着市场利率和银行自身可控利率之间的联动关系，但并没有形成有效联动。
从市场上看，利率下行已成趋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适时降息降准，这意味着降息仍有空间。当然降息会带来一些问题，在中国高度依赖息差的商业银行体系，金融机构肯定会遇到问题。但为了促进宏观经济，还是需要降息。
利率下调是全球趋势，从上世纪末，全世界经历了异乎寻常的超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时期。上世纪末开始超低利率，以美国为代表的0%～0.25%，日本为代表的是负利率，实施了20年，而能够实施20年应该就有一定规律，但至今我们仍不知道在负利率情况下，金融业怎么生存，这些问题值得探讨。总之利率不是简单的事情。
三、加强流动性管理。
对于流动性至少有两种以上的理解，很多人把流动性理解成货币，但是专业一点则知道流动性指的是一种状况，是一种能力。所以流动性管理不是说要放多少货币，而是使得各种各样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地勾连，有效地转换，主要体现在要有市场宽度，要有市场深度，要有市场弹性。
当前探讨货币宽松，流动性等问题，应当回归其本身含义，不是放钱，是一种状态，即能够在不影响价格的情况下自由进行交易的状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体的预期目标相匹配。所以流动性管理问题，一定要更加重视。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流动性，不是说管理货币供应，不是说管理利率，管理货币供应和管理利率的目的是保持有弹性的流动性。
四、将资产价格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视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这样表述的，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资产价格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视野是一桩公案，货币政策要不要管资产价格？目前我国所接触的资产价值主要有两项，分别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上个世纪末，美联储主席到中国来座谈，有人提问，“如果股市发生波动，美联储将怎么调控资本市场？”而这位美联储主席说到，那是金融，不是我的问题。
传统理论，货币、金融是两个事情，资产价格是金融的事情。但随着世界逐渐发生变化，在实体经济高度金融化之后，已经很难分清，中央银行必须把资产价格纳入调控视野。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央行行长潘功胜9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央行创设5000亿元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提升机构的资金获得能力。中央银行肯定不能听任市场下行，但是也不能直接下场，于是提供了一个互换便利，有很多人解释中央银行下场了，股票市场能涨到1万点，其实不是这样的。
五、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今天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7.32，贬值较快。作为货币当局经常会遇到一个矛盾的问题，当汇率变化的时候，保汇率还是保储备。作为研究机构，我们给出的答案是保储备。汇率仅是价格，今天高，明天低，且存在很多非实体因素和投机因素，不能够听任投资因素来主导货币政策。
这是从五个方面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关于货币政策的表述做了一点分享，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白重恩：居民消费统计应纳入政府民生支出 教育医疗支出可提升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姜樊）12月21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4年会”上表示，当前我国应重视消费型产业的发展，而在统计居民消费占经济总量（GDP）比重时，可以采用宽口径的数据，即把居民直接花钱买的消费和政府民生支出加总起来，才能构成更加合适的政策目标。
“政府的民生支出目前并未算入相关消费指标当中，但这些支出是给居民带来了直接的好处，应将其纳入相关统计。这包括了教育支出、医疗支出、文化及体育支出等。”白重恩认为，如果只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可能就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公共支出更多向民生领域的倾斜。
白重恩认为，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政府民生支出还可以持续提升。
在教育领域，白重恩认为，当前农村和农民工子弟受到的教育质量还面临较大问题，如果不能提升这部分居民的教育水平，未来我国很难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学前教育也需要有更大的投入。
“因为很多医疗产品、医疗服务的价格还是管得比较严，因此医疗领域的很多创新企业对前景预期不佳。”白重恩指出，尤其是集采造成药的价格和医疗器材的价格比较低，我们发现在这个领域的风投从800亿人民币降到了200亿人民币。
对于中国长期发展来说，白重恩认为，医疗行业、医药行业、医疗器材行业均极具前景，但是加价率等限制又使得相关产业发展不起来。
“为了发展该产业，我国可能就要大力发展补充医疗。”白重恩指出，这还需要相关监管部门打通数据壁垒，让更多商业保险公司能够制定比较好的定价的基础，从而使得商业保险能够发展起来，也拉动医疗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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