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分享】专题研究 风险政治视域下的全球安全与全球治理

文摘   2024-05-27 13:39   北京  

编者按

政治是关于不确定性的博弈,而风险正是认识和应对不确定性的现代方式。如何概念化、理论化和实证化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框定了对政治的基本理解。国际关系学从一开始即在理性决策模型下认识风险,将其等同于客观效用期望值的变化。于是,风险作为效用和决策间的介质而失去了本体地位、也即失去了政治属性。对于缔造一个高度简化和确定化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而言,对风险政治属性的忽略是成功的关键一环。然而,在由深度不确定性所定义的今日世界里,有关风险的一切都必须以非传统和非科技眼光进行重新审视。以风险为切入点来反思和重构国际关系学的观察视角和理论体系,成为一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事业。


风险政治视域下的全球安全与全球治理

(全文转载自《国际政治研究》)

      在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中,一个如此便捷以至于流于泛滥的突破口就是提出新概念或重新解读现有概念,但其结果常常是制造出缺乏生命力的冗余概念,让存活的概念也莫衷一是。将风险概念从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边缘置于中心、从中介变为基础,能否帮助我们言说不曾进行的言说、行动不曾进行的行动?《反思与重构:全球安全和全球治理的风险政治理论及方法》一文中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就风险本身而言,采取科技范式或政治社会视阈并无对错或优劣之分;但就国际关系或全球政治而言,忽略风险作为政治构造的“社会事实”则是一个严重的学科盲点——可称之为“隐藏变量”问题,它让复杂现实频频成为既有理论框架下的经验悖论。风险与政治之间具有相互界定、相互塑造的内在关系。政治贯穿了风险的整个“生命周期”,深刻影响着将何种不确定性拣选出来作为“风险”,如何对不同人群、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关切进行优先级排序,以及为何会以对抗或合作的方式来管理风险。与此同时,风险也形塑了当今全球政治,其无视边界和面对未来的特性带给政治以新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将国际关系变为全球政治、以不确定性替代了循环或线性政治演进方向的传统理论信仰。换言之,风险本身即是政治,理解全球风险就是理解全球政治。
      以风险为起点进行反思和重构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全球安全和全球治理的逻辑统一。风险让安全成为“治理”、也让治理变作“安全”,这打破了传统上“高政治”和“低政治”的二元划分。这在一个有趣的例子中得以体现,即关于“对冲”的安全研究。对冲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策略,原是金融投资中以相反头寸来抵消投资损失的做法,旨在降低和控制资产风险。将对冲概念引入安全研究却又不区分威胁和风险,让现有文献难以解释“对冲”策略的选择如何决定于安全考量的变化。漆海霞在《中美竞争下的对冲及其风险》一文中以风险分析路径修正了这一缺陷,在对安全威胁和安全风险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威胁/风险”和“制衡/对冲”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并用于解释中美竞争加剧如何通过影响第三国对风险的认知方式和接受程度,进而决定了在制衡和对冲间的重新选择。这一研究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它注意到风险在政治系统中的内生性和反身性,政治策略不仅左右了风险和威胁之间的画线,还增添了风险的维度,在外部安全风险之外制造出国内政治风险。这让文中看似简洁的理论实际包含非线性和高维度的因果机制。
      风险政治分析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构建同样带来启发。国际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从国际安全研究分离出来而自成一体,正是在于它决心以不同方式来关注不同风险,即聚焦于政治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风险,并致力于通过制度来降低甚至消除风险。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同样忽视风险本身的政治建构和政治后果,知“政治风险”,而不知“风险政治”。与传统安全研究领域一样,国际政治经济学将风险几乎等同于“信息”,是理性行为互动模型中的框架背景。这一缺陷鲜明地体现在“开放经济政治”这一主导范式中,也导致了“开放经济政治”在试图解释以民粹主义盛行和安全泛化为特色的西方当今“开放政治经济”现象时遭遇了措手不及的挑战。韩泽在《美国限制中国农地投资的风险逻辑》大胆修正正统“开放经济政治”范式,批判了“利益”要素这一分析起点所秉承的古典经济学传统,其中自利个体和物质理性的假定将政治行为体从其社会文本中加以抽离。该研究引入风险这一嵌入政治结构中要素来对“开放经济政治”路径加以修正。对风险的认知和情感具有强烈的文化背景和显著的地域色彩,这意味着风险政治既是“身份政治”又是“地域政治”,而全球化往往强化而非弱化这样的政治。以风险感知而非个体物质利益为分析起点,修正后的“开放经济政治”框架还将焦虑等情绪纳入理论构建,发现风险情绪在地域内的反馈效应和自我加强,改变了既有范式从利益输入到政策输出的线形逻辑,可以对包括美国限制中国农地投资在内的当今众多“非理性”政治现象和决策政策提供令人信服的新解释,凸显出在地性知识对于理解全球政治和全球治理的不可或缺性。
      韩泽文章的风险政治分析打破了“理性—非理性”的传统二元划分,这一 点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政治心理基础:一项理论性的探索》一文中得到更为系统性的理论论述。尹继武在文中提出了富有力量的观点:“风险及其感知本身是一个主观认知及其体验过程,全球风险的形成和政治影响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建构的逻辑”,呼应了《反思与重构:全球安全和全球治理的风险政治理论及方法》一文中提及的“情感转向”——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经济理性人假定基础上的“冷政治”框架离这个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与政治的本质也日渐疏离。现代性风险之所以深刻重塑了政治的形态和逻辑,不仅在于风险本身的复杂性和全球性,更在于风险引爆的情感和情绪让全球政治一改从前那种整体性的逻辑和高度简化的稳态,让这个时代的政治在相悖的感知、矛盾的心理和复杂的情绪之中展开。我们所固有的知识概念和认知范畴对一些似乎正在失控的爆炸性力量缺乏理解能力,而《全球风险社会的政治心理基础:一项理论性的探索》致力于找回这样的能力。尹继武将长期积累和快速增长的政治心理学研究成果和风险的社会政治分析研究进展相结合,通过分析风险的心理构成揭示出全球政治的心理基底,尤其强调风险既是政治心理的结果,也是政治通过作用于心理而达成目的的工具。他还深刻指出,传统安全理论认为实力不平等(势力不均衡)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财富不平等为种种麻烦的根源,但全球风险政治学则揭示出风险焦虑和风险不安的分配不平等这种新的不平等,而且是其他不平等的集中体现和最终形式。
      这一组专题文章以理论探索和质性分析为特色,是对全球风险政治的宏观 分析思路重构和学科主要次领域理论反思的尝试,旨在为具体议题研究拓开道 路,尚未能对具体路径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讨,仅在《反思与重构:全球安全和 全球治理的风险政治理论及方法》一文中简单提及。实际上,无论是对风险政治心理、情感和情绪的观察和度量,还是对风险政治因果效应的识别及因果机制的追踪,都是全球风险政治分析中富有挑战性的核心任务。全球风险政治承认政治复杂系统、引入情感和情绪变量、突破单向和线性因果关系,这些都要求以新的思路和新的工具来重新审视全球安全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议题。这为求知的心灵和聪明的头脑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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