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分享】反思与重构：全球安全和全球治理的风险政治理论及方法（全文）

风险是一个现代概念，产生于现代生活，又定义了现代生活。[1]风险属于科技领域的认识长期主导了有关风险的一切。风险被处理为可量化的客观存在，风险研究由科技范式主导仿佛天经地义。数据的积累、方法的进步、算力的提升，在过去长时间里建立和强化了掌控风险的乐观态度和普遍信心。然而，面对深度不确定性和复杂风险，这样的乐观已经远去，信心已经崩坍，风险由“可计算的不确定性”变为“不可接受的不确定性”，从而也就从客观事实转向社会政治事实。

（一） 风险：从自然不确定性到社会政治事实

将风险从科技概念转化为政治概念，或许在不少国际关系学者看来有些新鲜怪诞。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中，着眼于风险的政治性已是常规的学术进路，在数十年中激发了诸多创见、积累了丰厚知识。[2]有趣的是，经由不同路径对风险概念的再思考殊途同归，共同指向风险作为社会事实的政治性。

以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为代表的文化社会风险理论鞭辟入里地指出，关于风险的一切都“并非关乎危险的事实，而是关于风险如何被政治化”。[3]风险问题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围绕风险展开的活动不仅是科技或官僚管理活动，更重要的是政治活动，因为“风险与政治概念密切相关，特别是与问责、责任和责备相关。”[4]这也是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即对未来的人类责任产生了风险的概念，风险诞生即为政治。[5]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通过揭示风险的政治性来重塑对现代生活的根本理解。政治与科学通过风险相互缠绕和相互困顿，一起渗入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6]风险将政治建立在无尽责任之上，这样的政治无疑是焦虑的政治。为摆脱这种深层焦虑，愤怒和对抗性的激进政治参与成为普遍策略。[7]风险通过责任拷问带来焦虑、通过道德审视带来愤怒。与此同时，责任与道德也让风险成为了权力工具。在福柯式理解中，风险是一种“道德策略，计算风险就是要掌控时间和规训未来”。[8]风险将行为体、制度、知识和实践编织成复杂的网络，治理术权力在其中生产、扩大、分配和实施。风险既是让人避之不及的潜在危险，又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甜美权力。

理解全球风险社会和深度不确定时代的政治，离不开对风险的分析。但将风险视为客观概率，不仅在复杂风险现实面前已是明日黄花，而且日益成为观察当今复杂政治现实的绊脚石。将风险与政治进行分离的认识，既误解了风险，也肤浅化了政治。政治并非在某个阶段非法闯入了有条不紊的风险科技领地；相反，“风险内在于人，存在于他们的行为、自由、彼此间关系、组织和社会”。[9]

实际上，风险从未离开过政治场域，且风险本身即为政治。理解风险的政治性就是理解当下与未来的政治。

（二） 政治场域中的风险生命周期

应对风险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在科技范式的视角下，国际关系中的风险是运用政治理性进行最小化的客观对象，认识和处理风险的整个过程——即由风险界定、风险选择、风险归因和风险治理构成的周期——都处于计量而非政治的范畴。即使探究风险偏好和风险态度等主观层面议题，科技范式仍是以客观效用模型为分析基准，用外生于模型的效用函数来进行表达，旨在解释决策偏误和结果次优。换言之，风险作为科技概念决定了有关风险的一切均是求解过程而非政治过程，即使在国际政治中亦然。但是，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卢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言：“谁或者什么决定着是否（并以哪些现实视角和时间视角）将之视为风险。在有关风险计算、风险感知、风险评估、风险认可的那些蔚然成风的讨论中，如今又附加了选择重视还是忽视风险的问题。”[10]风险生命周期每一个环节都须以非科技的政治眼光来加以重新审视。

1.“风险界定”的政治。“风险并非现实，而是正在成为现实。”[11]风险是尚未发生的潜在对象，须经显现才能成为可谈论和可观察的“存在”。风险作为不可置之不理的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界定”并不是发现客观实体而是构造外部对象。政治不仅影响风险的“自然事实”如何显现，而且直接阻止或推动风险作为“社会事实”的诞生。风险的诞生并非政治中立或无关利益，而是来到世间就集知识和权力于一身。结构主义风险理论认为，政治制度、社会等级结构、深层文化背景和类别化行动界定了关于风险的知识。[12]现象学和阐释学则更为注重微观语境的场景转化而非宏观结构对风险的政治意义塑造。[13]后结构主义风险思想走得更远，强调话语实践在风险社会建构中的重要性，“风险本身什么都不是……但另一方面，什么都可以是风险”。[14]风险作为“自然事实”或“社会事实”，并不是科学和人文的对峙。复杂风险促使风险科学向“后常态”转变，承认社会要素尤其是价值要素在风险问题中不可或缺。[15]行为科学和决策科学开始认同风险界定内在于人的观点。以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教授乔治•洛温斯坦（George Loewenstein）为代表提出的“风险即感受”理论，[16]呼应了风险社会理论所言的“在风险处境中，意识决定存在”。[17]

在政治学的关照中，风险界定问题最大的关切在于，何种风险被界定为公共风险从而获得进入政治领域的资质，何种风险又被界定为私人风险并留给家庭、社区、市场处置？贝克在回答风险界定的政治问题时指出，正是在“界定”这个最初环节上，利益驱动的政治和风险驱动的政治在逻辑上就已经分道扬镳。政治中的利益可由行为体自行定义，而风险成为政治领域中的存在则必须经由外部裁定——“风险公开接受社会的界定和建构。风险界定的地位和途径由此在政治中居于关键位置。”[18]这种公开界定让“之前属于非政治的事物获得了政治属性”。[19]认知权威无疑是风险的界定者，但却并非唯一。当代风险变得越来越难以精确测量，风险知识的专家体系充满不确定和相互矛盾，让其权威在轻信盲从和怀疑诟病之间备受拉扯。[20]选择何种专家话语系统来主导风险的问题构造，就越来越取决于其社会政治吸引力和可行性。专家体系或不得已地与政治相接、或热情地与政治相拥，将风险界定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

2.“风险选择”的政治。风险选择是对何种风险加以何种程度上的公共关注。在全球风险时代，各类人群的各种风险被公开界定出来。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分配公共注意力和资源时，给予这些风险怎样的优先地位。关注或忽略什么风险，论证或辩论中总也少不了关于客观概率（紧迫性）和预期损失（严重性）的估计和引用。于是，风险选择看似关于风险客观事实的争议。但即使将风险是否可计算这一点暂时搁置，风险选择以“客观事实”为标准，也建立在一个不道德的错误前提下，假定个体的得失哀乐可以量化加总和相互换算。这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效用主义）错误：个人“除了作为风险和收益的承受者外，在道德考虑中没有任何其他的角色，风险和收益由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毫不重要”。[21]这也决定了它在现实风险选择中缺乏可行性。

风险选择不是一个最小化问题而是一个分配问题，是关于“让谁不再暴露于风险、让谁继续暴露于风险”的选择。正因为此，风险选择引发的不仅是落选的失望和惆怅，更是在道德上的责难、在情绪上的愤怒和在政治上的行动。近年来席卷西方国家的移民问题和难民危机尖锐地凸显出风险选择的政治维度。在反对群体看来，政治精英选择将外国移民和难民所承受的风险置于本国公民的风险关切之上，这不是风险误判，而是腐败精英和外国少数之间的邪恶勾结。正是风险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问题让风险议题高度政治化、极化和复杂化。

贝克指出“得到社会关注的风险有其特有的政治爆炸力。”[22]前景理论告诉世人，避免损失比获取增益可以让人更奋不顾身。[23]政治心理学研究发现，与风险密切相连的憎恶和愤怒是激起行动的情感类型，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能够有效地克服政治集体行动的障碍。[24]这些都表明，风险选择既是政治动员的动力，也是政治动员的结果。[25]在当今政治中，风险越来越明显地充当了政治分野的划线，人们团结在共同选定的风险周围，与那些选择了不同风险的阵营形成对峙。

3.“风险归因”的政治。风险的政治性还来源于一个现代性事实，那就是风险越来越多地被归因为人的行为，即风险是“人造风险”。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之一玛丽·道格拉斯说：“对待他人造成的风险，人们的态度是政治性的。”[26]这意味着，即使作为一项科学任务的“风险归因”也具有直接的政治后果。而实际上，风险归因无可避免成为一个政治过程，关乎风险的追责和问责，拷问谁应受谴责、谁应得补偿。

风险归因让责任的自我推卸和相互推诿成为政治的一大主题。以全球气候领域中的风险归因过程为例，可以清晰看到这种政治性。正是风险归因让气候变化风险从科学问题变成全球政治问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自1990年开始发布气候变化的归因评估报告。第一期报告表示，关于气候变化是否为人造风险的问题，尚无法下一个具有高度可信度的结论。到2007年，第四期报告提供了人造风险的强证据，基本结束了关于人类活动对气变影响的科学争论。科学归因大体上尘埃落定，接踵而至的不是气候风险治理的“去政治化”，而是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了显性的全球高级政治。“人类世”一词得到全球广泛接受，意味着人类整体的责任已无可推卸，相互的责任追究和分摊成为政治焦点。“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作为一条基本的原则，如果说“共同”是科学，那么“区别”则成为新的政治。

风险中的责任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而且还归于道德领域。风险归因让道德成为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政治不再是非道德性、甚或不道德的领域。风险归因揭示人类或人群责任，处处提醒着全球风险社会是一个道德有亏的社会，正如“‘人类世’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谴责危机”。[27]无视或轻视基于道德和价值的政治分野和政治团结，让政治分析的传统框架和视角显得笨拙无力。例如，从物质理性角度来看，当前西方的边界政治无疑是可笑又迷惑的行为：在如今的技术条件和全球化背景下，一边是边界在功能意义上的消逝，一边是修筑边界墙和边界网的热情高涨。但只要洞悉了风险归因的责备政治，就不难理解为何边界虽然无力阻挡风险但却在全球风险应对中大受青睐。边界是风险归因的工具，划定“外部”作为风险之源，从而区分出“安全的我们”和“危险的他者”“无辜的我们”和“邪恶的他者”。在功能上显得迂腐可笑的边界墙和边界网，在道德和政治上却是强有力的“风险归因”宣示。这种归因利用了边界作为保护屏障的政治文化记忆，人为地营造出不安世界中的安全之地。

4.“风险治理”的政治。风险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即包含了要求干预和行动的涵义。风险治理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项科技任务，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能够脱离政治的场域。相反，当今全球政治是由风险推动的“政治的治理化”和“治理的政治化”交织而成。风险治理的理念、手段和成效让合法性和权威成为了全球政治的核心，从而打破了以权威的在场或缺位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进行二分的传统。风险让边界内外的政治在决策、政策和行为上都围绕治理议题展开，这即是“政治的治理化”。与此同时，如何治理关乎界定和构建治理问题、形成和传播治理理念、设置治理议程、推行治理模式、促成风险的接受、损害禁止和追索补偿等。这些远远超出纯粹的科学技术范畴或职业官僚事务领域，带来了跨国政治行动、国家间竞争与妥协、国际组织的治理术和权威、全球制度网络形成，即“治理的政治化”。

风险治理和权威之间的关联是霍布斯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尽管这一点常被现代政治学家忽视。自然状态令人无法安寝、惶惶不可终日，并不是由于确知的敌意和已遭的攻击，而是伤害的不确定性令人持续焦虑、终日警惕、倍感折磨。这种让人类社会陷入荒芜的风险必须得到治理。霍布斯的治理方案是建立政治权威，在《利维坦》中尝试用一个从根本上“可知”的政治秩序来清除人类群体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秩序将政治权威和认知权威结合起来，形成政治联合体（commonwealth）。虽然霍布斯并不认为权威安排可以推及国家之间，但如今国际组织集政治权威和认知权威为一体，越来越显现出霍布斯风险与权威的现代全球版本。

洛克政治思想中的权威也与风险紧密相连，但洛克关心权威并非意在消除风险而是阐述了权威如何与风险相互依赖又相互强化。法律作为事前规定无法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视情而定的“特权”（prerogative power）就必不可少。这种难以得到束缚和监督的权威建立在信任基础上，但本身又十分可疑，反过来让政治生活陷入风险。[28]今天的全球政治中，人们正是渴望着权威，又对权威公开质疑，一方面是轻信和盲信的政治，另一方面又是全球性的信任危机。[29]

权力的核心地位将政治和其他领域相区别，而风险治理不仅是权力的实施过程，也构成了权力的产生和变化之源。传统国际关系聚焦于强制性权力，强调权力的物质资源基础。风险作为可计算的理性，是治理术权力的集中体现，这让全球治理中的权力形态和关系变得微妙和深沉。例如，风险治理的绩效评估，产生了以认知权威面目出现的“指标权力”，以“无主权力”的形式实施权力。[30]又如，“言说”在传统国际关系中不过是“嘴上功夫”（cheap talk），但全球治理中热议着话语实践产生的权力，正因为“言说”如此明显地框定了治理的想象空间和行动范围。此外，道德优势可以弥补物质资源的不足，为“无辜者”提供权力，在政治谈判中赋予弱势方以地位和力量。这解释了小岛国发展中国家何以在气候谈判中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这些国家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可以忽略不计。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倡导网络得以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由于它们基于价值观和道德的影响力。[31]

（三）风险形塑的政治：时空性与情感性

不仅政治塑造了风险、贯穿风险的整个“生命周期”，风险也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当代政治现实。作为社会事实的风险让政治不再能够在静态而外生的时空坐标上得到理解；相反，时间和空间经由风险而内化于政治，成为政治策略和政治权力。风险的政治性还让学科迎回了那些从前看不见或不愿意看见的“非理性”要素，改变了国家间“冷政治”的学术传统，要求通过严肃对待情绪与情感的角色来理解当前的全球“热政治”。时空性和情感性进一步动摇了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国内政治二分法，国家边界内外的政治逻辑不但相通，而且统一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

1.时间和空间：从政治的外生坐标到内在属性。政治在时空中展开、又赋予和改变时空的功能和意义。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国家间关系，逐渐确立和强化了主权领土的空间规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元规则”，让国际关系学成为堪称最具空间特色的现代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同时也极为重视将国际关系史实放置在时间刻度上加以认识和记忆，从时间脉络中提炼规律和汲取智慧。然而，国际关系学却被内外夹击地批评为既是“时间盲”[32]又缺乏空间想象力，[33]将时空视为外在于政治进程的背景，以致思想和理论中缺乏“时间性”和“空间性”。

时间性不同于时间，是对时间的经历和体验、对时间所进行的社会组织，以及如何赋予时间以社会意义。时间性并不是某种存在，而是用以理解现象的社会诠释。[34]虽然政治总是面向未来的感知、决策和行动，但风险深刻改变了“未来”在政治中的意象和意义。正是对未来的专注让现代社会为“风险”所定义。[35]对风险的掌控就是对未来的掌控、对风险的尽责就是对未来的尽责。风险即未来、未来即风险。同时，风险视野下的未来又不同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所看到的未来，后者是有条不紊的往复循环，未来既是扼腕叹息的陷阱悲剧，又是尽览无余的平淡无奇。风险视野下的未来，“并不构成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时间区域，也不是明天具体愿景的地平线，而是偶然性和猜测的不确定来源”。风险永远处于可争议的状态、在本体上不稳定，决定了未来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是虚构。未来因此成为一个“认知黑市”（epistemic black market），[36]“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政治时间性，这种时间性不确定、不可预测且不安全。”[37]

风险的时间性让政治趋于保守、专注于损失型未来，安全话语主宰着政治。未来不再敞开大门迎接勇士，而成了焦虑和愤怒的人们挣扎反抗的对象，形成时间和人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不可更改克洛诺斯（chronos）[38]之中尚存浪漫色彩的卡伊洛斯（kairos）。[39]但在风险驱动的现代政治中，最好的时机是已然错失的时机，当下和未来的每个时刻都是下一个不容错过、又为时已晚的时机。于是，保守的“预防”成为政治中备受推崇的审慎。风险打乱了曾经行之有效的各种时刻表，但为了预防和重获可控感，新的时刻表在全球政治中不断涌现，被无数双警觉的眼睛所注视。这样的政治是过敏和压抑的政治。

空间性也不同于“空间”，指空间和行动、互动、实体及认知之间的相互影响。空间可以是物理空间或社会空间，但“空间性是一种社会建构，不是外生给定的绝对坐标系……而是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40]空间性本质上是政治性，因为它“构成了不同形式的权力发挥作用的特定方式”。[41]空间对于任何权力的实施而言都是基础性的。领土空间并非空间上的一块地方，而是一个属于政府治理的问题性存在（governmental problematic），是汇聚和施展治理术之地。

风险的空间性同样制造了全球政治中无处不在的张力。全球化和现代性的风险改变了专注于国家间政治的空间设定和意义。领土主权安排通过明晰和固化权威的空间分割而建立出国际基本秩序。领土边界划分出一个个具有整体性的政治实体（国家），对于领土内任何一部分的外部威胁即构成了对国家整体的威胁。然而，风险却拒绝承认外部的空间分割性和内部的空间整体性，它流动、蔓延、无孔不入、平地起波澜，难以划分内外，也无法再令人信服地声称对部分的风险即是对整体的风险。风险的空间性诡谲多变、缺乏稳定感和秩序感。

此外，不同于经济全球化，风险全球化缺乏一种空间乌托邦想象。它连接了原本分割的空间，但又不会走向基于风险的天下大同。经济全球化下对空间的弥合等同于政治力量在市场力量面前的退败。但风险对空间的塑造则在政治、市场、社会和认知等力量的结合与斗争中模糊了来路和去向。一方面，风险全球化是去边界的力量，促成跨国行为体和全球社会的形成和活跃，复苏全球治理的古老理想，产生不再附着于特定空间区域的权威；另一方面，阻断和隔离又是古老而深入人心的风险应对策略，这些空间策略将全球性的风险投射到为历史记忆所固化的政治社会版图中，以政治惯习的空间分治方式，将全球风险治理陷入僵局，同时又方便快捷地提供权宜之计。

风险的空间性之所以矛盾重重，正是因为风险既是“脱域”的力量、又必须钉入特定空间的点位（locality）得到理解。这可以从有关风险的知识总是与各种地图进行图层叠加窥豹一斑。地图承载和强化的正是近切与遥远、内部与外部、“我们”与“他者”的区分。究其实质，让风险得到理解的关键，不是潜在危险的客观度量，而是谁对谁构成了潜在危险的指认。“谁”作为实体的存在，必须首先得到边界的划定和距离的确定。空间区分和空间规训贯穿于有关风险的自我责任与政治责任中。对风险中的人们进行空间照拂、实施空间隔离或进行空间过滤，既要诉诸政治权力又反过来强化权力。风险的空间策略并非科学技术手段，也不是官僚治理，而是权力的行使、争夺和抵抗。风险将空间作为权力工具的潜力进行开发，塑造了深刻复杂政治空间性。

2.情感与情绪：从“冷政治”到“热政治”。风险让政治变得混乱模糊和阴晴不定，控制的企图总是伴随始料未及的失控。对政治学家而言，全球政治似乎被某种陌生而令人鄙夷的力量所驱动。这种力量就是情感和情绪。全球化和晚期现代性风险具有的内在特征，它们与极具政治爆破力的情绪紧密相连。与聚焦性的威胁不同，弥散性的风险无法加以还原主义的处理，也很难找到确切的外部对象来进行对抗式清除，这引发无力感和触发焦虑情绪。焦虑侵蚀信心、产生漫无边际且持久难消的不安全感。[42] 同时，现代风险几乎都可以归因于“人为”而非“自然”，风险因此成为社会礼崩乐坏的集中体现。这让风险治理远远超出了技术范畴，成为有关道德和价值的尖锐斗争，核心是关于谁来纠正谁的不法和不善行为。风险的道德拷问引发另一种与政治相关的强烈情绪即愤怒。愤怒导向非黑即白地看待世界的倾向，将人们分为“我们”和“他者”，“他者”是道德上的邪恶、行为上的威胁。[43]

千禧年后全球风险的凸显让埋进深层的情感因素以激烈的方式涌入政治。风险引发焦虑和愤怒，直接影响政治动员、政治参与和政治决策。更为复杂之处在于，焦虑和愤怒虽同为负面情绪，但却导向相反的认知和行为倾向。焦虑与信息渴望、避险保守、犹豫多疑、踟蹰不前相关，而愤怒让人倾向于渴望行动、无视险境、内心优越、言之凿凿。矛盾情绪的交织让全球风险时代的政治喧嚣澎湃、莫衷一是。

全球政治的情感现实让国际关系学既有理论无所适从。传统国际关系学思想体系遵循“冷政治范式”，将良好的政治和应然的政治定义为摒除情感的“干扰”而完全处于理性光芒之下的政治。将理性和激情相对立，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都具有深厚的渊源。[44]在这种对立中，一方是通过毫无感情来达到的智力，另一方是导致道德沦丧或清醒丧失的情感。驱动国际关系学建立的初心就是以政治的文明化来克服战争的野蛮。战争是激情的灾难性后果，情感情绪就自然成为文明政治理应克服的病症，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现代国际关系思想体系集体有意识地排斥情感因素。但情感要素却也只能被埋藏而从未能剔除。拒绝和压抑反而让情感在深层发挥影响。国际关系学者内塔·克劳福德（Neta C. Crawford）指出，“国际关系学者们曾言说或不曾言说的愤怒、恐惧、爱、同理心、报复欲望，在诸多重要方面塑造了这个学科”。[45]

大约在风险的社会政治理论开始受到关注的同期，人文社会科学界发生了“情感转向”（the affective turn）。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席卷文学、宗教、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众多领域。“情感转向”要求将对情感的思考从心理学研究中分离出来，不再将情感视为个体的内在状态或心理病征。[46]这一浪潮也波及了国际关系学。早在1996年，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和政治心理学家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就呼吁关注情感在世界政治中角色，[47]引发关于情感的研究路径和学术潜力的讨论。[48]之后，以对国际关系中知觉和错误知觉研究而负有盛名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以自省的方式来强力推动“情感转向”，撰文公开承认他学术生涯早期“犯下的重大错误”就是尚未触及情感和情绪。[49]当风险更为明显地浮出全球政治的水面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谈到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全球政治范式革新，特别强调严肃对待情绪和情感因素的作用。[50]

实际上，政治研究领域中的“情感转向”早已不限于呼吁阶段。对情感和情绪要素的考量产生了情感的政治理论和实证研究。情感态度理论、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和情感智能理论等理论和模型，均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风险分析视角。[51]在议题研究方面，政治研究越来越关注焦虑和愤怒在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和跨国政治中的政治动员、政治对抗、政治辩论、政治情感反身性、政治道歉与赔偿辩论中的角色。[52]在方法上，政治实验和文本大数据分析之所以成为近些年来风头正劲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它们是情感和情绪研究的有力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情感和情绪不再被视为人性或制度的不幸缺陷、对理想政治追求的必然阻碍。情感智能理论重新审视了“何为智能”这样一个“智能时代”的核心问题，提出情感是一种高效接收信息和将信号整合到认知过程中的能力。[53]政治哲学和批判政治理论也越来越多地关注焦虑和愤怒带来的政治“正能量”。焦虑可能释放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将人们从现有社会秩序设定的焦虑稳定机制中解放出来。[54]作为一种公共情绪，焦虑可以引导人们去探寻“一种与世界协调的集体方式”。[55]将风险而非威胁作为安全问题的核心，用焦虑代替恐惧，或许是传统安全框架失效后再寻出路的希望。愤怒带有报复性冲动这一点让人们谈之变色，可能让世界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苦海。[56]但愤怒也可具有积极的工具价值，它刺激人们追求社会公正、对错误的政治行为进行纠正，有助于政治上善的实现。[57]正如政治哲学家阿米亚·斯里尼瓦桑（Martha C. Nussbaum）所言，愤怒是公开性地“品味不公正”的一种方式。[58]除却工具性的反抗价值，愤怒作为“好善恶恶”具有内在价值。愤怒本身即是美德，而愤怒的政治有其自身的正当性和价值意义。

承认风险的政治性，就是承认风险与全球政治相互塑造的关系，也是承认将风险视作自然客体的政治理论需要得到深刻反思和全面重构。安全是国际关系学中最具特色的核心议题，既有安全理论是最具学科代表性的理论，也最典型地秉承了风险科技范式。风险作为政治性概念，意味着曾经处于“非常”和“高级”的安全议题不再具有那样的特殊性，其逻辑可以纳入全球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实际上，林林总总的全球议题背后是风险、政治与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杂乱、矛盾而碎片化的全球政治现象，背后是全球风险政治的逻辑统一。

（一）全球安全的风险政治

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尽管存在着各种异见和论争，但其中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威胁—安全”的二元对立——安全即为不受威胁的状态。[1]一种潜在危险能够被称为“威胁”，需要具备加害的主观意图、来源的清晰聚焦和应对的时间紧迫等特性。正是安全理论所基于的“威胁—安全”二元对立，“棋盘”的国际关系空间意象深入人心。安全即对弈：国家分列“楚河汉界”两边，还未开局已经预设了彼此互为“威胁”，每走一步都既为生存、又为加害，根据对方一举一动而揣测意图和精心应对。[2]然而，正如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总裁、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棋盘与网络》一书中指出，“棋盘”意象是过时的战略思维对世界的一厢情愿。[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安全的核心已从应对威胁变为管控风险。核时代的最大安全问题在于如何管控核威慑失败和核武器扩散的全球性风险。冷战结束后，非国家行为体在安全领域中角色的凸显，内战和族群冲突风险、国际恐怖主义风险、跨国犯罪风险等非传统安全再也无法在“棋盘”框定下得到理解和处置。越来越多的学者公开主张“风险实际上正是新安全”。[4]“威胁—安全”理论范式向“风险—安全”理论范式转变。

这一转变让“安全议题如何产生”成为一个首当其冲的研究问题。风险的诞生要求得到公开的界定，“风险—安全”下的安全也就同样如此。国际安全研究长期将安全视为某种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状态。照此要求，安全被批评为一个发展欠缺的概念。[5]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国际安全学者[XP1] 大卫·鲍德温（David A. Baldwin）在仔细解析安全概念时发现疑问重重，呼吁进行更为谨慎的概念化。[6]但“风险—安全”范式并不致力于将安全重新概念化，而是揭示出安全作为一种指涉和建构的本质。当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说安全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时，他并不要求用安全去描述客观状态，而是意在构建基于话语实践的“安全化”理论。[7]

“话语”是相互关联的文本和实践的集合，“系统地形成了人们所谈论的对象”，[8]不只是对世界的表达，更是赋予世界以意义、价值和重要性。话语“不只是描述事物；话语作用于事物”。[9]在安全化理论中，话语实践通过公开言说将常态的风险变为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将常规议题特殊化，提升到“高政治”的非常态领域。利益相关群体运用这种话语实践将其关切的风险竞相变为生存威胁，从而使议题成为安全问题。这造成了安全泛化，让政治社会生活过度压抑和保守。以布赞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主张“去安全化”，反对非常安全措施和行动的泛化现象，旨在通过打破“紧急—正常”“安全—政治”和“安全化—去安全化”的人为二元划分来寻求安全。

安全化理论的另一种视角以巴黎学派为代表，着眼于安全人员身份和惯习等安全实践对安全议题的塑造。与哥本哈根学派形成有趣的对应，巴黎学派的“安全化”不是将治理议题上升为安全议题，而是通过安全惯习和身份固化，将安全议题变为常态化、流程化、官僚化的治理问题。[10]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国巴黎政治大学与英国国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迪迪埃·比戈（Didier Bigo）强调，安全专业人士之间具有共享的知识、惯例和社交模式，遵循特定的执行流程和游戏规则，形成了关于安全的共有知识，并随着跨国交往、合作和辩论在全球范围内界定了什么是“安全”。[11]巴黎学派所揭示的不同于哥本哈根学派的另一种“安全化”，有助于人们理解安全如何从国家间的战争威胁转向了“不稳定的永久风险”。[12]全球的安全政策发生了语义上的深刻改变，那就是安全议程所围绕的不再是消灭威胁而是管理风险。[13]

除了安全的界定外，“风险—安全”的范式转化还要求重新探寻安全的维度和策略，其中，情感要素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风险引发焦虑情绪，增添了本体安全这个深层的安全维度。“威胁—安全”范式聚焦物理性安全，专注于实体的生存概率。但风险引发的焦虑具有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思想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可能性和变化不安。[14]本体安全由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15]国际关系学者借用并进行修正和发展。全球风险时代为“一种深层的、无能为力的状态”所定义，复杂风险让人“不知道要面对哪些危险，要忽略哪些危险，即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16]当个人或国家一直疲于应对新的情况，行为不再从自我的身份发出，而是由外界冲击引发，就无法支撑和强化自我认同，而是对自我而言陌生相悖。这打乱了自我的秩序感和稳定性，引起焦虑和不安。关注国家的本体安全维度，不仅是为了理解当今全球性的深层不安，也解释了国家在追求物理安全时为何常常陷入南辕北辙的矛盾政策。本体安全理论家们提出一种可能，那就是国家或许并不想走出物理安全意义上的安全困境，因为它有助于保持和强化“保护型”国家这一本体存在的稳定感。[17]

与风险相联系的另一大情感是愤怒。愤怒是一种常见但理论化尚且不足的安全策略。愤怒令人低估和忽略风险、产生对世界的笃定看法和对自我的爆棚信心。这让愤怒成为缓解焦虑的情绪策略，尽管它往往令行为体深陷险境而在客观上增加不安全。地缘政治在今天的强势回潮，将传统安全置于聚光灯下，但或许这只是处理全球深度不确定的一种情感安全策略。情感地缘政治理论正是将情感与政治的空间性构造相联系，提供对我们时代安全困惑的解释。[18]全球风险带来安全感丧失的不可容忍状态，国家急于寻找摆脱的方式。古老的地缘政治提供了方便而熟悉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s），为无法理解的安全现实提供认知策略和心理依托，通过回归历史惯习思维来创造本体的连续性，也通过将漫无边际的焦虑转化为地缘对抗中的愤怒来寻求安全感。建立在拉康理论的焦虑政治、批判地缘政治、本体论安全理论等基础之上，情感地缘政治解释了地缘政治何以作为一种安全的权宜之计在这个焦虑与愤怒交织的时代备受欢迎，尽管它本身是危险的、并制造出更多的风险。[19]

“风险—安全”范式中的情感安全策略表明，追求安全的手段早已不限于“威胁-安全”下主要诉诸的军事。安全的“常态”政治化专注于预防和治理，诉诸“科学化”而非“军事化”。如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家米凯尔·拉斯穆森（Mikkel Vedby Rasmussen）来所言，“安全政策的目的不再是阻止威胁，而是‘过滤’掉真正严重的风险”。[20]然而，存在更多的安全策略选项并不等于安全更易获得，而是让安全的考量空间变得维度更高、噪音更大。风险只可管控无法消除的本质，让处理风险的政策和行为必须具有持续性和连贯性，而非像曾经作为“高级政治”的安全那样定义在非常态的离散时空中。“风险—安全”将抵御和消灭威胁的临时紧急模式进行长期合理化，风险管理而让政治充满社会工程的冲动。作为客观不确性的风险和作为社会事实的风险都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生生不息、层出不穷。风险治理的大张旗鼓和全民参与，意味着风险治理的“反身性”——风险治理反过来强化风险识别和风险界定的能力和动力，风险必然边治理边涌现，从而安全也越追求越遥远。这让“风险—安全”陷入新的悖论，也正是当前沸沸扬扬的“去风险”正在奔向的悖论。

（二）全球治理的风险政治

“风险—安全”框架下的理论探索，表明当今的全球安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治理的问题界定、内涵构造、意义赋予和行动策略等各方面，与经济、社会、环境、公共卫生等其他全球治理议题共享理论框架和核心概念。风险从一个科技概念转化为政治概念，整体上推动了全球治理的政治理论反思和重构。

包括安全在内的所有全球治理领域都要经历一个“问题构造”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不仅是以科技的方式识别客观存在，而更重要的是进行“风险化”，即一种“激活特定形式的‘风险—安全’的话语政治行动……成功的风险化是让对象成为既‘真实’又‘可治理’”。[21]不确定性无处不在，但什么不确定性及谁的不确定性能够成为全球治理的对象，首先需要得到公开承认，成为一种“社会类型”（social kinds）和“治理对象”（governance object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本特利·艾伦（Bentley B. Allan）将安全化理论扩展至整个全球治理领域，指出在构造全球治理问题的话语进程中，认知权威和政治权威之间视情而定地结合，贯穿于三个前后联系的步骤。第一步是对象指涉，将某种不确定性进行社会区分并赋予社会共享的特定意义；第二步是“转译”，让风险够脱离地方性的语境而成为普遍性的关切，从而风险可能成为全球而非限于地方治理的对象。这并不要求全球各地对同一种风险有共识性理解，而只需奠定辩论（谈论）和争执的基础即可；第三步是“问题化”，潜在危险必须是等待答案和呼唤行动的“问题”才能够成为治理对象。问题化要求成功地将关于风险的话语嵌入到关于身份、安全和权力的既有政治话语体系。[22]

可见，全球治理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去政治化”的官僚技术领域，风险的政治性决定了全球治理就是全球政治。权威和权力跟随风险的问题构造进入全球治理、并贯穿治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全球治理可被“视为在没有世界政府情况下的‘类似政府的行为’，或探讨‘我们实际上拥有什么样的世界政府’。”[23]而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家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所说，政府可以具有各种形式，国内政府形式不过是其中一种。[24]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什么样的“世界政府”形式，而在于全球性政治权威的存在。

权威问题居于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近年来催生了不少新的思想。例如，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学家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将国际权威植根于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沿袭“官僚即权威、权威即官僚”的路径，[25]提出在全球治理中发展起来的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和程序是权威的来源和正当性根基。[26]加州大学圣迭亚戈分校国际关系学家戴维·莱克（David A. Lake）从“社会契约”思想传统出发，建立了权威的“交换关系理论”，即权威产生于互动和基于理性计算的交换，将权威关系的可能性从国家内部和国际组织推广到了主权国家之间。[27]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家迈克尔·祖恩（Michael Zürn）的反身性权威理论，解释了为何国际权威与对其的怀疑总是同升同降——反身性权威是人们认知推理的结果，建立在相信他人或机构具有专业知识或处理问题能力的基础上。[28]这种权威必然会招致持续的质疑和挑战。权威越重要，对权威的反思和推理就越广泛、越深入，权威也就越容易遭到怀疑和抛弃。反身性权威理论将信任与怀疑、服从与反叛同时包含在了权威之中，区别于其他国际权威的理论、更有别于传统政治学中的权威理解。

严格地说，权威是权力的一种类型，权威重要性的显现是全球政治中权力形态和逻辑改变的重要方面。风险不仅让权威重回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理论，也突破了长期以来将强制、行动及其直接后果作为权力要素的认识，有助于理解更为微妙而深层的权力形式和现象。传统路径将权力等同于强势行动者手中掌握的、用以改变弱势行动者的工具。[29]这种“面孔”清晰的权力具有直接而确定的主客体。但全球风险的脱域性质和弥散特征，决定了在全球治理的整个过程中，权力既不必然来自特定的行动者，也不一定会直接作用于行动者。如前所述的全球治理问题构造过程所示，权力的受动—施动关系既不明确、也不直接，而是隐去了清晰可见的“面孔”。[30]“去面孔”的权力在无形中框定了思考、行动和评估，定义了何为“可能”、何为“可以”、何为“自在”、何为“规范”，以及何为“问题”，构建了全球治理的社会场域。[31]权力来自风险与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风险不可能存在于完全的知识或完全的无知之中，权力正是产生于风险知识的存在又残缺，让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体制化的谈论或书写现实的方式”。[32]

权威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促成垂直型的协作；而其他类型权力的作用，影响到的通常是全球治理中更常见的水平型合作。协作与合作是政治互动的目的和结果，对有效而公平的全球治理必不可少，而解决合作中讨价还价问题的政治方式是权力。风险的道德性和可谴责，意味着全球治理的合作区别于传统国家间合作的核心之处在于，后者专注对利益的讨价还价，而前者的关键在于对责任进行分配。这也意味着权力在不同的合作中具有不同形式和扮演不同角色。例如，从传统合作理论看，全球风险的国际合作不过是老生常谈的“搭便车”问题。然而，风险具有复杂的责任问题，责任向历史和未来两个方面延伸，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很难明确“谁”究竟搭了“谁”的便车。在有关气候风险的合作谈判中，在物质意义上更具权力的国家虽然充当了资源提供者的角色，但却仍然被指为“搭便车者”，处于谴责的风口浪尖。这表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大小并不能在有关责任的讨价还价中为国家赢得优势。

国际合作和权力形态发生变化的实质在于，风险治理合作中的责任分配不是求解“均衡”而是追求“公正”。全球风险政治不再仅限于利益和权力的政治，而是损失、道德和权力三者相结合的政治，其中，不断产生的道德原则来框架化了国际合作。[33]当然，道德原则并不意味着国际合作变得比过去更容易；恰恰相反，合作可能因为失去了物质利益维度上具有的那种普适原则而变得更加困难。关于分配公正并没有一个通用的衡量手段，如用货币（及其汇率）来衡量和换算利益。何为公正往往取决于特定的道德体系，它与所处地域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在承认多样性道德体系和在地性风险处境的前提下，如何在现实国际合作中推进公正，成为当前重要的政治辩论和研究议题。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聚焦实现的比较”的公正理论，认为公正不能只停留在道德和哲学讨论的层次，而是必须认识到组织社会的不同方法之间常常存在歧义，不止一种安排是公正的而是可以承认多种方法的公正性。[34]这增加了国际合作的考量维度和复杂程度。

国际合作维度增高和互动复杂，产生了迥异于传统国际制度形态、功能和意义的国际体制复杂性，即“嵌套的、部分重叠的、平行的、无等级秩序的国际体制”。[35]当今全球治理中国际制度的特点就是权威重叠和网络结构，既不同于曾经国际制度那种各自授权、相互分工的离散关系（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又迥异于国内治理中制度体系的等级排列和明确裁定，而是具有深层次的复杂性。国际体制复杂性深刻挑战了国际制度研究中的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和视角，也要求摈弃还原主义路径那种对国际制度进行逐一研究的方式。国际体制复杂性意味着输入和输出之间存在着不可预料的关系。不同价值、信念、道德体系和关系网络汇聚在一组体系中，看上去复杂交错、关系稠密，但内部也存在着信息联通的严重不均匀和难以识别的断裂。这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表面上集全球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等各种听上去诱人的优秀特征于一身，但也失去了曾经那种国际制度的功能性承诺，因为国际体制复杂性通过增加全球治理场所的数量创造了小团体环境，导向碎片化的全球治理。[36]很难预期和预测这样复杂的国际体制体系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治理结果。[37]研究者们因此不得不放弃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理论，开始采用复杂系统研究范式，对制度网络中的路径依赖、间断平衡或循环方式等加以考察。

对风险概念的重新理解不仅推动对全球安全和治理的理论反思和构建，在研究方法上也相应地要求对现有思路和路径进行大幅度修正，从追求价值中立的科学范式转变为承认并纳入价值要素的“后常态科学”范式，从还原主义方法转变为复杂系统的结构主义方法，利用新的信息形式和分析方法来对从前视为干扰项的情感情绪进行政治观察和测量，以及将因果关系的实证探寻建立在与经典随机实验截然不同的复杂背景之中。

（一）“基于价值的科学”范式

风险由科技概念转变为政治概念并不必然背离全球政治思考的科学范式，而是要重拾道德、责任、价值和情感等要素。“基于价值的科学”与“无关价值的科学”相对应，在温和意义上是“依据科学、基于价值”决策，[1]在更强意义上是将价值因素作为目标、解释和方案纳入科学研究。[2]当现象所涉范围大、不确定性高时，基于价值的科学要求承认和接受这些不确定性，分析事实争议和决策冲突背后的不同价值规范和道德体系，从而寻求创造性、替代性和补充性的路径和方案。在研究手段上，基于价值的科学要求超越长期科学传统对简洁理论、精确度量和清晰因果关系的追求，同意引入更为多样的信息类型和诸如对话与沟通等获取信息的方式。[3]这种向“后常态”科学范式的转向正是为了顺应复杂风险和深度不确定性的结构性变化，不仅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反思，而且席卷了自然科学和工程等领域。

全球政治基于价值的科学路径要求尤其重视在地性知识，在观察、阐释、解释、预测和方案设计中纳入在地性知识。在地性知识是为特定社群所共享的知识，并非来自科学，而是产生于经由时间过滤和沉淀的经验。这些知识是对特定地区和环境进行适应的产物，嵌入社群的日常生活、制度、习俗和仪式之中。一种误解是，相对封闭的社群才具有在地性知识，而开放的社群则由普世性知识主导。但其实任何一个社群均依赖着在特定时空中产生的知识体系。如在安全问题上，个人必然持有一套建立在其独特经历基础上的整体安全体系，而社群的整体安全体系也同样建立在在地性知识之上，来自外界和来自未来的事物如与在地性知识的相容，则不会搅乱这个安全体系；如若无法由在地性知识进行理解和容纳，则带来风险及对风险的焦虑和愤怒。基于价值的科学正是要将带有不同价值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纳入到理解和方案中。正如曾经追求国际制度普适理论的罗伯特·基欧汉所言，全球风险政治下的范式革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注重比较政治对在地性知识的提供。[4]

（二）复杂系统的思维和方法

在科学思维和方法上，一直存在着还原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此消彼长。风险研究的科技范式曾经是还原主义的，但随着风险的交织传播、相互生产和加强，复杂系统思维成为深度不确定和复杂风险研究的主流方法，采取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高阶关系和系统模式，尤其注重复杂系统所呈现的自我组织、反馈循环、非线性和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及涌现模式等。复杂系统的重要思维和常用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包括网络分析、基于代理的建模、复杂博弈论、混沌理论、复杂自适应系统、模糊逻辑和启发式算法等。它们被应用于经济学中的系统风险研究、城市规划领域中应对风险的韧性和适应性建设，以及政治学中研究意识形态和价值驱动下的政治行为（如投票模式和政治运动）、冲突风险管控、文化演进、公共卫生风险追踪和管控等。

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来看待全球风险和全球政治，不仅意味着将政治视为一个复杂系统，还要将其作为子系统嵌入更大的复杂系统。其中，政治并非是一个清晰分割的领域，而是与经济、技术、社会、文化、道德、生态等其他系统交互相连。风险内生于系统而不是系统外的冲击。治理既不能够“消灭”风险，甚至也无法控制风险。全球风险治理的要义变为人们如何与风险共存，这不仅意味着构建应对客观风险和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从风险的政治性上寻求“风险接受”和“风险容忍”的共识。接受什么风险、什么程度的风险、谁来容忍谁的风险、容忍到什么时候，这些关键性问题须在风险政治文化本身所构成的复杂系统中得到回答。换言之，政治要追求复杂高维的平衡，而治理也要承认主客观性的界限模糊和风险处置的反身性。

复杂系统思维让政治从崇尚一元理性到承认和拥抱多元竞争性理性。将风险视为政治性社会事实，究其实质是承认知识与社会结构的共生关系、承认政治冲突发生在相互竞争的多元理性之间。没有什么普遍单一的理性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于风险社会事实的争辩与行动。更重要的是，在认识和处理风险的全球政治中，多元竞争性理性带来力量而非干扰。多元理性帮助在政治复杂场域和社会文化中寻找有效和公正的风险应对方式，激发以新的角度去拷问在一元理性下视为禁忌的问题。例如，在全球安全领域，一元理性从来都只问“多安全才安全”，而多元竞争性理性则让我们大胆地问“多公平才安全？”[5]

（三）实验方法和文本分析：研究风险的政治情感

复杂系统思维和结构主义路径并不等于将全球政治的理解一味推向宏观化方向。相反，它们要求与微观层次的观察和推理相辅相成。风险作为“社会事实”意味着，理解全球政治就是要克服政治功利主义的分析歧途和道德错误，理解具有不同心理构造、认知训练和社会背景的人如何构建、感受、认识以及处置风险，从而夯实风险政治理论的微观基础。对人作为对象的理解之所以区别于自然客体，其关键在于人的认知和情感。在实证层面上，这就离不开文本分析和实验方法。

这些方法近年来已在政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对政治中的情感和情绪进行观察、度量和因果分析是最主要的研究任务之一。实际上，政治学中的“情感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由理论反思推动，文本数据和实验方法才是其最强劲的推动力。最早进入政治学的大数据技术即是情感语义分析，打破了国际关系学不谈情感的禁忌。对情感正负、程度、类别进行大数据研究，[6]形成了“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这一跨学科领域，运用计算技术来理解情感和情绪对人、社会及人机交互的影响和策略。[7]在全球风险研究也已出现一批出色的成果展示了情感文本分析的巨大潜力。[8]

除了对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外，在实验环境中通过操控受试者的情绪来观察情感对政治判断和决策选择的影响，也得到日益普遍的关注和应用。实验室条件下不仅可以操控情绪以得到更为干净的因果关系，还可以用仪器等进行精确测量，捕捉到还没有进入受试者意识之中的情感。在实验室外开展的田野实验兼具可操控和处于真实世界的优势，因此也备受青睐。这类方法通过随机分配处理组和控制组，观察愤怒和焦虑如何影响人们对政治信息进行辨识、如何看待风险政策，以及情绪的影响是否与党派意识形态之间具有稳定的关系等。

（四）复杂系统因果推论方法

将风险视为社会事实，并非让风险归因和风险政策评估陷入主观臆测。相反，研究何种因素导致风险归因的差异、何种政策通过改变风险社会事实而产生治理成效等问题，必须依赖严格的因果推论方法。因果推论是社会科学中“信度革命”的同义词，采取比传统因果关系的理论和方法更高的标准，要求以更透明的识别策略来保证因果实证证据的可信度。[9]风险的复杂性和反身性对于现有的因果推论思想和方法形成了挑战，要求在复杂系统而非社会真空中识别因果效应。

众所周知，随机实验既是因果推论的黄金标准，也是因果推论的理论和原理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作为“黄金标准”的随机实验依赖一个核心假定，即受试者身上发生的影响互不干扰。[10]这个假定显然与当今风险和全球政治不相兼容。风险及其引发的情绪具有强烈的蔓延性质和非线性动态，充溢着全球政治系统。这要求研究者放松和放弃这一经典假定，开发复杂系统因果推论方法。这些方法在因果推论的标准和框架下，通过研究设计来识别“外溢效应”、[11]高阶因果效应（反馈回路）、[12]习以为常和主动适应与学习等问题、[13]追踪潜伏效应和难以预料的突变性影响等。[14]这些因果推论在方法和技术上的挑战，或许可以在当今占主导地位的“潜在结果模型”和反事实理论框架下得到处理，但更需要依赖国际关系学者还更为陌生的因果理论框架，[15]甚至可能需要对“原因”和“结果”进行重新概念化。[16]如芝加哥大学统计学家帕纳吉奥蒂斯·图利斯（Panagiotis Toulis）所言，“复杂系统中的因果推论可能没有通用的方法，而是取决于考量的上下文和范围”。[17]

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凝聚了古今中外政治智慧的学科，在当今时代却面临着实证观察中的困惑重重和理论解释上的力不从心。这正是由于全球化的风险形成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全球复杂系统，风险的政治性又让这个系统充满了较之从前更为微妙和深层的政治。然而，对风险从不陌生的国际关系学却长期秉持风险的科学—技术范式，在理解和观察风险的政治性方面落后于邻近学科。将风险作为一个政治概念重新引入国际关系学的意义在于，它为这个以既有框架来看显得矛盾重重的今日世界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观察角度和分析路径。

将风险视为社会事实，就是承认风险从诞生到进入治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均处于政治的场域。风险是政治性的构造，从产生那一刻起就既是政治的负担，又是政治的工具，带来公开的社会谴责，又产生强大而隐秘的政治权力。风险模棱两可又事关切身，将全球政治的大门向各类行动者敞开，改变了政治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带来与从前大相径庭的政治视阈。但全球风险并不能让世界自动走向贝克乐观预言的基于焦虑的全球团结。国家主义下的“冷政治”变为了多元主义下的“热政治”，情绪和情感让政治变得扑朔迷离，但同时也可能是解放性力量，将政治中埋藏或排除的问题加以关注和处理。

全球风险和全球政治的相互塑造决定了风险的自反性和政治的治理化。风险的持续性和长期性决定了政治的主题是治理，而风险的政治性又意味着治理即是政治而不是“去政治”。风险让安全成为全球治理的议题之一。全球安全现实早已经被安全化、去安全化、风险化等进程所形塑，无论是安全议题的生成、安全的内涵还是安全策略，都远远超过了“威胁—安全”传统框架的想象空间。对全球治理其他议题的观察和分析也都可遵循相似的路径，即问题构造、内涵和意义赋予、围绕风险治理生成的“去面孔”权力及其导向新的合作与冲突。这形成一个新的整体理论框架，为看似碎片化和层出不穷的现象提供相对有章可循的理解。与此同时，复杂风险和深度不确定性也相应地要求在方法论上的深刻反思，并在实证策略方面为引入新工具开辟了广阔空间。以风险为社会事实来进行的理论反思与重构，并不必然走向纯粹批判，而是可以在实证测量和因果识别中探寻兼具“善与效”的全球政治。

诚然，从将风险视为一个科技概念转变为注重它的政治本质，并不能为思考全球政治提供某种捷径。恰恰相反，这很有可能是一段艰难学术之旅的开始。承认风险的政治性，在原本高度简洁而稳定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中引入了既不熟悉、又不受欢迎的要素。风险集非线性关系、主客观性的模糊和转化、复杂系统的演进和涌现于一身，意味着基于风险概念来理解全球政治不得不面对高度的复杂性和内在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重重挑战。但人们除了直面这些挑战之外，或许别无选择。

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