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列宁与妻子纳德什达·克鲁普斯卡娅 (Nadeshda Krupskaja) 在苏黎世Spiegelgasse 14号居住了大约一年。在此期间,列宁在苏黎世完成了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段流放在苏黎世的看似不起眼的时光为列宁后来回到俄国、成功领导十月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17年3月15日,俄国难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和往常一样,穿上破旧但整洁的外套,准备从位于苏黎世Spiegelgasse 14号的家中前往苏黎世中心图书馆。正在他准备出门时,一位来自极左翼辩论社的波兰同志从苏黎世老城区尼德多夫区方向跑来,气喘吁吁地向他透露了一个重大的消息:俄国革命爆发了!“有那么一瞬间,列宁感觉到无法呼吸。”在列宁妻子的回忆录中,她这样写到。
列宁在苏黎世时的卧室©Anton Krenn
听到这个消息,列宁径直冲向位于贝尔维尤,购买了当天的《新苏黎世报》。报纸上的新闻是这么写的:“经过三天的斗争,圣彼得堡的革命者取得了胜利,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所有部长都被逮捕,国家杜马的十二名议员组成了临时政府。” 兴奋的列宁立即知道,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担心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成功离开这个该死的瑞士。”
列宁的同僚们后来回忆说,在瑞士时的列宁,感觉“与俄罗斯完全隔绝,像是被在瓶子里塞满了一样”,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离开这个“该死的国家”。就在同一天,他开始探索各种回国的可能性:带着“借来的”瑞士护照或假证件和假发、经法国和英国前往俄罗斯,或者在蛇头的帮助下非法穿越德国,或者装成一个聋哑瑞典人,或者直接乘坐飞机回到圣彼得堡。
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年,他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是一位学校校长和国务委员的儿子。列宁哥哥因密谋刺杀沙皇而被处决,这坚定了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的脚步。
1895年,列宁首次来到瑞士,在一家疗养院接受治疗。在那里,他与俄罗斯移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有过接触。返回俄国后,列宁因参与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监禁 15 个月,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三年。
1900年流亡结束后,乌里扬诺夫周游欧洲读书、写作和为筹备革命而四处奔走,此时他正式化名为列宁。1903年,他辗转日内瓦、慕尼黑等多个地方,并在慕尼黑发表了一份名为《怎么办》的小册子,在里面列出了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先锋党的理由。随后,他前往伦敦继续他的工作,在那里他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政治宣言的一部分,并将他的激进布尔什维克(“多数”)与温和的孟什维克(“少数”)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无法带领俄国人民推翻压迫和剥削。
1905年第一次俄罗斯革命爆发时,列宁回到俄国,后于1907年逃往芬兰,于1908年再度来到日内瓦。他曾在巴黎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出现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波罗宁,并于 1912年帮助发起了 流亡期间报纸《Pravda》(意为“真理”)。1914年夏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身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立即被当局视为敌对的外国人。几番周折之下,他被允许前往中立的第三国。
*1912年5月出版的第一期《真理报》
1914年9月5日,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和他的岳母一起来到布克斯(位于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边境)的海关,但他们没有护照。在两位有影响力的瑞士社会主义领袖——苏黎世的社会党领袖赫尔曼·格罗伊奇(Herman Greulich)和伯尔尼的罗伯特·格林(Robert Grimm)的担保下,他才被允许入境。列宁搬到伯尔尼,在那里他获得了保释庇护。
在伯尔尼生活的17个月里,他们前后换过四次住所,每次居住的时间都不超过几个月。有一次,他们被女房东赶走,因为她希望她的访客是虔诚的基督徒;还有一次,列宁一家因为白天使用电灯而被赶走。“瑞士的一切都沉浸在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沉闷之中,”克鲁普斯卡娅抱怨道。虽然伯尔尼拥有许多优秀的图书馆,但“小资产阶级心态渗透到这里生活的方方面面”。列宁承认该国“伟大的政治自由”、“最大限度实现的民主”及其联邦制结构。但“他无法摆脱我们被关在小资产阶级民主牢笼里的感觉。”
1914年,列宁在伯尔尼图书馆的借书凭证
在伯尔尼,列宁开始组织秘密集会,提出“欧洲战争中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理论,发表演讲、参加会议、以联络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他的目标始终没有变:重建在一站开始时分崩离析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并将其用于革命起义。
尽管积极参与瑞士的社会主义活动,列宁与当地主流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理念并不相同。列宁坚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来自罗伯特·格林则对此嗤之以鼻,而后者是来自伯尔尼的在瑞士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另一位瑞士的左翼政治家恩斯特·诺布斯 (Ernst Nobs),则刻意与列宁保持着距离。其他人,例如来自瑞士法语区的国家议员查尔斯·奈恩(Charles Naine)和欧内斯特·保罗·格雷伯(Ernest Paul Graber)则更是尽力避开列宁。在他的小圈子之外,列宁被视为一个“绝望的、偏执的宗派主义者”和一个“恶作剧制造者和怪人”。
1915年秋天,列宁找到了坚持其斗争路线的新方法。此时,格林正在组织一次由所有交战国家的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的国际会议。9月5日,来自保加利亚、荷兰、意大利、拉脱维亚、挪威、波兰、瑞典、罗马尼亚、俄罗斯、法国、德国和瑞士的38名代表聚集在伯尔尼人民宫,然后乘坐马车前往齐美尔瓦尔德——伯尔尼州的一个小镇。托洛茨基后来说,代表们自己开玩笑说,第一国际成立半个世纪后,所有国际主义者的数量还不足以填满四节车厢。在齐美尔瓦尔德,他们以鸟类学会的名义住在当地的一家宾馆进行集会。
齐美尔瓦尔德一张1904年的明信片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格林在开幕词中表示,会议的目标不是创建新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是重新唤醒阶级斗争,“呼吁无产阶级为和平采取集体行动”。列宁则表达了对“社会浪漫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鄙视,认为应当大刀阔斧的开展新的国际运动,将针对其他国家的战争转变为针对本国政府的内战。然而,他和他的少数追随者未能产生太大影响。经过一番反复讨论,格林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获得通过。其主要症结是要求立即达成和平协议并呼吁所有社会主义者反对战争。“我们跨越国界,跨越硝烟弥漫的战场,跨越被摧毁的城市和村庄,向你们呼唤: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齐美尔瓦尔德,以及随后于1916年在昆塔尔举行的会议上,列宁再次强调了对内开展斗争的重要性,但未能获得太多支持。然而,他理论逐渐在欧洲其他地方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中被接受。从那时起,他将自己的运动称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代名词。站在列宁一边的托洛茨基后来写道:“在齐美尔瓦尔德,列宁正在加强未来国际行动的力度。在瑞士的一个山村里,他正在为革命国际奠定基石。”
1916年2月,列宁搬到苏黎世。在处于罗伯特·格林的控制之下的伯尔尼,列宁始终未能获得他想要的支持,于是他希望来到苏黎世能够改变着一切。苏黎世工人组织的秘书弗里茨·普拉滕(Fritz Platten),以及在社会主义青年中享有很大影响力的威利·明岑伯格(Willi Münzenberger)都是列宁的支持者,在苏黎世,列宁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传播。后来,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苏黎世除了工人阶级之外,还有大量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轻外国人;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左倾倾向较多,小资产阶级精神似乎不太明显。”
列宁的自律超乎常人的想象。在苏黎世的每一天,他都会准时前往图书馆工作和学习。苏黎世中央图书馆、Seilergraben的“瑞士社会档案馆”、Limmatquai的 Museumsgesellschaft 阅读协会以及 Neumarkt的Eintracht工会大楼,都留下过列宁的身影。
历史学家威利·高奇 (Willi Gautschi) 认为,列宁于1917年8月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世界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和价值体系的权威知识武器”。而这本书就是在苏黎世完成的。高奇认为,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几乎所有基础著作都是在瑞士撰写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月革命引爆的知识炸药是列宁在瑞士制造的,并由他的支持者从那里散布的。”
1917年12月15日,瑞士画报Schweizer Illustrierte以列宁的照片作为封面。
©Swiss National Museum
克鲁普斯卡娅曾将列宁描述为“来自俄罗斯北部的白狼”,他没日没夜地用头撞笼子的栏杆。在苏黎世的日子里,这只狼意识到,他的时代快要来了。1917年3月,列宁开始疯狂地寻找前往俄罗斯的方法,以便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 他和同伴们计划乘坐火车合法穿越德意志帝国以回国。在罗伯特·格林的斡旋下,德国私下答应了这一方案,但要求革命者们渗透到俄罗斯、并努力结束战争。弗里茨·普拉滕组织了这次秘密的行程,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坐上了回国的火车。
1917 年4月9日,也就是整整107年前的今天,包括列宁在内的大约30名俄罗斯移民在苏黎世的Zähringerhof餐厅用餐后,从苏黎世火车站出发。下午3点20分,特快列车离开苏黎世前往沙夫豪森。7天后,他们途径德国、丹麦、瑞典、芬兰,一路抵达抵达圣彼得堡。列宁在瑞士的生活就此画上了句号。从1916年2月到1917年4月,列宁总共在苏黎世生活了14个月,而他在瑞士生活的时间则更长。
如今的列宁故居,在苏黎世老城区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