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至暗时刻

钟文

1969年夏初，渭南地区革委会召开了一次交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区和各县工交办、公路部门负责人及技术负责人。会议由渭南公路总段筹办，我被抽调参与办会。会议在地区招待所举行，由我负责参会代表签到、报名、安排住宿等接待工作。

开会前一天是报到时间。那天下午，一位面容黧黑、满脸络腮胡子、约莫四十来岁、长相忠厚的人来报到。我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回答是耀县手工业联社。我说，你报错了！这里是交通工作会。他说，我就是来参加交通工作会议的。我不禁谔然！他随后解释说：他是耀县原交通局的技术员，叫李某某，现在的耀县工交办没有他的编制，他吃住都在手工业联社。这次是来参加交通工作会议的。我感到十分诧异和不解，就先给他报了名，安排了食宿。

晚上，我特意到他下榻的房间和他聊天，才知道了事情原委。

原来是“文革”开始后，耀县交通局被“造反派”砸烂—所谓“砸烂”，就是原领导班子被打倒，机构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他无事可做，无处可去，就搬到手工业联社一个朋友那里。后来，伟大领袖号召造反派大联合，耀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工交办成立时，却没有他的办公室，也没有宿舍。这次之所以通知他来参加会议，是因为所谓工交办，却没有一个懂交通的。

说到这里，他两眼满含泪水。我为他的境遇感到气愤和不平，也对他深为同情。

这件事放到现在，可能让人不可思议。但在“文革”那造反派当家的荒诞年代，却是不足为怪的，什么奇葩事情都可能发生。

1970年4月体制下放后，我调到耀县公路管理站（体制下放后，县养路段改称公路管理站）任技术员。

耀县公路管理站，在条条管理体制（即干线公路由省公路局统管，各总段、县段属省管单位）时归铜川管理，是一个工区编制。那时，铜川公路总段管理的西（安）包（头）公路，要一直管到富平、三原交界处的瓦窑头坡下。体制下放后，耀县以南路段按行政区划划归富平，耀县站只剩下十几公里路段，管理人员几乎全部调走，只剩下一个车管—负责交通管理和养路费征收，和一名管后勤的以工代干。我调来以后，县上从手工业联社调来一位会计。这位会计恰巧就是李某的那位朋友，我与李也已熟识，他从此就经常来管理站闲逛，有时吃住都在这里。

李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省交通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的，老家是河南，原来是县交通局职工，手里有《公路工程预算定额》等工具书。我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又适逢“文革”，这些书想买也买不到。于是就把他的《定额》书借过来，又专门买了笔记本，花了很大工夫，把常用的定额内容抄录了下来。

后来，县上又调来一位站长。这位站长是一位老革命，曾经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不识字，只会歪歪扭扭地写出自己的名字，以便在文件上签字。

耀县城东、西两侧，有漆水、沮水两条河流自北向南流过，在城南不远处交汇在一起流出岔口，称为石川河。西包公路从县城西南方塬上一路逶迤下来，过了沮水河大桥，在城东沿漆水而上，直奔铜川。这年夏天，漆水河爆发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冲毁了城东南角近百米长一段铅丝笼护岸和路基，西包公路交通中断，过往车辆只好从城里穿过。

幸亏那时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又是在“文革”期间，公路上一天也没有多少汽车经过，否则，不知道耀县城里会发生多少交通事故。

雨季过后，我立即进行水毁修复工程测设，向渭南总段呈报了工程设计和预算。年底前，又上报了次年的工程投资计划。水毁修复工程位于西包公路里程桩号84公里路段，所以简称84K工程。

1971年春，省公路局批复了水毁修复工程设计，下达了投资计划。我即刻编制、并向县计委上报了工程材料（水泥）计划和用工计划。

那时候，地方公路建设和养护工程，普遍采用“民工建勤”—即由当地农民出工，国家给予一定补贴的方式实施。“文革”期间将干线公路下放到地方管理，其养护工程中的路基土石方工程，也采用民工建勤方式实施。这项水毁修复工程，包括砌石挡土墙、铅丝笼挑水坝、河卵石回填路基，以及路面工程。其中填石路基是要用民工建勤完成的。

我按照设计文件、相关定额和工程实际需要，编制了砂、石、铁丝、铁锹、十字镐（即洋镐）、抬框、劳保用品等材料和工具采购计划，经那位老站长签字批准后采购、储备。

县计委批准了用工计划，用工计划下达在下高埝公社。

砌石挡土墙先期开工。

浆砌片石挡土墙是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当地人做不了。我们选用了陕北安塞县的一支农民施工队，承担挡土墙施工。水毁地段河床里飘石、砾石层很深，挡墙基础埋置在水下，地基处理十分费力，需要尽量在枯水季节把挡土墙基础做出河床地面。直到七月份，终于砌成了第一段、长二十米的挡土墙，和部分挡墙基础。

意想不到的是，漆水河又一次爆发了大洪水！这次洪水比之去年更大，当地人都说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洪水淹没了耀县城东门坡下的土地、公路、街道，城外的民房和所有单位都泡在水里。管理站的院子、办公室也被淹没，厨房的蒸笼都飘在水里！漆水河上游冲下来的东西什么都有。有一匹马被洪水冲下来，被挡在河中间正在施工的桥墩上，人们眼看着没法施救，又被洪水冲了下去。

洪水稍稍消退，我赶紧到工地上去察看，远远看见工地上只剩下那一段挡土墙，孤零零的耸立在洪水中！工地上堆放的的材料、挡土墙后已经填筑的填料全被冲走了!墙后边城关南街的耕地，也被冲走一大片。

我的水毁修复工程设计和工程施工质量，经受住了特大洪水的考验！

这一年，工程在与连绵秋雨和洪水的搏斗中艰难前行。

雨季过后，挡墙施工稳步推进。我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工地上，测量、挂线，检查施工质量。发现质量问题，立即扳倒重做；砂浆不实的砌缝，我就用灰刀或竹片插实；看到掉在墙下的砂浆，我就用双手掬起来，不使浪费。久而久之，我的双手指甲缝，竟然个个都出了鸡眼！县医院的外科医生给我开了鸡眼膏贴上，嘱咐我不能再用手抓水泥。

工程顺利进展，挡墙一天天高起来，长起来。

1971年，“文革”正进行到轰轰烈烈的“斗、批、改”阶段。“9.13”（即林彪）事件发生后，这年冬天，又展开了 “批林整风”运动。一天，全县各单位干部职工都去县政府礼堂开动员大会。县革委会副主任、武装部部长郭河清作报告。一整套那个时代的官话套话下来，郭部长话锋一转，联系上了本县实际。突然，他说到公路管理站！“公路管理站，十几个工人，买了一百多把铁锨把！能用十几年……这是极大的浪费！这个事情要追！一定要追！”

我一下子懵了！怎么回事？这是要干什么？这不是针对我的吗？我一下子沉入到无底的深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一想起那个场景，郭部长那浓重的河南腔：“这个事情要追！一定要追！”依然在耳边回响。

那时候，一个人一旦被一场运动选中，那将会被踩上千万只脚，让你永无出头之日，永世不得翻身！整不死，也得让你脱层皮。

不久后，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了公路管理站。针对我的一场运动正式开始了。

一天，从工地回来，我的宿舍兼办公室门口，贴上了几张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不几天，整栋房子屋檐下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我草草地看了遍内容雷同的大字报，除了“文革”流行的满腔愤怒、义愤填膺的标准革命、声讨语言，就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地主阶级孝子贤孙、阶级异己分子、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资产阶级法权”等等大帽子。我知道这些是我的原罪，其中真正和我、和工程有关的，就是所谓的浪费和“擅自做主”。但却没有实质性内容。

耀县站原来只有几个老工人，有的是文盲，有的略有一点文化。1970年冬天，刚刚在楼村和小坵公社招收了几名青年道工。那时我整天一心扑在工地上，这些新、老工人和我关系都处得很好。他们大多不懂工程，工宣队进站来整我，他们都不理解，甚至很迷茫。因此，大字报不会是他们写的。

后来，在灶房门口拐角的墙上，又出现了新的大字报。字体还是前边那些大字报一样的字体，但是有了实质性内容，说我在水毁修复工程中浪费了多少吨水泥，折合人民币多少多少钱，等等。计算得很详细，明显是依据《定额》计算的。。

懂得《定额》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李某人。运动开始以后，他一直呆在这里。

大字报正是李某和他那位会计朋友等人写的。

那些新、老工人不知就里，也不知道大字报上说的是否属实。我是被整对象，他们也不敢跟我说话，只能用眼神向我表示关切。

水毁修复工程投资数十万元，那时在一个县来说不是小数目。这些钱都要通过我的手花出去，在由地方调来的这些人看来很不理解。一个技术员，权力怎么会这么大？所谓十几个工人，却买了一百多把锨把、铁锹、洋镐等等，就是那位老革命站长在县上嚷嚷出去的！

他不知道，这些工具是给水毁修复工程的民工准备的。他也不知道，凡是工程支出，都是要经过技术负责人审核签认的！何况那些采购计划还都是经过他批准的！

正当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院子的时候，我的一位表哥—我姨妈的大儿子，从梅（家坪）七（里镇）铁路工地上回来，路过耀县来管理站找我。一进门，看到满院子都是我的大字报，吓得连面都没敢见，就匆匆转身乘火车回了泾阳，直接到我家告诉了我父母。家里人以为我出了什么大事，成了运动对象，提心吊胆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把这张大字报的数据抄了下来，然后和工程预算、施工定额进行核算、对照。苦思冥想我到底哪里搞错了？是哪里出了问题？

经过反复对照，我采用的预算定额项目、数据，包括计算成果都没有错误。

终于，我发现是他们有问题！

不知道是有意所为，还是他们理解错误，是他们用错了定额！我终于心中有底了。

但是，那时我不能澄清，更不能反驳。那样，会被扣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群众运动”的帽子，会遭遇灭顶之灾的！

恰在这时，渭南总段召开了一个业务会议，通知我去参加。去渭南的路上，我顺便回家看望了父母家人。父母十分惊讶，说一家人正六神无主，昼夜担心我不知道怎么样了，正要趁冬季农闲叫妻子去耀县看个究竟，没想到我还能回来，看来人身尚有自由。

我把运动真相告诉了父母、妻子，说我没有问题，叫家人放心，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第二天离开家时，我给妻子留下两块钱零花钱。到渭南开完会，买了回程车票，身上只剩下几毛钱。这时离月底还有十多天，我只好再回到家里，把给妻子留下的那两块钱又拿走。要不到不了月底，就没有吃饭钱了。

终于等到了说话的机会。

大约在1972年春节过后，工宣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向我摊牌了。

这天晚上，工宣队召开群众大会，由我交代问题。

会议在老站长办公室里举行。办公室靠里边窗子是一张办公桌，桌子一边坐着工宣队几个人，一边坐着李某和老站长等人。我拿了个小板凳，靠墙坐在屋子中间。十几名工人拿着小板凳，从屋里一直坐到屋外。

我认真准备了发言稿，首先表态诚恳接受革命群众的批评和帮助，深刻地检查自己工作中和思想深处的问题，努力接受群众教育、改造思想，努力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接着，说到了大字报揭发、批判我的实质性问题。

我说，我毕业晚，也没有国家《定额》，我用的定额都是借老李的书抄来的。我也不知道自己采用的定额对不对，请老李把《定额》拿出来核对一下。

李某的《公路工程预算定额》此时就在他手边。

我说请你翻到某某页。他翻到了那一页。

我说请你查一下，每立方米浆砌片石，《定额》规定应当消耗多少砂浆？

他查了一下说：0.37立方。

我说再请你翻到某某页，查一下每立方米30号水泥砂浆，《定额》规定应当消耗多少水泥？

他又查了一下说：204公斤水泥。

我说：好。每立方米浆砌片石，《定额》规定要消耗0.37立方米水泥砂浆；每立方米30号水泥砂浆，《定额》规定要消耗204公斤水泥。舍去4公斤零头不算，0.37乘以200，是74公斤。就是说，《定额》规定每立方米浆砌片石，最少要消耗74公斤水泥！你为什么每立方米按照60公斤计算，给我算出来##吨水泥的浪费？

我这一问，李某一下子张大嘴巴，扬着头僵在那里。

我再没有问下去。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静了下来。

工宣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半天没一个人反应过来。有老工人拿出香烟吸了起来。李某一直大张着嘴僵在那里，足足几分钟后，工宣队长才回过神来，说：“散会散会，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

我拿上板凳走到院子里，望着夜空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听到有人说，李某犯羊角疯（癫痫）了。

此后，工宣队再也没有召开过针对我的群众大会。

后来，两个年轻工宣队员开始来我屋子里和我聊天了。再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后来又听说，工宣队长要留下来当站长，老站长要调走了。

又过了几个月，工宣队长到我办公室，小声给我说：“中文，你瞎好写个检讨把这伙（指工宣队）打发走，要不然把咱闹的啥都弄不成”。

我开始表示不愿再写检讨，因为我没有错！后来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写了一份检讨，交给了工宣队长。不久，工宣队真的撤走了。那位队长留下来成了新站长。

一场由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工农干部鼓动起来的运动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84K水毁修复工程在1972年上半年完工，城关南街被洪水冲走的土地也得以恢复。

那一段凝聚着我的智慧、汗水和委屈的挡墙，经历了50多年的风雨，至今依然屹立在漆水河畔。

1973年，我们单位在耀县城北西包公路十字东南角征购了四亩土地，由我设计、并主持施工，建起了一栋两层薄壳窑式办公、宿舍楼（那时钢材奇缺，而薄壳窑极少用钢材），两栋八间砖木结构办公室，在路边面对十字路口，建起了三间砖木结构交管登记室（那时公路上过往机动车辆，过站都要登记）。1974年房屋落成，年底前，公路管理站搬进了新站址。

后来，李某还经常来管理站朋友处住，但他频频犯病，脸上经常有伤。再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李某回河南老家养病去了。

他的朋友曾给人说，是我把李某气病的。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如此程度，真可谓匪夷所思。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消息说，李某已经病故。闻讯，我不禁黯然。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东西把原本一个好人、一个可怜人，变成了一个不能定义、不能言说的人？

李某本不是我们单位的职工，他为什么要参与这场整人运动？

自然是被人唆使、被人利用。但他为什么要这样？是为了当时甚嚣尘上的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

有人说，他是想把我整倒，然后取而代之！也许是吧。

他是坏人吗？我不认为是。他只是被人唆使、被人利用、被人愚弄而已。

他也是被害者！是那个荒诞、畸形年代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极度释放了人性的丑恶，扭曲了一些人的灵魂，把一个个原本正常的、善良的人，教唆成了心理阴暗的畸形人!

有些人甚至被教唆成了嗜血的魔鬼，至今不能自拔，一有风吹草动，还会兴风作浪。

好在，多数人终于觉醒了。假以时日，那些始作俑者，终究会得到清算的。

文图素材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