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第44军政治部文工团在广州表演《进军舞》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第7纵队宣传队，原名辽西文工团，成立于1946年1月。同年6月，四平保卫战结束之后改为辽吉军区文工团。以后又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宣传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军文工团。直到1952年秋，随着44军番号的撤销而结束。在它存在的几年时光里，不管名称和隶属关系如何变动，却始终是在为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尽力服务。

四野第44军政治部文工团在广州表演《进军舞》

（1）首演告捷和保卫四平

战时的文工团，既是一支专业文艺队伍，又是一支机动的政治突击力量，哪里需要派往哪里。所以辽西文工团建成刚开始演出不久便派往四平工作。

1946年新年，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指导委员会派赴东北工作的干部队，路过当时为辽西省机关所在地的法库时，省委书记陶铸要求留下几个文艺干部，于是我和雷平、林开甲、石涛、李兆澄五人，就被留下来组建辽西文工团。陶铸要求尽快建成，春节一定要演出。

是年春节乃2月2日，距限期不足一月，如何完成任务？关键在人，有人就好办。我们一方面公开招考团员，一方面在当地业余文艺爱好者和学生中做工作，进行个别动员。为此，辽西行署主任朱其文还亲自召开法库地方文艺座谈会作号召，但均收效甚微。由于当时人们正统观念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对我党我军缺乏认识，又正值我军开始节节后退之际，以为我们站不住，我们所说的话他们不完全相信，不愿意和我们更多接触。有些人也常来谈谈音乐，摆弄乐器，却不愿参加（其中有些人在我们离开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1947年春季攻势中，我们押送一批俘虏去后方，在俘虏队伍中就发现了几个，他们非常尴尬）。后来组织部门介绍来一位在康平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张英，也才有六人，这台戏还是没法唱呀！原冀察热辽军区军政干校现留在辽西，他们有个剧社，负责人高凤官，一度在尖兵剧社呆过。社员中只有高岚、雷鸣是从老区来的，其余均是在沈阳、辽阳、铁岭、新民一带参军的青年。省委将他们调来法库，再加上同来的该校另外两个文艺爱好者由学先和林凌，就有了二十多人，这样，辽西文工团便算初步组成。由我任团长，高凤官为副团长，不久调来一个姓吴的任行政副团长。

我们着手演出准备，考虑这是我们的首次演出，也是法库地区群众第一次接触人民的新文艺，一定要首战告捷。决定排秧歌剧《军爱民、民拥军》，原作者为西虹，该剧表现陕甘宁边区军队和人民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正是个宜于春节演出的戏。手头没有剧本，只凭记得的梗概，开了个夜车写出来，已非原貌，故改名《赔偿》，由林开甲导演，雷平饰剧中王二嫂。她还是第一次演秧歌剧，延安搞秧歌运动时，她正在生孩子故未参加，到东北来补上这一课。剧中王二由林凌扮演，王班长由周武扮演。再整理出原军政干校剧社曾演出过的两个戏：秧歌剧《兄妹开荒》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均由高凤官和雷鸣主演。加练一些歌唱节目，就足以组成一次丰富的演出了。

春节，我们走上了街头，拉开场子演出，向群众拜年。

这次演出，无论是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演出的方式，对法库的观众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按照老习惯，戏总是要在戏台上演，街头戏却是头回看到。戏挺有意思，演的是今天的事，而且是些新鲜的事，比如说那种新的军民关系，旧社会就没见过。又说又唱，不像大戏，也不像二人转，有故事，看得懂。一般市民固然喜欢，就是常来玩的那些年轻人也看得很有兴趣，以后来的次数也增多了。不仅如此，就在我们文工团内部也引起了不少的变化。团里有些同志在伪满时期曾看过音乐演奏与话剧的演出，有的接触过钢琴、提琴和铜管乐，也有人曾到日本学习音乐，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以为只有搞这些洋玩意才是艺术，对“老八路”那套觉得很“土”，没有艺术。在排练过程中，对这种歌舞剧形式，特别对陕北眉户调很不习惯。观众强烈地反应感染了他们，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位拉小提琴的同志，对排秧歌剧也是心存狐疑的，在观众反应的强力冲击下，不仅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而且从此逐渐爱好起来直到入迷的程度。有次演出《白毛女》，乐队放在临时用几块木板搭起来的一个台上，他陶醉在音乐里忘其所以，越拉越起劲，结果将木板晃落，自己也掉了下来。这些表明我们首次演出成功了，也是党的文艺方向的一次胜利！

春节演出之后，不久便撤离法库到了郑家屯。为了配合当地开展“清算运动”，排演了多幕歌剧《清算》。又跟搞《赔偿》一样，本是想排《白毛女》，手头没有剧本，也只凭记得的梗概，揉进当地的材料写成，自然不是原貌，就改题为《清算》。此剧演出的效果也很好，有力配合了当地的工作。3月，我军歼灭了铁石部队，重新解放了四平，陶铸命我团去四平工作。

四平，位于沈阳和长春之间，是中长铁路的重要枢纽之一，也是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在我军攻克四平之次日，国民党军即从沈阳出发北犯，占我铁岭、开原、昌图，意在夺取四平。我军为了打击敌人气焰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阻止敌人攻势，以利和谈，并为争取时间，掩护我对长春的控制与夺取其它几座城市，决心坚守四平。从4月18日至5月18日，进行了31天的四平保卫战。

我团在四平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段先是搞赔偿，打仗免不了会损坏群众一点东西，人民军队对人民的财产不会漠视，将尽可能地予以补偿。后来搞“反霸”，没收了一批汉奸恶霸的财物，分配给群众。第二阶段参加政权工作，我们全体人员都分到四平道东三个区，我任第4区区委书记、区长兼公安分局局长（后来我带了一些女同志和体弱有病的离开四平回到郑家屯），我走后，我的工作由徐坚同志接替。林开甲任5区区长，高凤官任6区区长。开始接管区政府并清理内部，同时继续开展反霸斗争。其间还开展了一次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宣传活动。开群众大会，欢迎“军调小组”来四平观察，这不是对美蒋存有幻想，明知其不会来，而借此揭露美蒋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以教育群众。这一切实际上是从组织上思想上为保卫四平作准备。此外，在物质上也作了准备，积存粮草，动员群众帮助部队挖工事，组织担架队。还考虑一旦战事逼近市区，如何保证市民的生活问题，就千方百计地挖出和控制汉奸、恶霸与奸商暗藏的粮食和油盐，带领群众去拆被战火毁坏了的破房，挖铁路的枕木，备为燃料。当战斗在市区边沿进行时，则日夜不停地为前线服务，为部队解决做饭问题，搜索为敌机轰炸指示目标的特务，在枪林弹雨中救护受伤的群众和安排老弱。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同志表现得很好，便被吸收入党，是候补党员就提前转正了。当时陶铸坐镇四平，每天晩上各区的负责人都要到他住地的道西铁路医院，去汇报并听取指示。

5月18日，正是四平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三天中的最后一天，我和留在郑家屯的同志准备了节目，随同由朱其文率领的各界慰问团去到四平。演出尚未开始，便得到要撤离四平的通知。遂连夜从敌军包围圈尚未合拢的缺口中撤出，抵达梨树，指挥四平保卫战的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所设在这里。19日夜为指挥所直属部队演出，演到一半接到通知，敌人已进入四平，立即转移。我们撤往郑家屯，等在四平工作的同志全部回来之后，北上洮南。

在洮南，省委决定我团归辽吉军区建制。此事酝酿已久，还是在法库时，军区政治部主任袁升平向省委提出要求，直到此时方作出决定。军区在白城子，我们还没向军区报到，就接到军区第一道命令：全团开往突泉。

（2）在突泉建立根据地

没有根据地的支持，解放战争是无法长期进行下去和无法取得胜利的。四平撤退之后，东北局号召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军区以我团为基础，配属一个连为警卫部队，组成了辽吉军区工作团，由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林雨任政委，我任副政委兼团长，高凤官为副团长，前去突泉建立根据地。

突泉在洮南的西面，一个远离交通干线的偏僻小县，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我们在当地的力量非常薄弱，仍是汉奸恶霸和“胡子”（多为政治土匪）横行的世界。我团到达后，一面了解情况，同时学习有关文件，培训骨干。一面进行宣传，我们演出了《清算》，效果很好，给我们的工作开了个好头。之后还演了《兄妹开荒》和话剧《一双鞋》、《同流合污》（写蒋伪合流）及《生产舞》（田雨编舞）等节目。

按县委的布置，我们全体去到六户区，在那里建立了区政府，林雨兼任区委书记，我任副书记，高凤官任区长。组成三个工作组，我带一个组去巨利村，林开甲带一个组去永安村，高凤官带一个组留在六户，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依照统一的步调，按东北局下发的一本《启蒙手册》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群众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么革法，以及我党我军的性质，任务和主张，我必胜、敌必败的道理。在提高了觉悟之后就发动了清算斗争，向农村的封建势力开战，集中打击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和土匪头子，镇压一部分，没收他们的土地浮财分给广大劳动群众。清剿了土匪，废除封建压迫与剥削，穷人翻身得解放。在斗争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政权，群众组织的农会，群众武装的自卫队，最后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样，根据地便算初步建立起来了。以后，翻身农民为了保家保田，纷纷参军和支援前线，使我军有了一个巩固的后方为依托，才发展壮大起来向敌人进行反攻。

建立根据地的这场斗争，对我们文工团每个同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教育。如果说在四平受到战火的洗礼，而这次却是经历了一场严峻的阶级搏斗的锻炼，影响更为深广。在斗争中，我们的同志表现得很好，很坚决，很勇敢，不怕苦，不怕难，与群众紧紧在一起。有些同志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驻永安村的工作组，有一天突然遭到四百多土匪的袭击，几股土匪将工作组驻地围得水泄不通。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毫无畏惧，迎战敌人。后来在已有一人死亡，数人负伤的情况下，工作队员王玉孝单枪匹马独自闯出重围去求援。此时敌人又来烧大门，挖大墙，企图打开缺口，形势十分险恶危急，工作组组长林开甲便同几位党员商定，准备晚间突围。为了不拖累大家，不让小孩落入敌手，林开甲和雷平准备牺牲他们三岁的亲生女儿，以保证大家胜利突围。此时孔敏英同志挺身而出，要求将孩子交他，由他背着闯出重围，发誓说：“我在孩子在！”。到了晚上，四面突然寂静起来，怕敌人另有花招，遂静待观变。次日晨，援兵到来，方知土匪于半夜退去，但不解何故。后来才知道，原来土匪不了解我工作组的虚实，久攻不下，就去问老百姓，老乡趁机吓唬土匪，说工作组有百多号人，里面有个林团长还有一个姓雷的女政委，都带着短枪，可厉害了！还说他们枪炮老鼻子了，昨天还拉来了两大车枪、弹哩！其实是粮和菜。土匪听后发了毛，怕援兵一来，遭到两面夹攻被消灭，便溜走了。建国后有人到六户去工作，群众还在讲女政委的故事，并打听她是否在北京。这件事一方面表现了这些同志英勇和可贵的品质，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同群众的关系和影响。

还有石涛同志，他本名荀浪平，四川綦江人，毕业于四川艺术专门学校。1938年参加党所领导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并随队到了延安，先后工作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和联政宣传队。他沉默寡言，工作认真负责，作风踏实。一次，他去抓一个恶霸地主时，地主与土匪阴谋设陷，石涛不幸落入他们手中，备受酷刑，英勇不屈。最后，为了东北人民的解放，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

（3）从《白毛女》到《八一晚会》

1946年11月，我们从突泉回到军区。当时敌人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而我北满主力则主动出击，以支持南满部队坚持该地区的斗争。故战事主要在松花江南和长白山以西两个地区进行，敌人无暇顾及辽吉地区，我们这里就出现了暂时平静的局面。部队利用这个时机休整，我们文工团也抓紧整训。所谓整训，其实主要就是为下阶段的工作做准备。在业务方面就是要排戏，为部队演出，以排练为中心而辅以识谱、发声的训练。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主要结合突泉“工作总结”，继续进行自法库建团以来所进行的内容。考虑当时提高部队和群众阶级觉悟的需要，为配合部队和地方进行有关的教育，我们决定排演《白毛女》。同时也是想通过此戏的排演来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像我们这样一个新组建的团体，成员又不是训练有素或富有经验，因此有这个需要，现在也有这个条件。经过了《赔偿》和《清算》的排演，大家已初步熟悉了由秧歌剧发展起来的新歌剧的形式及其表现方法。在突泉整天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一同学习，一同斗争，对农民熟悉多了，有一点生活底子。

此时第1军分区文工团有二十几位同志来团，不但全团人数倍增，而且也增强了业务力量。如白振远（现已故去）和白国贤，他们是从老区来的，是多年从事部队文艺工作的老同志。白振远很会演戏，他饰演《白毛女》中的管家穆仁智甚得观众好评。白国贤在乐队的组织和训练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使乐队的潜力发挥出来，并提高了演奏水平。当从哈尔滨拿回剧本后，即组成导演团，并决定了演员名单：雷平饰喜儿，高凤官饰杨白劳，王素卿饰王大婶，周武饰大春，白振远饰穆仁智，佟英伯饰黄世仁，常泰峰饰大升，鹏岚饰赵大叔，李习文饰大锁，王海鹏饰李拴，雷鸣饰黄母，张英和李建辉饰张二婶，林凌饰虎子，李明逊饰老九，马玉铎、于真珠饰农民甲、乙，孔敏英、高富仁饰打手，群众则由刘叔申、于宝珠、余景春、陈平、曹金龙、刘凤阁、陈琦等扮演。经过细致地排练艺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自然这个进步又是与几位有舞台经验的老演员的带领分不开的。尽管当时在生活方面十分困难，全体住在一间大仓库里，非常冷，每当早上醒来睁眼一瞅，屋顶和被头、眉毛、嘴上都结一层白白的霜花，但在艺术上有进展，大家的心却都是热乎乎的。《白毛女》演出甚得好评，军区直属队的同志十分惊喜，他们想不到军区文工团有这等水平。当时是轰动了白城子的党、政、军、民、学各界。

思想工作方面：建团之后团内存在如下情况，一方面由于个别干部的简单粗暴地作风，加上对东北新同志的不正确地看法，斥之为“亡国奴”，造成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对立。有些老同志不满于这种作风及其后果，又引起老同志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新同志间确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不尊重领导，组织纪律性差，较自由散漫，自以为是，地域观念重，讲究哥们义气等。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双方做工作，双方的毛病都在于对革命的基本道理不清楚。有人对能否战胜敌人心中无底，故四平撤退时有一人开了小差。至于津津乐道日伪时期的音乐戏剧，是由于日本施行愚民政策，他们不了解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所致。因此，确定从根本上着手，进行基本理论教育。从革命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历程，弄清楚人民解放战争的性质与必胜的道理；从我党我军的性质、任务，来弄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是阶级弟兄，革命同志的关系。同志间要友爱、团结，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并弄清应从阶级关系从革命角度来分辨好人与坏人，以地区来分好坏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事实的。哪个地方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以地区分好坏是会搞乱是非的；学一学“九.一八”以来的历史和国共两党斗争的现状，分清是非功过。一些基本的理论和观点，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必须具有的，文工团员更不可少，否则就无法工作。这种思想建设，应将它放在文工团建设的首要位置上。从法库开始，在郑家屯接着进行，并且还组织《文艺的方向》和《五四以来我国的话剧运动》这类专题介绍，作为辅助。这次在白城子整训中继续来做，有个有利条件，就是大家在突泉同群众一道学过，是结合实际学的，所以学得较扎实，体会较深一些，完成了原来计划的基本部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就容易得多了。不过这个教育过程并不是在白城子整训中完成，一直延续到1947年夏季攻势结束，文工团在郑家屯整训期间，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半始告一段落。经过这一教育，大家思想提高了，革命意志奋斗精神增强了，为文工团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也是为每个同志今后的发展准备条件。

像这样较长时间的整训，以后还曾有过三次：一次是1947年夏季攻势结束在郑家屯；一次是1948年夏在四平；一次是平津战役之后在天津，其中以在四平的时间为最长，约四个月左右。每次重点有所不同，后两次主要搞业务训练，政治思想方面则以形势教育为主。

《白毛女》排出后，仅在白城子演出若干场。不久，部队开始行动，我们接到搞宣传鼓动和兵站工作的任务。这次行动是为了配合北满部队作战，牵制敌人和扩大辽吉解放区，是1947年东北全军春季攻势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目标是攻占开鲁，我写了一首《解放开鲁之歌》，由佟英伯作曲，到部队去教唱，以鼓舞士气。部队收复通辽，袭占茂林、保康，又夺取开鲁、库伦、长岭。部队3月间进入开鲁、库伦、长岭。我们也随部队进入开鲁最后到了郑家屯，此后再也没回白城子，随军转战各地。事实上此时我军区部队正在向野战军转化，在文电上被称为：邓华部队，而在夏季攻势之后（8月），即正式编入野战军行列，授名为：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文工团也改为7纵宣传队，领导班子重新作了安排，仍由我和高凤官分任正副队长，增设政治指导员，由林开甲担任，增设支部书记，由雷平担任。

夏季攻势结束，部队在郑家屯一带休整，我们便开始了繁忙地演出活动。这是个规律，在战争中，只能于两个战役之间，部队在休整的时间方能去给部队演出。虽有时在战役进行中也演出过，但次数不多，且仍是在两次战斗之间的一个稍长的间歇中。《白毛女》排出后，这是首次去同广大的指战员见面，演出的场次很多，我们很高兴，观众反应之强烈，出乎意料。我们是第四次到郑家屯了，郑家屯的知识分子和业余文艺爱好者，看了《白毛女》之后改变了过去对“土八路”的印象，很钦佩《白毛女》的演出在艺术上的成就。一般市民从来也没看过这等好戏，连灯光、布景、化装也使他们感到惊奇。对学生影响更大。此时齐齐哈尔组织了一个学生暑期战地服务团来到郑家屯，经我纵政治部做工作，争取了几乎全部留下参军，其中大部分又到了宣传队，这是我们第一次补充的大量人员。后来据他们说当时有些同志，就是看了《白毛女》而参军的。反应最强烈的还是部队，此刻各部队正在进行“诉苦复仇”的教育，大量的战士是翻身,农民，都有阶级仇、民族恨，都是为了“保家保田”才拿起枪来打老蒋的，所以当时部队为一片悲愤的情绪所笼罩。《白毛女》的演出，恰似在烈火上加泼一瓢油，使火焰烧得更为炽热，到处响起一片“要为喜儿报仇”的口号，飞起千万张请战杀敌的决心书。我们有些老演员也曾经历过观众因被剧情激怒而打骂演员的事（这次也发生过），但除了因有此效果而自喜外，一般均不会感到惊奇。然而这次却为戏所引发出来的这股巨大的力量激动了，惊得目瞪口呆了！

1947年冬季攻势，我7纵在沈阳外围活动之后，便回师北上攻克四平，1948年4月我们进入四平。我们这个部队与这个城市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曾四战于此。第一次解放；第二次保卫四平，由于暂时敌强我弱，战士含泪撤退，当时敌人是何等的猖狂和嚣张；第三次是四平攻坚，只差一点就能夺取，战士气忿不平；这次终于收复。四平永远回到人民手中，怎不令人欢喜若狂呢！部队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的乐观自信。我们很理解指战员的这种心情，怎能不让他们这激越的心声响彻于我们艺术的琴弦之中！因之，在进入四平时便创作了一首歌曲《我们又见面了四平》（戴碧湘词、佟英伯曲），用以献给我们的部队和四平人民。

进入四平之后，我们首先编排了一个《解放四平街大活报》，演遍了道东、道西，向群众宣传形势，宣传我军胜利和解放四平的意义。活报运用了音乐、舞蹈、话剧、戏曲、杂技等各种艺术手段，通俗易懂，为群众所欢迎，是红军时期就广为利用的一种有力的宣传武器。这次是集体编写，由林开甲导演。演员众多，只记得由王玉孝扮蒋介石，梁宜华扮宋美龄，董家璧扮美国人，高德恩扮国民党四平省长刘汉东，其余想不起来了。活报演出之后接着就整理《白毛女》。经过夏、秋、冬三次战役，我队人员已有大的变化，除个别参加外，秋季战役结束，在伊胡塔稍事休整时从后方来了一批来自大连的青年；冬季攻势在辽南又来了一批青年；进入四平后，7纵后勤宣传队又并入我队。原《白毛女》中的演员又有若干人调离，因此演员要补充，戏要整理。决定由王玉孝接替饰演穆仁智，田玉华饰演王大婶，李玉华饰张二婶，孔敏英改饰虎子，刘金钟饰大锁，王庆丰饰区长，谷风饰李拴，其余仍旧。部队此时就住在市区周围休整，我们在四平的中山纪念堂演出，部队来看戏很方便，住得稍远的部队，我们就坐大车前去演出。部队都在举行庆功会、誓师大会是为下一战役作准备，这个戏又恰好配合了中心工作而发挥其作用。不久部队出发打长春，我们也随着去长春外围活动，在四平第一阶段的演出便告结束。

由于整个战役计划改变，不打长春了，我们便又回到四平，进行我们第二阶段的演出。这阶段的演出主要是围绕“七一”和八一”这两个节日来安排的。我们7纵基本上是我八路军到了东北后才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部队，现在大部分战土是翻身农民，有一部分来自国民党军的“解放战士”。面对这样的对象和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杀敌勇气，故我们为他们排演《白毛女》。但是新部队还应加强传统教育，使之能很好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才能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的武装力量，一支革命的军队，为此，我们以：为革命，不怕苦不怕难，鞠躬尽瘁，不怕死，面对强敌，英勇不屈；维护军民团结、官兵团结，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这两个主题安排了如下节目：演唱《人民英雄刘志丹》，是孔厥所写的一个长篇唱词，我们用陕北民歌来联唱，并加上表演，雷平特为“七一”晚会编导了《歌唱刘胡兰》，由李玉华，梁宜华、刘清贤、姜桂芳、周翠翘、苏伟、刘长福、李克等演出。林开甲编导了小歌剧《打地主》，表现我军战士维护群众纪律的自觉性，由谷风扮演战士甲，王玉孝扮演战士乙，吴凤缓扮演房东老大娘。高凤官编导了演唱《近迫作业》。选排了歌剧《徐海水》（翟强编剧，贺绿汀作曲）、《老耿赶队》（吕若曾等创作）、《沃老大娘瞅孩儿》（胡果刚等创作）、《老母鸡》，演员有雷鸣、高德恩、王常基、方世民等。多幕话剧《李国瑞》（杜烽编剧），由高凤官饰李国瑞，他对部队生活很熟悉，演得很生动。

为“八一”晚会特创作了两个节目：一是《八一大合唱》（戴碧湘词，佟英伯曲）；二是《飞夺泸定桥》（戴碧湘编剧），《飞夺泸定桥》到现在也难以叫它是什么剧，既非歌舞剧，亦非话剧，有哑剧，还有皮影戏，是个“四不相”。想取得只有在银幕上才能取得的效果，在狭小的舞台上也要展现金沙江两岸，红军和白军在滂沱大雨的黑夜里，打着火把竞跑的雄伟壮观场面，大火烧桥头的紧急情景。这点算不上什么艺术，只是运用舞台技术烘托点气氛，玩点灯光技巧而已。这些在今天来说是不值一提的，然而在当时舞台上那种简陋的条件下要做到也非轻而易举，所以赢得了观众热烈掌声，这是灯光组周武、朝国忠、李成业等同志们努力的结果。由于这些戏的内容涉及我党我军克敌致胜的根本，所反映的生活面又较广，我们的部队看了感到十分新鲜又十分的亲切。原来我们的光荣传统，不管是在“老红军”、“老八路”或者是在今天的部队中，都是一脉相承的啊！

9月，随部队离开四平，目的地不明，后来才知道是辽沈战役将要开始了，在四平的第二阶段演出也就结束。

我们还演出过话剧《反翻把斗争》（李之华编剧）、《群猴》（宋之的编剧）、《如此正统军》（颜一烟编剧）、《我们的排长》，歌剧《杨勇立功》（吴白华等创作）等，记不准演出时间，以在四平时的可能性最大，故附记于此。

（4）在战场上

战时的宣传队，既是一支宣传鼓动队伍，又是一支从事战勤工作的力量。在战斗进行中宣传队如何工作，我们不懂，从春季攻势开始，我们便在工作中学习，认定一点：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去做。

每个战役或每次战斗开始，宣传队便分散开来，大体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为体弱有病的同志作为留守，随政治部二梯队行动；一部分人去参加兵站工作；一部分人又分成两、三个组随突击部队行动。这后部分人的任务说是为了体验生活，收集材料，只是从宣传队角度提出来的目标。实际上他们下去后所做的工作却远远超过，真是做到需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跟战士并肩战斗，毫不含糊。

开始有些人以为宣传员只会说会写，会拉会唱，上了战场恐怕就不灵了，其实不然。有一次，在攻打锦州老城时，我军一个尖刀班刚要冲进被我炮火轰开的一个豁口，就被敌人猛烈火力压在一段壕沟里。一个战士往下撤时受伤倒下，情况令人十分着急。此时一人飞身而上，奋不顾身地前去将重伤战士抢救下来。此人便是随这个尖刀班行动的宣传员，也就是前面说的那位拉小提琴的同志。像这类事，在宣传员中并不鲜见，人们也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宣传员在战场上如何工作？以夏季攻势中第三次攻打四平为例来说吧。下部队后即分散到尖刀班、排，同战士交朋友，帮助连里做思想工作。行军中他们搞鼓动棚，有空则又教歌又辅导文娱活动。战前帮助战士写决心书、请战书、枪杆诗等。战斗一开始，就同尖刀班一道攻入敌阵，并肩穿过火力封锁和布满地雷的突破口插向纵深。在纵深战斗中，有的则冒着炮火冷枪穿过地雷区，来往于前沿阵地与团、师指挥所之间，一面送去他们所组织指战员写的和他们自己写的报导稿件，一面带回火线小报和战斗的全线情况、首长的指示。有的同志则参加城市纪律检查，有的做群众工作。有的则协同部队占领仓库，搜集和保护物资，部队要撒出四平时，他们组织车辆抢运物资，有的仓库打不开，还要用炸药来炸。有的还要去写标语，这事也不简单。

一位同志说有一次发生的事情是他终身难忘的。在四平，他看到敌人在炸毁了的水塔顶端书写了一条巨大触目的反动标语，他想去涂抹，群众对他说那里埋有地雷，劝他不要去。他刚参军不久，听说后便犹豫了，内心斗争甚为剧烈，但想到许多战士英勇牺牲的精神，不由得鼓起了勇气决心上。当将反动标语涂掉，在上面写上一条比它大几倍的标语后，内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满足，自己也意识到精神世界里有了一个重大地飞跃。

1948年第四次攻打四平时，又增添了一件新的工作，由于三战四平，我们对四平比较熟悉，故在进入之前叫我们参加接收四平的地方干部训练班，对口地向他们介绍各区情况，进城后同这些干部分片去接收工厂、仓库和公共机关。战士们最瞧不起孬种，由于宣传队员在战场上不怕苦、不怕死的英勇表现，以及平时随和可亲的作风，赢得了战士称赞，所以每次战役结束归队，总是带回在部队的立功书，或部队为其请功的信。

夏季攻势时，由林开甲和雷平带领一部分人去八面城搞兵站，负责接待从四平下来的伤员。不仅宣传员不知道如何工作，不懂怎样护理伤员，就是带队的雷平也一样不懂。她在四川艺术专门学校的艺术教育系是学音乐和图画专业的，从1938年以来一直是演员，不曾担任过任何领导工作，也没有做过任何行政工作，如今要来领导这个接待站，实在难为她了。开始，林开甲在那还好点，后来他又调去四平检查部队城市纪律，全副担子便都落在她的肩上。事先要动员老乡让房子接待伤员，然后分配接待人员，每人负责若干户。伤员来了要吃饭，虽然后勤部门有准备，但有时却还要自己去搞粮食、油、盐、柴火和菜，烧饭也要动员老乡来帮助，还要组织担架，转运伤员到后方医院。这一切都不是现成的，都要做群众工作，从群众那里动员来。由于没有经验，刚做了第一顿饭，让第一批伤员吃了，可第二批伤员就接踵而至。须知这是一次攻坚战，打得很激烈，下来的伤员很多，不断地送来，弄得他们手忙脚乱，日夜都不得休息。不过，很快他们便有了经验，能应付自如，熟练地工作了。

在接待站女同志居多，平时她们有四怕，这时都碰上了。一是，怕脏，平时看到一点血污都要惊叫起来，如果见着流脓就连饭都吃不下。然而现在不仅看到满身血污的人，由于医务人员不足，宣传员还要去帮助洗伤口，往往伤口流脓，有的还生了蛆在蠕动、在爬行。经过一些时间，就全不在意照旧吃饭了；二是，怕羞，平时看见男同志光身下河洗澡，都会脸红转过身去，而现在不仅不怕脏给伤员倒屎倒尿，还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助重伤员大小便；第三是，怕死尸，平时见到怕得不敢睡觉，睡了也会从梦中惊叫醒来，现在的工作是不得不和死尸打交道，经过几次后，也就视若平常了。战争将她们锻炼得很坚强，如，解放天津时在贯儿庄兵站工作的女同志，她们一人在深夜里也敢出入于太平间接触尸体。以后的战役，她们都是夜里从战壕里，一路踏着尸体进城而无所谓；四是，怕遇到粗暴的人，平时如果受到一句大声斥责，就会难过得哭起来。现在难免有时会挨几句骂，甚至有个别伤员还会打人。出于阶级友爱，她们不再计较这些，还是认真地工作，而且还善于处理这种事了。在天津外围，有一个由雷鸣负责的小组在贯儿庄搞接待站，他们工作得十分辛苦，七天七夜未合眼。一次有一个伤员对一个小女同志发脾气，还想动手，雷鸣过来做工作，给伤员讲道理，进行批评。我们的战士毕竟还是有觉悟的，终于觉得自己不对，向小女同志表示了歉意，以后表现得不错。

战场上的情况是多变的，因而我们的工作也是多变的，要随时准备面临新的任务，需要不惧艰险去完成。1947年秋季攻势，由林开甲带领一个小组随部队行动，本来的任务是检查纪律，对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打开彰武以后，一个新情况出现了：一方面是这次战斗颇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遍地死尸需要处理；一方面是部队要赶快进军，7纵的任务是深入敌后，迅速破袭北宁路，牵制敌人兵力和阻止敌人主力北上增援，以保证我主力部队夺取长春外围敌军几个重要据点。怎么办？林开甲带领的这个小组就奉命留下来打扫战场。天寒地冻挖坑不易，一千多个墓穴，只靠几个宣传员何时才能挖完？一千多具棺材又从何处来？他们只有依靠群众，动员市民帮忙。经过反复宣传，讲清了人民的战士是为解放人民而牺牲的，烈士的遗体是应妥为掩埋的道理，老乡们动心了，纷纷献岀棺材，不够，又搬岀炕柜，并帮助挖坑，最后还说服老乡帮助扶棺下葬。当地有个风俗，忌讳抬别家死者的头，认为这是亡人的子孙干的事，在宣传员的行动感召下，老乡们也就打破了传统习惯，跟着一起干了。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尸体全安葬了，而且还说服老乡把国民党军的尸体也掩埋了，然后去赶部队。

冬季攻势里，7纵在沈阳外围活动，这是敌占区，远离后方，部队供给要就地筹办。于是，宣传队又参加了征采粮食的工作。一面动员群众卖粮，一面发动群众反恶霸地主，将他们的土地、浮财分给群众，挖出粮食供应部队。有些地主耍尽各种伎俩对付我们，有的以女人的色相设陷，有的将粮食藏在雪堆里，再浇上水便成了冰堆，不易为人发现……但均被我们识破，在斗争中增长了才智。

变化最多莫过于1948年9月开始的辽沈战役了。

先是打锦州。为了不让东北敌人逃走，我东北野战军从各方云集北宁路一线，夺取锦州，又切断海上退路，以便关门打狗。我们宣传队随纵队从四平出发，经过长途行军到达锦州的高桥。行程不短，对我们来说不在话下，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中，不练就一双铁脚板是不行的。秋季攻势中我们宣传队从彰武撤退，在国民党军三路追兵的追击下，就是靠两条飞毛腿才撤走的。冬季攻势中在沈阳外围，也是靠着一双铁脚板，在零下40度的夜晚踏破辽河千里雪的。在最后解放四平之后，还是仗着这双脚，在敌机的频繁俯冲下，一路行军一路睡觉地巡游于长春外围。什么路没走过？什么情况没见过？

可这次打锦州却又添了一个新的记录：过大、小凌河。大凌河没有桥也没船，是涉水过，水面较宽，河中有的地方较深，先派人泅水过去拉上粗绳，然后大家攀着绳或手牵着手过去，水深处则由会水的同志托过去。黑沉沉的夜晚，只见一片茫茫的河水，也有点令人生怕，关外10月夜晚的水是很凉的，浑身湿透，一阵寒风吹来，身上直发抖。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可对那些正在例假期间的女同志却是种灾难；小凌河，是在总攻锦州城垣那晚过的。虽然河上有桥，但要通过一片很宽的开阔地，这是7纵从南面攻城的通道。敌机在空中封锁这条道路，时时俯冲扫射，炸弹就在四周爆炸，我们时而卧倒，时而前进，这样进入锦州的

进城后，敌机还在轰炸。次日早上才发现我们睡的土炕的墙外就有三个小炸弹，幸好没炸，否则我们这部分人便报销了。当时形势还是十分严峻，老城战斗还在进行，而敌人东、西两路的援兵正急急赶来，一旦打得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很快老城战斗结束，全市解放，危机已将过去，我们准备开展工作。虽然一路吃了不少苦，也经历了一些风险，进锦州后担任守仓库的任务。仓库里有许多米面、罐头、香烟，却仍旧吃着冷高粱米饭。大家一心想进锦州后大干一番，可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奉命召回去接收工厂和物资的同志一同撤离这个城市。这个变化很大，然而大家的情绪却很好，全不似1946年5月从四平撤退时那种耷拉着脑袋的样儿。原来是都已知道要去追歼廖耀湘兵团，明白这是东北最后一战，能参加多么幸福啊！几年来所希望的东北全境解放这天即将来到了，一次工作的愿望未能实现又算得了什么呢！

歼灭廖耀湘兵团这一仗最后的场景，真是一幅宏伟的大画卷，我们有幸能看到这一人生难睹的壮观。广阔的辽西平原上摆满了人马，24日晚上，有数不清的人马从四面八方涌来，挤成一团，都是朝着廖耀湘指挥所胡家窝棚疾行赶去。其中有我们的部队，也有逃窜的国民党军，一支同我们宣传队并行又交叉而过的队伍，天黑看不清，后来才发现是敌人。敌我混在一起，敌机只能在空中哀鸣盘旋，无法扫射轰炸。我们走了一段就看到敌人的美制榴弹炮、汽车和其它装备摆了一大片，看来动都未动一下。原来敌人这些“本钱”还未摆开，建制就给自己的部队插乱了，失去控制无法指挥，它们只能站在那里“赋闲”了。四处有烟火，四处有敌人逃窜，东一块、西一堆，蠕动在整个平原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可做，就抓俘虏，一个同志举着一根扁担就抓了一大串。有些同志还代部队看管俘虏的营以上的国民党军官。这些军官身上都带有金条、金镏子、钻石戒子之类，他们有的还想用这些来收卖我们同志，要求放他们逃走，遭到严词拒绝。

全歼廖兵团之后，部队马上兼程东向，疾趋沈阳、营口。接到总部命令，要7纵抽人组成一个城市工作队前往沈阳。这个任务交给了宣传队，7纵派了三辆汽车将工作队连夜送到，分配到铁西一带工作，主要是搜索国民党军隐藏的官兵和武器，接管军用物资，对群众进行宣传。他们曾抓获敌人一个中将和一队军官，并起出几十条枪。为了严格遵照东北总部的规定，曾与私自从仓库拉走汽油，破坏纪律的错误行为进行斗争。

（5）从千山北麓到南海之滨

在沈阳工作一段时间后，便回到部队。此时部队在辽阳一带，本想休整一个时期，宣传队也准备排戏。考虑到进城了，部队特别是干部应有思想准备，便选排阿英的多幕话剧《李闯王》，意在希望大家注意这段历史教训。戏刚排几天，东野大军不顾辽沈战役的疲劳，又奉命迅速进关了。7纵的目标是天津，攻占塘沽，切断敌人从海上逃跑的退路。

我们是在天津外围过1949年新年的。进津之前我们做了三件事：（1）接待伤员；（2）部分同志去132师了解部队思想情况；（3）整理《白毛女》，着重排了喜儿B角演员刘清贤的戏，准备进城演出。

攻城时，组成了城市工作队，在此之前（1月4日）已初步宣布过入城的任务：（1）搜查敌人暗藏人员；（2）对基本群众进行宣传；（3）要求公职人员、工人留守岗位；（4）保护古迹和建筑物。

1月14日上午，向天津城垣发起总攻，我7纵与8纵并肩从东面突破，攻向金汤桥，与从西面攻入的部队会师。开始，我们在炮兵阵地后面，观看千炮齐发，城里敌人油库着弹爆炸，多根巨大的火柱直冲云霄，烧红天际。多处弹药库被击中，似春节万家燃放鞭炮，响声一片，连续不断。夜晚，我们城工队沿着壕沟入城，在城区边沿为敌交叉火力所阻不能前进，敌人又用排炮封锁我们的后路，把我们压在一个工厂的废车间里，天明忽听有坦克逼近的声音，大家均觉形势严重，我们既无部队掩护，又无武器可以作战，只好监视着坦克的动向再作行动。不料这辆坦克停下来，转过炮口向敌人工事开炮，原来是我们的坦克！一场虚惊。不久，附近的枪炮声停止了，坦克也走了，我们便进入市区。

进城后，我们分散在各处接管工厂、仓库，看守物资，清查敌军人员，进行宣传……等工作。以后陆续集中，进行演出准备。1月26日至2月3日间，借耀华中学礼堂演出了《白毛女》。进城前我们就考虑到，把《白毛女》的演出，作为入津后城市工作的一个新项目。天津是当时我国仅有的四大都市之一，北方唯一的工业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较高的城市。要使天津人民了解我党我军，文艺演出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我们必须演好。耀华中学是一所有名的学校，该校的礼堂当时在天津是比较好的一个演出场所。观众来得很踊跃，从剧场的气氛来看观众是很满意的，甚至面露惊讶之色。

对于演出是否成功，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测量表。在锦州时，部队送来十几个人，据说是俘自敌军剧团，望我们做工作将他们留下，据他们自己说是平津的剧人，组织一个剧团到锦州军队中演出的，他们表示尚有家庭在天津，不愿参军。我们交待政策：去留自愿，决不勉强。同时劝他们，目前北宁路一带行走困难，我们反正要去天津，不如随我们一道可能比你们自己走还要安全些，还要快些。到天津后他们就各自回家了。我们相处不错，但他们对我们在艺术方面如何，心存疑问，故我们认为他们可以代表天津文艺界，是我们的一面可靠的镜子。首场演出闭幕后，他们前来祝贺，从他们充满真诚、喜悦地眼神里，便看到他们心中的疑问消失了，我们相信我们这个窗口存在的价值！

从1月20日开始，按照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将傅作义将军所指挥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国民党十三军军部及两个师由我7纵接编，我们宣传队奉命于2月19日去该部驻地，演出《白毛女》及参加改编工作。由于纵队派的领队很机警，每次演出都拉上他们原来的军、师长陪同，故平安无事地完成任务，25日返回天津。据悉，10纵宣传队给原十三军二九七师演出，坏分子向台上扔手榴弹，炸伤了十二人。其实，这种危险在我们演出中也存在。我们从北平附近一个部队接收了一个四十余人的军乐队，带回天津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这些人多为穷苦人家出身，经过讲清革命道理和诉苦教育之后，启发了阶级觉悟，他们能够向我们讲实话。他们说在我们演出时，他们也有人准备扔手榴弹，因为原来的长官在场，故未扔出。

返津后，又在各学校进行文艺辅导活动，亦作了些小型演出，以扩大已有的影响。还吸收了少数新队员，排了新节目，再次公演。剧目有歌舞剧《刘顺清》（翟强编剧，张林簃作曲），这戏是写抗战期间，八路军359旅去南泥湾开垦的事，演员为：方世民饰刘顺清，孔敏英、王玉孝饰老汉甲、乙，佟英伯饰老铁匠，刘长富饰小铁匠，李家声、郝广孝、王维荣、李风山、高德恩等饰战士。《军爱民、民拥军》，演员改由李玉华饰王二嫂，高德恩饰王二，王维荣饰炊事班长。据外国剧改编的《人约黄昏后》，雷平导演，周武饰侦察员，王碧如、赵刚饰女特务。

由于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书上签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7纵已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军，我们宣传队亦改名44军文工团。团的干部仍由我们四人担任，秘书刘书凯，文书费殿甫，事务长唐锡山也仍旧。下设演员1分队，分队长王庆丰，副分队长记不清了；2分队队长严德华，副分队长张国凤；女分队，分队长李玉华，副分队长张铁珊；学员分队，分队长范云庆；乐队（含军乐队）队长刘书凯兼，副队长李昆；老同志另编一组，组长李守春。我团遂于23日由天津出发，随军南下。一路风沙，渡黄河、过长江，然后又是一路烈日暴雨，越五岭，奔向祖国的南方。参加了解放广州、解放万山群岛等战斗。

南下途中，我们文工团的主要任务是搞鼓动工作、群众工作。鼓动工作以黄河渡口最为热烈壮观。黄河上搭起一座长长的浮桥（据当地老乡说这是从没有过的事），大队人马、炮车从此通过。我们在桥头扎上巨大的牌楼，挂着巨幅的对联和标语、图画，两旁分列几个鼓动棚。队伍一到，这里是军乐齐奏，那里锣鼓喧天，有的演戏，有的数来宝，有的放鞭炮，有的喊口号：“渡黄河、跨长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真是热闹非凡，过桥部队人人喜笑颜开，心中热呼呼的，不停地唱歌和喊口号。在途中有时也作演出，如，过江西吉安，新排了话剧《红军回来了》演出，李玉华饰红军妻子，刘长福饰红军儿子，由学先饰表哥，在新喻休整时也曾演出过。

长途跋涉，从北到南的艰苦行军中随团卫生员任淑梅是很辛苦的。一到宿营地就去看病号，督促同志们烫脚，用头发丝为战友们穿“泡”。过去在天津一带，宣传队大部分同志得了疥疮用硫磺熏，不论男女一律亲自督“战”。南下后由于生活条件差，气候变换多端，许多同志患了疟疾、肠炎等病。当时部队缺医少药，她千方百计地设法为病人找方治病。特别是陪伴着重病号，对于一个18岁的女同志来说却是一件苦差事。

44军入城后奉命警卫广州，文工团也随军入城。这时从南下工作团中抽调部分同志，又在广州吸收了许多青年学生。文工团的人数大增，编制和干部起了变化。南下途中，我离开后由高凤官任团长，林开甲仍任指导员，林走后由阎德华接任，孔敏英任导演。全团四个分队：1分队队长王庆丰，副队长李家声。2分队队长李玉华，副队长张铁珊。管弦乐队队长由学先，副队长李守春。军乐队队长金汤，副队长李昆，后是曹占东。

入城后文工团在广州举行多次街头宣传，在剧场演出了《血泪仇》，主要演员：佟英伯饰王仁厚，田玉华饰王妻，周武饰王东才，张铁珊饰东才妻，刘清贤饰桂花，刘长福饰小栓，王玉孝饰田保长。歌剧《王秀莺》（傅铎编剧，艾英惕作曲）先后由林开甲、孔敏英导演，李玉华饰王秀莺，方世民饰张大春，李志东饰小栓，佟英伯饰张殿臣，田玉华、奚一饰婆婆，刘清贤饰张巧玲，董家璧饰二虎子，胡景禄饰村长，由学先饰汉奸人贩子，雷鸣、由群饰妇女甲、乙。多幕话剧《胜利渡长江》（胡丹沸等编剧），由高凤官、孔敏英导演，主要演员：金英饰敌军师长，刘宝钟饰敌团长，高凤官饰我军师长，方世民饰我军连长，胡景禄饰我军班长，佟英伯饰炮兵团长，李家声饰参谋，高德恩饰沈老大，李玉华、吴晖饰沈妻，王庆丰饰船老大爷。此外，还特别组织了歌舞专场，主要演出节目：《进军舞》、《战鼓》、《胜利腰鼓》、《鄂伦春舞》、《蒙古舞》、《生产舞》、朝鲜舞《母亲》、舞剧《夺红旗》等。排练导演是谷风、陈琦。主要演员：谷风、曹金龙、王震、谭志坚、陈传伦、孙鄂、陈琦、梁淑明、郭荣、雁生、黄曼铃、朱纯璧、郭宝钟、刘清贤等。

文工团在广州时期演出多场，在群众中颇有名声，苏联《真理报》国际版副主编曾来团采访过。

1950年秋，离开广州，移驻惠阳创作并演出了多场话剧《海战》（王玉孝编剧），表现我军第一次海战：解放万山群岛。由孔敏英导演、张滋、佟英伯、周武、赵汝平、唐杰忠……演出。《我们的排长》由鲁颖、梁信创作。大活报《中国人民一定要胜利》，集体编演。又排演了话剧《阶级弟兄》，由奚一、高德恩、吴晖、韩乃琳、袁爱宝等演岀。歌剧《妯娌争光》（谢力鸣编剧，李鹰航作曲）由萧仲霞、张铁珊、袁爱宝、李家声、高德恩、王庆丰等演出。多幕话剧《让战魔发抖吧》（那沙编剧）由孔敏英、雷鸣、高德恩、王庆丰、李家声、袭云凤、陈学敏、王振荣、傅玉清等演出。《荣誉属于谁的》由王庆丰饰团长，胡景禄饰连长，高德恩饰老机枪手，梁忠传、傅玉清、王震等饰战士。歌剧《赵来喜立功》由卢成书、梁忠传、孙鄂、关绍刚等演岀。歌剧《董存瑞》（丁毅等编剧，庄映作曲）由赵戈饰董存瑞。另外还有一个写三反、五反的多幕话剧《控诉》（宋之的编剧，鹏岚导演）由赵松饰资本家，于秀春饰其妻，陶淑文饰其女，赵戈饰志愿军，奚一饰工人，高德恩饰帐房先生。小歌剧《一把洋镐》由吴晖饰阿么尼，王希饰嫂子，刘清贤饰小姑娘，其他记不清了。大合唱《郭俊卿》由郭宝忠、刘清贤领唱。《王大妈要和平》表演唱，演唱者为郭宝忠、军驰、刘清贤。当时还演过由候战勇创作的《向文化进军》的大合唱。

移驻惠阳后，值撤销师的文工队，各师文工队的业务骨干都集中于军文工团。此时全团人数近二百人，人数众多为各时期之冠。领导班子也作了新的安排；高凤官调离遂任命郭瑞田为团长，先后任命佟英伯和鹏岚为副团长，指导员仍为阎德华。此时团内设四个队：军乐队队长周余，副队长曹占东；综合演出1队队长陈瑶，副队长陈振明。2队队长周武，副队长李守春。3队队长鹏岚，副队长刘世捷；还设一个创作组，组长王玉孝，组员有：苏达、鲁颖、侯占东、朱达、谷风、李克、陈绵曾等。

1952年秋，中央军委决定撤销若干个军的番号（其中包括44军），44军文工团也随之结束。军乐队由周余、曹占东带队到中南海军（即南海舰队）；综合演出2队，由周武、李守春带队随130师入朝；3队，由鹏岚、刘世捷带队随131师师部赴山东到海航3师；1队，由陈瑶、王玉孝带队随132师到海南军区。

虽然这个团不存在了，但战时的文工团（宣传队）又是一所培养干部的随营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除前面提到的石涛、白振远外，还有高岚、张法一、张雅茹、刘金钟、刘长福、朱德林等同志为革命捐躯、为人民积劳病故于解放战争中。自这所“学校”出去的，现在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岗位上（当然也包括文艺战线），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这份材料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雷平、林开甲、由学先、高德恩、王常基、齐青云、张国凤、谷风、徐景顺、李志东、任家富、刘清贤、周翠翘及原44军文工团在穗许多同志的座谈会录音提供的许多材料，特此感谢！

（作者：戴碧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