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道士下山救世,盛世和尚开门敛财？

西晋惠帝时期，一部重量级著作《老子化胡经》横空出世。此书作者，道士王浮宣称老子出关抵达了西域天竺，乘日精进入摩耶夫人腹中，出生为释迦牟尼。佛教的创始人直接被编排为老子化身，佛教也自然低了道教一等。此后历代大部分佛道争端，“老子化胡”说都处于双方交锋的中心。

佛道两教，在地理与时间维度均有距离，虽然思想上具有共鸣，但对于道、法、神、人、生死、轮回的理解和表达各不相同，为何会被附会上下关系？追根溯源，“老子化胡”最初并非道士贬低佛教之说，反而出自佛门“自己人”。佛教传入中原时，作为外来的“夷狄之教”，欲征服自诩天下中心的华夏，其困难可想而知，不如借助老子的影响力，自我包装成华夏文化的远亲。

汉末至魏晋，佛教在中国初具规模，摆脱了附庸于黄老的地位，道教亦从松散的学说演变为体系齐备的宗教，二者均不甘居对方之下，方有《老子化胡经》的应运而生。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第一次由朝廷主持的佛道辩论开幕，辩题正是老子与佛陀的早晚排序。《唐高僧传》详细记录了二人的辩论过程：道方代表姜斌引用《老子开天经》，证明老子出生于公元前604年，佛为老子侍者；而佛方代表昙无最引用《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主张佛陀出生于公元前1029年，且证明《开天经》系伪造。值得一提的是，昙无最引用的经书也属于国人杜撰的“疑伪经”。辩论以佛方大获全胜告终，道士姜斌配徙马邑。

朝廷组织的佛道大辩论，历史记载约有十四次，上至北魏孝明帝，下至元朝初期。辩论不仅为争席次先后，有时甚至涉及存亡危机。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佛辩胜道，全国道士被敕令削发为僧，北齐道门从此销声匿迹。唐武宗会昌五年，召道士赵归真、僧人知玄大师辩“神仙可学不可学”，道方获胜，著名的“会昌灭佛”事件也达到了高潮，僧尼还俗，佛寺拆毁，佛教不复往日盛况。虽为口舌交锋，残酷程度堪比决斗。

十四次大辩论中，七次佛教获胜，四次道教获胜，三次未计胜负或不相上下。从数量上看，佛教占据优势，道教明显逊色，当真是道士辩才逊于僧人？道教理论不如佛教精妙？

比起这种比较，不妨从“裁判”的角度审视二者的输赢。无论辩方表现如何，最终胜负还是由比赛发起人——统治者裁定，而辩论之外更大的“胜负”——一教之兴衰命运，更是一场“权力的游戏”。我们熟悉的李唐，面对南北朝深厚的佛教基础，选择和老子李聃攀上了亲戚，尊其为“圣祖”，颁布《先老后释诏》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

钦定道—儒—佛的次序，以道教为国教。唐高祖李渊亲谒老子在函谷关传道的楼观，下令在全国各地大建道宫、道观和老君庙，塑老子像。道教压倒了佛教，李氏也借此塑造了自己的正统地位，限制前朝遗留的“佛系”门阀家族。

然而，生长在唐初道教环境下的武则天，选择大力扶持佛教。武则天以女人和外姓身份登上皇帝的宝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自然需要宗教为其背书。其男宠薛怀义以白马寺主持的身份，利用佛教为武则天铺平舆论道路，作了一步《大云经疏》对外宣称其为

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必然登上皇位。

道教界虽然也为武则天做舆论上的宣传和支持，但终究和李家天下存在亲近的关系，只能居于佛教之下。武则天登基后，对为其出力的佛教和和尚进行大力推崇和封赏，不少道士或迫于形势，或为邀宠，纷纷弃道从佛。

中晚唐的佛教继续了蓬勃发展甚至畸形繁荣，唐宪宗笃信佛教，广修寺院，元和十四年欲将佛骨从寺院恭迎入皇宫供奉三天，招致了众多文人官员反对。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便出于对此举的担忧。宪宗之后仅仅二十几年，唐武宗便展开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一方面，武宗本人热衷于道术修摄，排斥外来宗教。另一方面，武宗认为佛教占用大量资源，逃避兵役税收，已成为国家负担。严厉的灭佛行动让朝廷获得了大量人口资源和财产土地，对于身为世俗统治者的武宗来说是一场重大的胜利，客观上也为唐朝中兴提供了经济条件。

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赵宋王朝，国家为推广道教，设立了上至中央礼部，下至地方州府的完备的管理机构，大兴宫观，修订《道藏》，制定节日和斋醮仪轨。徽宗甚至册封自己为“道君皇帝”，移往改建为道观的宫殿里居住。道教的各个门派也在此时期大量涌现，北宋符箓道法流行，正一派、上清派、灵宝派兴起，到了金元时期北方又出现太一道和全真道，南宋金丹派南宗也迎来兴旺。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结交，让全真道开始步入全盛，正一道也在忽必烈时期获得了元室承认，今日道教两大宗派的格局从此奠定。然而道教在民间的扩张，并没有动摇藏传佛教在蒙元宫廷的地位。元宪宗以刊印《老子化胡经》为由向道教发难，带着限制道教的目的，先后组织了两场佛道辩论，佛教方在八思巴的带领下压倒道方。其后继者世祖忽必烈，虽然册封神仙和道人，灭南宋后也用焚经手段打击道教，导致现存《道藏》大量缺佚。

然而，统治者操持下的斗争倾轧，并没有阻止佛道交融的趋势。毕竟这是一片包容的土地，土生土长的道教接受佛教元素，外来的佛教积极向本土靠拢，就连有鲜明世俗性的儒家思想，也吸纳佛道完善自己的哲学体系。

早期的“三教一家”论述，不免有争先后辈分的成分。“老子化胡”、“孔子问礼”将道塑造为儒、释之师；释家也不遑多让，一部《清净法行经》：

“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把孔子老子都写成了佛弟子的化身，但三教结合的思想成果也逐渐生成。陶弘景出身士族，精通儒学，同时也得葛洪、陆修静的道学传承，又颇览佛经，集各家学识于一身。他的道教思想中加入了儒家的“中庸”、“至忠”、“至孝”，佛教的“去性存性”、“地狱”、“轮回”、“顿悟”等观念。在他看来：

“万象森罗，不离二仪之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

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二仪，仙与佛内在一致，在茅山“立佛道二堂 ，隔日朝拜”，自觉地探索三教融合的理论和实践。

从佛教的角度看，早期传入中原时便混同黄老，魏晋时期又比附玄学，在唐代形成了“本土佛教”禅宗，虽为佛教一派，实则融合三教。禅宗不重经典，不立文字，一切自认本心。其追求的“空”正如道教之“道“，以空性与虚无为万事万物的本体。而这一本体，最高的佛境是不可言说的，《顿悟入道要门论》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如果给它一个定义，那么它便不再是最高之法。正如《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禅宗对人生的看法，不甚关注传统佛教的轮回与极乐世界，而重个体精神通过顿悟而解脱，与庄子“无心无为”的“逍遥“境界具有一致性。不脱离现实的顺世性质，也让它成为了众多世俗中文人儒者的精神食粮。

不同派别的辩论，也未必腥风血雨，唐代的“三教论衡”就形成了和平交流的传统。宫廷组织的三教论衡活动可追溯至北周。唐高祖武德七年（642年），长安国子监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释奠仪式，集合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长安圣光寺沙门慧乘、普光寺沙门道岳，清虚观道士刘进喜李仲卿，三教名流在高祖李渊面前展开了讲经和辩论。唐高祖虽以道教为本宗，排下道先儒中佛后的次序，但仍定下“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原则。太学博士陆德明学贯三教，本于儒学，又能遍析佛道要旨，尤其受到高祖的赞赏。三教论衡后来成为了庆祝皇帝诞辰的保留节目，为了在辩论中知己知彼，能够兼明三教者不断增加。

宋代，在道释影响下，儒学开启了新的阶段——理学。这一门社会的、实用的、人伦的学说，开始探讨本体论，认识论和人心宇宙，理论体系达到了空前的完整。理学开创者之一的程颢，据朱熹《近思录》记载：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同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少年时抛弃科举立志求道，遍学老、释诸家几十年后，又回到儒家六经，援引道释入儒，终究得道，与弟弟程颐创立了“天理”学说，理学因此得名。王阳明心学在此之上更进一步：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心即是理，作为普遍法则和规范的理不再独立于个体的外部存在，而个体意识也获得了普遍的自觉形态，深得道、禅精髓。“知行合一”“致良知”让人的行为与理的本体达到统一，升华了儒学的实用精神，三教在此融会贯通，密不可分。

古代圣贤合璧儒释道，惟智慧是求，造福无数的后来者。但如今仍有少数人非要反其道而行之。有的见某家便贬，见某家便扬，有的通过“正宗”“外来”之辨捧一踩一，挑起争议。网络上“乱世道士下山救世，和尚关门避祸；盛世道士归隐深山，和尚出门圈钱”云云，因为足够抓人眼球，吸引了大量不明所以的传播。其背后的别有用心，欲煽动何种偏见，不免引人深思。

不是所有的佛都是魔，也不是所有的道，都是真才实学，反之亦然。我们应该修的善，只要正修，不管佛道，都应该得到肯定；不是正修，披着任何衣裳的都应予以抵制。那我想起很多香港地区的朋友找到我做前世回溯，一查往往都是修佛，相比与前世的修道人，佛教徒十倍其数不止，而今天一提道则往往心驰神往，非说自己有缘。自然有缘了，没有缘也不会关注我，但要说修行层面往日结缘，那是极少数的，这也值得部分信众深思，今日你可是昨日你？来日你可是今日你？

“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潜心修习求知者，入其一门，也总会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贯通至其他两家。古贤之智，今人之福。不妨《心经》《孝经》《道德经》，并列案头，所求之道，皆无名相，殊途同归，共登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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