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铁红接受采访时展示舞姿。(侯欣颖/摄)
谁说胖子或者长得不好看的人
就不能跳舞?
看看我就知道了。
作者:陈佳莉
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环球人物记者敲开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办公室的门,却发现被“插队”了。
最近,不打招呼直接找上门的记者、学生、舞蹈人,几乎要把他办公室的门槛踩烂了。全因为那条不到1分钟的视频——在一众英俊学生前面,姜铁红穿着皮鞋、西裤、Polo衫领舞《奔腾》。他肚子微凸,黑红的方脸上挂着两个大眼袋,怎么看都不像有走红的潜质。结果,他火得一塌糊涂。
采访前,姜铁红用手使劲揉了揉眼睛,想掩饰一下疲惫。此前,他刚结束了一家电视台的节目录制,6天睡了不到20小时。血压也一路飙升,低压已到121mmHg。6月7日是儿子高考的日子,姜铁红只能在日历上提前圈出7日下午的时间,叮嘱助手“儿子该有意见了”。
镜头一开,姜铁红又满血复活。说到舞蹈细节,他扬起胳膊做了几个动作,行云流水,连指尖都在用力。
从12岁正式学跳舞开始,姜铁红把中国各种舞蹈奖项拿了一大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早就习惯了站在幕布之后,把学生推向台前,可万万没想到突然迎来了一波“泼天流量”。采访中,“感谢”这个词姜铁红说了不下5次。他太珍惜这次曝光的机会,希望“在热搜上多待一段”,不为别的,这是对民族舞一个很好的传播契机,也是对无数坚持跳舞的人的鼓励。
以下是姜铁红的讲述:
“父亲发掘了我的天赋”
我知道,现在网友都在讨论,为什么我这个有点发福的大叔,穿着皮鞋西裤,跳出来的《奔腾》却是最好看的。
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生活了很多年。草原上的蒙古族摔跤手,在蒙古语里叫“搏克”,全都很粗犷。我小时候很瘦,要想在舞蹈中表现出那种粗犷,只能观察他们的动作,体会他们唱歌和呼麦时的状态,再转换成情感和语言,赋予到舞蹈的每一个动作上。没有这些情感和语言,动作再漂亮,也难以打动人。
·姜铁红(中)和学生们一起在舞台表演。
我不是天生就爱跳舞的。我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因为父亲在内蒙古歌舞团工作,4岁时便随母亲一起来到内蒙古投奔父亲。
在歌舞团的大院里,有搞舞蹈的,有学声乐的,还有摆弄乐器的。看见大人们总是化着大油妆,我一点都不喜欢,尤其觉得男孩化妆很丢人,完全不想学这一行。
那时,男孩们的梦想不外乎那么几个,要么穿上军装去当兵,要么穿着大裤衩学踢球,或者背个双肩包去山里考古捡石头。但梦想可能永远都只能是“梦”,只有理想才是脚踏实地的。
我从小被父亲逼着学舞蹈,各种抵触,有时被拽回来一顿揍,揍完还得继续跳。
大概到三年级时,我才有点觉醒,起初也不是为别的,只为父母的面子。那个年代孩子学不好,外人只会觉得是父母没教育好。为了不给父母丢脸,我开始认真学舞蹈。
我父母不仅对我学舞蹈有执念,对学历也很重视。他们都是朝鲜族,文化水平不算高。我刚上小学时只会讲朝鲜语,汉语讲不好,造句都是倒装的,课业勉强能及格。母亲常说,“我们这一代没文化,省吃俭用供你们兄妹上学,得学出个样子”。
1987年底,母亲替我在夜大报了名,让我补补文化课,再去参加高考。我经常逃课,补了两年才学个差不多。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高考那天的场景。我就带了一支笔过去,走进楼道里就开始紧张。结果笔落在了厕所里,我只能跟老师借了一支笔答题,搞得鸡飞狗跳,不过总算过关了。
毕业时,我也想过去总政歌舞团,在那里实习了3个多月,眼见就能转正了,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留校当老师,就这样跟舞蹈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那天跟父亲喝完酒聊天时,我还开玩笑说 :“我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坚持让我学舞蹈了。”他一脸迷惑。我接着说 :“因为你年轻时没有达到的高度、没能拿的奖,希望我替你去拿。”他就笑而不语。但我还是感谢父亲,发掘了我身上的舞蹈天赋。
这次走红的舞蹈《奔腾》是马跃老师在1983年编创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们舞蹈学院的“保留节目”之一。我1989年上大学后成为《奔腾》第五代领舞。1991年我读大三时,拿下了“桃李杯”舞蹈比赛金奖,此后又在首届“孔雀杯”、首届“荷花杯”等舞蹈赛事中夺冠。
·年轻时的姜铁红(中)担任《奔腾》领舞。
但我的舞蹈生涯也经历了几个比较大的坎,今天还能站在镜头前自由地跳舞,并不容易。
1999年,我在无锡歌舞团排舞剧《阿炳》时意外摔倒,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舞蹈的残酷性就在这儿,付出了那么多年,腿一摔基本就告别舞台了。当时医生也给了手术方案,但术后会留下两条疤,就像两条蜈蚣趴在腿上一样,而且还要恢复一两年,我觉得不值当就没做。
后来《阿炳》在上海演出时,我拄着拐去了现场,想着上不了台,也要看看成果。演出前意外又发生了,接替我那个角色的演员腰闪了,躺着动不了。导演和团里的领导实在没办法,把我抬到医院打了一针“封闭”。麻药作用下感觉不到腿疼,我又上台了。谢幕时,我的腿一直在抖。那一天,我觉得我还是能跳的,只是不能再上台了。
2002年,我莫名其妙发了一场高烧,烧了将近一个月也查不出原因,医生一度还下达了病危通知。仿佛一夜间,我的人生观都变了——拿不拿奖、跳成什么样,都不重要了,活着最重要。那种释然让我突然感觉自己会跳舞了。那次重病之后,我把跳舞的功利性完全放下了。心灵干净了,动作自然而然从身体里流淌出来,全是美和享受。
因为腿伤,我只能在幕后跳,上不了舞台。2016年,我再次登台,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挑战。当时舞蹈学院要汇演《生命在闪烁》,这是我当年获得“桃李杯”金奖的作品。院长让我无论如何也要上,为学院争光。
接到任务时距离演出还有两个多月,我的体重是208斤。
一场和身体的较量开始了。
5月底的北京,天气已经很热了。每天下班后,我穿着羽绒衣、厚绒裤,喝下3瓶水,从中央民族大学一路走回位于石景山区的家,要花4个半小时。到家后我拿纸巾一擦,身上流的已经不只是汗了,还有淡黄色的油。白T恤穿成了黄色,洗都洗不干净。我还要在跑步机上再跑5公里,最后连跑步机都“罢工”了。
两个月减重43.7斤后,我终于在舞台上顺利完成了一场7分50秒的表演。我很佩服自己,但说实话,那段时间我都有点抑郁了。所以说,真正了解舞蹈的人才知道,舞台上的光鲜,是用多少汗水堆积起来的。
我们一家人都是跳舞的,我其实并不想让儿子学舞蹈,但他自己想学。我问他舞蹈有什么好,他说“谢幕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刚开始学的时候,他每天压腿压到哇哇哭。
舞蹈是个磨炼意志的活儿。现在很多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从小不能摔、不能碰。在我看来,男孩子胆怯可不行。单杠都拉不上去,以后怎么保卫国家?我要求我的孩子一定要锻炼,要练体魄。
我对学生的要求也一样。现在很多学生柔柔弱弱,性格上中性一点可以,但是到了舞台上,需要表现精气神的时候,就不能怂。比如跳《奔腾》时,怎样才能驾驭这匹烈马?草原上环境恶劣,需要风雨无阻,就要求骑马的人粗犷、刚毅、热情、奔放。
·姜铁红在给学生上舞蹈课。
上我的课,我要求学生必须“野”一点。现在的孩子没有野性,就像很多抗日神剧里一样。男人得有性格,跳舞更得有性格,需要刚柔并济。有个内蒙古的朋友写过一首诗,就是我想要的感觉,“鲜花插在枪支头,钢铁也温柔”。他已经去世了,但这句诗一直留在我心里。
我跟学生说,只要热爱舞蹈,只要想跳,一切都不是问题。谁说胖子或者长得不好看的人就不能跳舞?看看我就知道了。
我现在每周都给学生上课、做示范动作。上课让我更快乐,可以卸下一切压力。我觉得在舞蹈学院当领导很幸运,做行政工作的同时,还有机会可以放肆地跳。学生们在台上跳,我在后面推着他们走,观察他们的情感是不是连贯,起承转合有没有问题,适当的时候上场示范一下。光嘴上说,学生不一定能理解,视觉最重要,所以示范不能少。
现在我每次走进舞蹈教室,第一件事就是对着镜子跳一段,哪里没跳好,哪个动作看起来不舒服,我也要跟自己“对抗”。毕竟,我示范成什么样,学生就会学成什么样。
前几年,在北京301医院对面的广场上,我遇到一群老头老太太跳筷子舞。我不自觉地加入其中,还教会他们一些动作。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他们都是癌症患者。那次触动了我,身患重病的老年人还在坚持跳,我更要精益求精地把民族舞蹈传承发展下去。
现在不说别的,不管在哪个城市,晚上出去遛弯,一到广场上,就能感受到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融,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傣族等各种民族的舞蹈,东北秧歌、安徽花鼓等各种民间舞蹈形式,让我看到了舞蹈在大众间的受欢迎程度。
正因为社会的包容性,才能有这样多元的舞蹈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传承的不仅是美,更是中国的文化精神。
这次意外出圈,我特别感恩这个社会,赶上现在的信息化时代,才能让我的舞蹈传播出去。现在不仅国内人关注,来自国外的反馈也铺天盖地。这几天,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新加坡等地的舞团都在跟我联系,邀请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团去当地演出。能够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传播的载体,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看到中国,这是我的荣幸。
·姜铁红在课堂上做示范动作。
你问我有压力吗?累吗?其实相当于在我的工作之余多了一份任务和责任。当意识到我代表着中国舞蹈人和舞蹈精神,我只能加倍努力地跳。
实际上,我现在随时随地都在跳。朋友们聚会喝酒,我说跳就跳。疫情期间,校园里人很少,我来学校值班,碰到松鼠对着松鼠跳,碰到鸟儿跟着鸟儿跳。2015年底,我去新疆正好赶上下雪,路过一个20多米高的土丘,从云层穿过的一束阳光洒在上面,漂亮极了。当天零下28摄氏度,我爬上土丘,光着膀子就跳了起来。
喜欢,大家就不用犹豫,跳起来再说。
监 制: 张建魁
编 审:苏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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