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青海6名厅官喝7瓶白酒导致1人死亡”一案，被中纪委提级审查调查并公开通报，引发广泛关注。有评论指出，为何这么多人苦于“酒文化”，喝酒之风却屡禁不止？这种“酒文化”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其根治之道是什么？
以往研究认为，饮酒是中国传统人情文化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而正式制度存在漏洞，人情文化得以渗透其中，最终使得官场酒风大行其道。然而，本文作者基于全国多地进行的观察和访谈，提出不同观点：当前地方治理存在金字塔科层结构的信息不足、治理任务非制度化、组织激励不足三个困境，这是官场酒风的根本原因。由于政府金字塔层级结构的信息不足，基层存在治理资源分布不确定、工作衔接不明确以及大量临时性、阶段性的任务等治理困境，下级需要通过饮酒来与上级建立信任关系，获得晋升机会；而由于激励机制不足，上级需要通过酒局来激励下级，表达尊重，提升组织认同和凝聚力。正因为饮酒行为部分缓解了以上治理难题，有助于构建信任、补充激励，才逐渐成为一种不良风气。
作者指出，十八大后，治理官场酒风成为反“四风”的重要内容，取得明显成效，大幅降低了接待费用，提升了工作效率。但是，根治官场酒风还需要从解决治理的深层次难题入手，即用制度机制替代饮酒行为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包括通过提升治理制度化水平、以正式激励制度替代上级个人行为提供的组织激励、以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削减下级饮酒动力等等。
文章原题为《制度环境与治理需要如何塑造中国官场的酒文化——基于县域官员饮酒行为的实证研究》，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官场酒风一直是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运作和基层治理的顽疾，造成了许多负面后果，例如违规使用公款、损害政府形象、降低工作效率等，甚至还会造成人员伤亡。20世纪90年代起，各级政府就开始大力整治官场酒风，但总是难以杜绝。因此，本文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会形成独特的酒文化？在正式制度禁止、频繁严打，甚至许多官员自己也不情愿的情况下，为什么酒风还具有生命力？本文通过一项经验研究来回答以上问题。酒文化盛行中国社会各领域，因此我们对研究对象做如下限定：第一，酒桌上的所有人都具有官员身份，有非官员参与者的酒局不在讨论范围内。第二，不同层级、不同系统(党政机关/国企)官员饮酒行为的特征和驱动机制有一定差别。本文聚焦于县域党政机关，这是当前官场酒风最受关注的领域，具有大量饮用高度酒的鲜明特征。第三，仅指因公务产生的酒局，这也是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的对象，不包括官员私人聚会性质的酒局。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有两类。第一类是笔者于2011-2015年在全国十几个省份的观察和访谈；第二类是笔者于2014-2015年与各地干部的访谈。后文引用时，第一类材料编号为W，第二类材料编号为D。在第一类材料中，作者观察的酒局总计57次，东部地区19次，中部地区20次，西部地区18次。有言论被记录者63人，其中县(市、区)委书记9人，副县级干部31人，科级干部23人。在第二类材料中，单独访谈13人，座谈会11次，有言论被记录者36人。分析材料时作者发现，东、中、西部官员在饮酒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后文引用访谈材料中的观点都至少被不同地域3名以上受访者提及，而非某位受访者的独有观点或经历。中国地方政府的规模很大。第一，人口多，县域人口大多数十万，最大的县的人口甚至超过200万。这相当于多数国家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即属下至少还有两个层级，但中国县级政府属下只有一个层级。第二，中国政府是发展型政府，承担的职能多于其他国家。第三，地方政府还管理着大量事业单位和国企。以上因素使得县级政府管理的机构数量非常多（包括乡镇街道、委办局、企事业单位等），平均超过100个。因此，县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间构成了悬殊的金字塔结构。且不讨论其他影响，仅就官员人际交往而言，这一结构造成了信息不足的困境。具体来说，由县级政府管理的正科级干部平均有一二百人，加上副科级干部有近千人。他们的考核和晋升由县级政府掌握，而拥有这些权力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只有14-18人。十几个县级领导对应近千名科级干部，两者间的信息交流显然是不足的。信息不足会影响下级的考核和晋升，县级领导可能都不认识许多需要他评价的科级干部。
我分管领域的科级干部都认识，但有些副科干部并不熟。而对乡镇和不分管的委办局，正职我能对上脸，副职很多对不上号。不是说我官僚，一个县上千科级干部，很难都熟悉。可是，干部任用的时候，我在常委会上是要表态、投票的。(W37，S3省某县县委常委，2014年9月)
而且，在干部使用中握有最大权重的三位县级领导(书记、县长、组织部长)信息缺乏的困境更严重，因为这三个岗位“应当异地任职”。也就是说，本地成长的县级领导还有时间慢慢了解本地干部，而他们却没有多少时间充分掌握干部信息。
书记说到底就做两件事:出主意、用干部。但在用干部上有个问题，书记都要异地任职，我到我们县也就一年多，之前对这里的干部没有了解，不好办。(D13，H2省某县县委书记，2015年3月)
信息困境给上级造成的主要还是履职困惑，但对下级职业生涯的影响则要大得多。上级连他的信息都不了解，就更别谈信任。因此，下级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让上级认识自己。当然，在工作交往之外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很多，例如私下交往，通过中间人牵线搭桥或老乡会等方式挤进领导小圈子，甚至搞违法利益输送。这些手段一般能给下级带来较大收益，但问题在于其投入多、难度大、风险高，多数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胆量，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相比之下，“喝酒”虽然收益不高，但其优势在于风险很小、操作简单，所有下级都可以用。
在地方光干得好不够，领导管的人太多，可能都不知道有你这号人。我们在乡镇平常见领导机会有限，多数还是开会，这种场合也不可能有接触。好在书记一年总得来我们乡调研一两次，其他领导也会来，来了总得吃饭。酒桌上，我敬领导一次，领导回一次，随便再来几次，一场酒总有三四次接触。喝了酒都放松了，机会把握得好，拉着手和领导说几句真心话，能留一些好印象。(W38，S3省某县某乡党委书记，2014年9月)
我这样的副科级干部，全县有好几百。我们局长偶尔还能去书记办公室，我一般只能见到分管县领导，很少接触书记，其他县领导就更少有工作上的接触。但在酒桌上，谁都有敬酒资格，敬酒时自我介绍一下。领导要是有兴致，多聊几句，对我能有些印象，总不是坏事。我又不会钻营，那样风险也大。我不求大富大贵，只图安安稳稳，有点进步希望就行。(W24，J省某县某副局长，2014年4月)
在饮酒过程中，下级传递两层信息：第一，努力让上级把自己的名字、职务和脸对上号。第二，依靠酒精的作用和酒桌氛围，传递某些性格特质，例如豪爽、实在、真诚等，并以此和上级构建起初步信任。需要指出的是，这样构建起来的信任非常有限，但总比不认识强。不过，这一促使下级饮酒的机制在第二类酒桌(详见第二部分分类)不会被触发。因为在这类酒桌上，上下级间并不存在悬殊结构，信息充足，工作中有足够机会构建信任，不需要用酒作为中介。
不同酒桌有不同规矩。乡镇和其他委办局干部我不熟，平常也没接触。所以在酒桌上，有人冲到我面前来个“拎壶冲”，那我一般能记住，觉得“人不错，实在”。但在自己部门就不一样了，我们部总共几十号人，谁怎么样我不清楚?上次部里聚餐，有个小伙子也给我敬个“拎壶冲”，我就很尴尬。按规矩，我至少得喝一满杯，不然显得我架子大，但我身体真不行，本想自己人聚餐随便喝点就可以了。(W57，S1省某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2015年5月)
相反，在这类酒桌上，下级要是喝得太猛，反而可能留下负面印象。
人在机关里，单位领导天天见，有心表现机会多得是，不需要在喝酒上费劲。要平常啥事都干不好，光喝酒积极有啥用，这不就等于跟领导说“我是酒囊饭袋”嘛。(W9，Z省某县某局局长，2012年5月)
信息不足不仅影响官员的个人发展，而且会在治理中造成很多问题。具体来说，当前中国存在治理任务非制度化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治理资源分布不确定、工作衔接不明确以及大量临时性、阶段性的任务。本部分首先讨论前两个方面。长期以来，在中国地方治理中，资金、资源和政策分配缺少系统的制度规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近年来项目制的兴起更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不确定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这孕育了我们熟知的“跑部钱进”的现象。乡镇一级虽然没有“跑部钱进”的类似俗语，但对划拨资源的依赖性更强。税费改革后，乡镇基本丧失了财政汲取能力，只能依靠上级拨款，但制度化拨款一般仅够维持基本运转，更多资源需要自己争取，酒桌就成了乡镇向上级争取资源的重要舞台。现有研究对这类“酒桌办事”现象已有不少讨论。下级为了争取资源喝酒与为了个人发展喝酒的驱动机制类似，在此就不详细讨论了，只需强调两点：第一，下级在这种情况下喝酒是为了公事，这意味着个人饮酒行为已经成为治理过程的一部分。第二，这种情况下的上级不仅指县级领导，而且包括那些行政级别与乡镇官员相同，但在特定治理任务上拥有一定资源分配权的委办局官员。这一机制在第二类酒桌上则不存在。无论是县级领导与他分管的委办局，还是委办局内部和乡镇政府内部，治理资源分配的制度化水平较高，一般不需官员通过个人行为争取。以上分析了信息不足和资源分配不确定的困境如何驱动下级选择饮酒行为来向上级传递信息、构建信任的机制，同时探讨了为什么这一机制不存在于第二类酒桌。但还没有解释上级选择饮酒的驱动机制，这需要进行下一部分的讨论。“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在上级政府中界限清晰的各类治理任务最终都要靠基层的同一批人执行。表面上看，压力主要在基层，因为他们承接的任务非常多。然而，面对繁重的治理任务，基层政府往往会选择性地执行，认真完成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应付那些他们认为不重要的，这并不会对他们的政绩产生太大影响。但是，被应付的上级(县级领导/委办局负责人)的政绩就会大打折扣。
当领导不是万能的。我虽然是县领导，但我不是书记，乡镇干部我管不到。相反，我的很多工作得靠他们落实，他们虽然不会跟我对着干，但应付总是可以的。(W51，N省某县副县长，2015年6月)
面对这种情况，上级官员一般有三种选择：第一，“搞定”县委书记，让书记觉得这项工作很重要，列为“书记工程”亲自督办，那么下级一般不敢应付。第二，提供足够的物质或精神奖励，促使下级认真完成任务。第三，依靠与下级的个人关系，确保自己条线的工作被认真对待。在这三种选择中，第一种选择一般不可行，搞定书记很难，书记要是次次都被搞定了，“书记工程”也就没有约束意义了。第二种选择有时可行，有时不可行，因为有足够吸引力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奖励都是有限的，上级未必总能拿得出。第三种选择在多数情况下是可行的，尽管效力最低。其中，喝酒这种能在短时间内传递友好信息、构建初步信任、可低成本大范围复制的社交方式成为上级发展与下级个人关系的首选。
每次下乡吃饭，我肯定要给在场的每个乡镇干部敬杯酒。为什么?咱得给下面同志留下好印象，好让他们认真完成我的工作。毕竟我不是书记，乡镇干部能多努力地落实我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我的认可程度。但县里干部太多，乡镇又远，而我工作忙，平时没机会接触，就得抓住酒桌上的机会。(W29，S4省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2014年6月)
相反，如果上级在酒桌上不主动与下级饮酒互动，敷衍了事，甚至拒绝下级的敬酒，就很可能在工作中吃暗亏，损害自身政绩。
以前我们有个副县长，省里下来的，年轻有前途。但来我这下乡，吃饭我敬酒他都不喝，牛什么？我不指望他提拔，但他进步总得有政绩吧，不还得我们干？他凭什么瞧不起我？后来，他布置的工作，我就是不积极干，反正上面各条线派下来的活多得干不完，他能抓住我什么把柄？(W19，S2省某县乡镇书记，2014年4月)
与之不同，在县级领导与分管的委办局、委办局内部和乡镇内部，工作衔接、任务分配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上级一般不需靠喝酒来构建与下级的个人化关系。第三部分分析了大部分官员饮酒的驱动机制，但还有一个关键缺口———县委书记。访谈中频繁出现“毕竟我不是书记”这句话，其理论逻辑可以表述为:多数上级之所以需要通过饮酒发展与下级，特别是乡镇官员的个人关系，是因为在正式制度体系中“管不到”他们。但是，县委书记牢牢掌握着人事安排和资源分配这两大下级官员的命门。换言之，看起来正式制度已经赋予了书记足够左右下级的权力，在治理过程中是否就不存在促使书记选择饮酒的机制了呢?经验材料提供了否定答案。县委书记少有“不能喝的”，并且往往是酒桌上的积极行动者。然而，他们却又是酒桌上最不适合喝酒的(年龄大、工作繁重、身体较差)。那么，是什么因素和机制促使书记选择饮酒？本部分论述由此展开。通过理解书记的行为选择，我们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官员饮酒行为不仅能从个人层面影响自身范围内的治理绩效，而且能在整个组织层面产生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提升组织凝聚力、激发组织活力。“越往下，任务越繁重、工作越难做、压力越大”是当前中国地方治理的重要特征。第一，基层工作非常繁重。虽然可以选择性应付，但“应付”也需要时间和精力，且最多在量上降低任务的繁重程度，不可能在质上改变“繁重”本身。第二，责任大、压力大。基层治理的“一票否决”项很多(十八大后有所好转，但依然不少)，上级施加的压力非常大，但在执行中却很容易诱发冲突。第三，基层的事权、财权却又与繁重任务高度不对等，工作因此更难做。此外，相比县直机关，乡镇官员普遍工作在乡镇，安家在县城，常常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在子女教育、家庭生活上都有不少额外的付出甚至牺牲。上级政府下派了非常重的治理任务，提出了很多要求，但所提供的激励却很有限。第一，收入不高。目前，全国多数地区科级干部月工资在2500-4500元，这在同学历、同年资的人员中并不算高。当然，坊间常说“公务员有灰色收入”，本文不能证明或证伪这个命题，只陈述一个基本事实：除了长三角、珠三角部分乡镇街道拥有较多财政收入，全国多数乡镇街道都是“吃饭财政”。总盘子就这么大，大多数乡镇干部又能从中搞到多少灰色收入？第二，政府是“让加班就加班”，并且少有加班费，甚至“连饭都不管”。第三，官员往往更在意晋升激励。但是，由于“人多坑少”“远离领导”，乡镇晋升难度最大，许多人“连副科都混不到”。任务重、付出大、回报低，工作动力、组织认同和凝聚力就会出问题。媒体报道过许多官员辞职的案例。更多官员虽然没有辞职，但也在想方设法调走(哪怕临时借调)。面对这种情况，上级不能放任自流。其中，县委书记改变这种状况的动机最强烈。一方面，组织将最主要的权力赋予书记，也就对他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相比其他上级，书记的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相关度最高。组织运转得越好，他的权威就越巩固，政绩就越突出，晋升机会也就越大。中国体制下的书记与选举体制下的地区主官的关键不同在于后者上任前已是社会名流，积累了较多财富、社会影响甚至家族势力，离开了政府依然是精英。但前者是“组织培养的”，所有权威都基于组织身份，“离开了组织，什么也不是”。那么，以书记为代表的上级官员去哪里寻找新的组织激励来缓解组织困境呢?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选择：第一，在权限内努力提供更多物质和精神激励。第二，冒一定的制度风险，放任下级一些不太严重的作风问题(例如私设小金库、超标发放福利)。第三，以自己对下级的个人化补偿弥补组织激励不足。这三种选择一般都有可能被采用，本文重点谈第三种，喝酒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我这个年纪，又当了这么多年领导，三高、痛风，什么毛病都有点。医生说最好别喝酒。怎么还喝?不喝不行啊，到了乡镇必须喝，还得是大喝。不喝酒，谁给你干活?乡镇同志不容易，任务重、钱少，平常老婆孩子都见不到。我们当领导的，官也给人家升不了，钱也给不了，再不喝酒，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W44，H2省某县县委书记，2014年12月)
下级见不到老婆孩子，怎么就能推导出上级不喝酒就没良心呢?如果不置身地方治理的具体情境，我们很难理解这看似吊诡的逻辑。乡镇工作有很多困难、很大压力，上级都知道，也很同情，但他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有的是制度环境造成的，但也有很大部分是上级为了政绩主动制造的。所以，同情归同情，任务和压力还是照样派、照样给;但是，同时也要想办法提供其他方面的激励和补偿，以维系组织凝聚力。喝酒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和机关干部喝酒，我主要看身体，状态好、人不多，敬我的酒我就干了;状态不好，我就随意。我是书记，这点特权总是有的。但在乡镇，状态再差，该干的酒、该敬的酒，我绝不会少。他们这么辛苦，我喝酒不是为自己喝，我是代表县委县政府喝，代表县委县政府感谢做出牺牲和贡献的干部。(D27，J2省某县县委书记，2015年6月)
某种程度上，在上级官员特别是县委书记的认知中，这种场景下的饮酒(特别是过量饮酒)不仅不是不良风气，相反具有浓厚的道义正当性，成为治理过程中上级必须承担的道德义务。在道义正当性的驱使下，即使酒桌上所有行动者的身体条件都不适合继续饮酒了，他们往往还是会继续喝。因为重要的不是酒，而是在喝酒过程中一起抒发感情、实现共鸣，提升组织认同和凝聚力。（三）治理任务非制度化之三：大量临时性、阶段性工作进一步的问题是，饮酒行为提供了怎样的组织激励?下面将结合治理任务非制度化的第三方面———大量临时性、阶段性工作来回答。在本节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优势:第一，饮酒行为在这里直接针对某项治理任务，能更直接标识出它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的位置。第二，这里的组织激励既适用于乡镇干部，也适用于委办局干部(这两类场合背后的逻辑也有一些区别，笔者将在结论部分详述)。城市的重大项目推进、“创文创卫”，农村的防火禁烧以及普遍的征地拆迁等都属于临时性、阶段性工作。这些工作时间集中、责任大、任务重，需要大量人员全天候工作。为了推进工作，上级领导特别是书记的工作作风往往非常粗暴，“下命令不留余地”“催进度如同催命”“骂人不分场合不留情面”。
我们书记平常还好，但一抓起项目就是土·匪，任何场合都能破口大骂。去年区里上了一大批项目。于是，书记要求所有委办局、镇街班子成员周六上班。很多人有意见：凭什么？还不发加班费。他不管，让办公室和组织部查岗，亲自带队搞突然袭击，查到就处分，在大会上骂:“不想加班？嫌没加班费？谁不想加班把位子让出来，愿意加班的多了。”(W51，X2省某区某局长，2015年4月)
需要指出的是，作风粗暴主要不应归因于个人素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塑造的，因为这种作风最有助于完成治理任务。
我知道下面都说我作风粗暴。凡是能干出成绩的书记，有几个作风不粗暴的?县里工作就得这么干。我在省厅干过几年，那时候难得红次脸。为什么?那里没有这些火烧眉毛、刀架脖子的事。(D33，G1省某县委书记，2015年10月)
然而，粗暴作风虽然有助于实现治理目标，但也会在上下级间造成严重的隔阂和创伤，长期积累总会爆发。所以，那些推进工作时作风粗暴的上级官员，在工作较为圆满地结束后，往往会主动组织聚会，在酒桌上找回人心。
活干完了，得犒劳大家。该发钱的发钱，该表彰的表彰。此外，还得聚起来喝一顿。干事时我差不多把下面的人得罪光了，有人天天被我骂，一个月没回过家，他肯定经常在心里骂我。所以，我得去修补关系。出力最多的人，我召集起来喝一顿;有时，出力最多的单位我还专门去喝一趟。当然，也不可能所有人都顾得上，剩下的就让其他领导去吧。这次修补完了，下次有大项目，我也好继续让他们加班、继续骂。(D25，H3省某县委书记，2015年6月)
饮酒互动中的组织激励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上级表达对下级人格和工作的尊重和认可，下级也表达对上级的理解。一场酒下来，互动频繁、气氛和睦。借助酒精作用和酒桌氛围，上下级会进行一些类似对话:
“老弟，你别怪我，都是为了工作，我干了这杯给你赔罪”，“我知道你不容易，都没怎么顾上家，这次全靠你了”，“领导您别这么说，您逼我才能长进，我干得不好被骂是应该的”。
第二，构建上下级间暂时的平等地位。“上了酒桌，只有兄弟，没有官大官小”，既塑造了上级平易近人形象，也能让那些被骂的下级释放压力。第三，有时还能让下级通过“欺负”上级来“出口气”。
农村冬季防火、夏秋禁烧，一干就是大半个月，乡镇所有人都得撒到山上去。不是大热天，就是大冷天。以前管得松，一天还能发一两百块钱补贴。但大过年的谁愿意为这点钱在山上冻个半死?都是被逼去的，肚子里总有点气。所以，事搞完了，乡镇会把人聚起来喝顿大酒。这种场合，书记、镇长总得多喝点，出些洋相，让大伙乐乐。我也会参加一些乡镇场子，跟他们喝大酒。我酒量一般，经常就喝趴下了。大家一看，书记能喝半斤喝八两，最后给抬出去了，哈哈一笑，气也就消了大半。(W47，S2省某区区委书记，2015年3月)
基于丰富的经验材料，本文在政府治理的具体情境中考察官员饮酒的驱动机制。相较于现有研究较为宽泛的探讨，本文区分了乡镇官员、委办局官员、其他上级(非一把手)和县委书记四类官员，从政府治理的三个困境出发，分别讨论了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身份(行动者/策略对象)、行为策略和饮酒行为的具体作用。综合全文论述，下表可以系统地呈现酒桌上的治理逻辑。需要进一步阐释的是，在同一治理困境下，不同官员虽然都可能选择饮酒策略，但他们之间也有因制度环境和治理需要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别。前文对此尚未充分讨论，在此详细阐释。第一，在信息不足的困境中，乡镇官员和委办局官员虽然都会采取饮酒策略，但是后者的频率和程度要低于前者。原因在于，正如前文所述，委办局有明确的县级分管领导，工作接触多、信息充分，因此他们一般不需要通过饮酒来与分管领导构建信任。但是，他们也需要通过饮酒行为向不分管他的上级传递信息、构建信任。不过，一方面，这种需求较小，他们的晋升首先取决于分管领导的意见，并且去向主要是在本系统或相关领域中(即分管领导的分管范围)。相比之下，乡镇官员没有明确的分管领导，晋升去向也不明确，需要向尽可能多的上级传递信息、构建信任。另一方面，委办局的喝酒机会较少。所有县级领导都与乡镇存在工作联系，都有去乡镇的任务，但很少与自己分管领域外的委办局发生工作联系。因此，委办局官员因公务与其他县级领导喝酒的机会也少于乡镇官员。第二，资源困境主要体现在乡镇治理中。具体来说，乡镇是综合性的“块”，在制度上所有资源都可以向或不向某个乡镇划拨;委办局是分工明确的“条”，开展工作一般不需要条线外的资源。但是，委办局有时也需要其他部门的帮助，因此他们也可能成为行动者，通过饮酒向其他委办局官员、不分管他的县级领导或县委书记表达诚意、争取资源，通过酒桌办事。具体包括两种情况:第一，一些日常工作需要其他单位的配合。例如，城建由建设部门负责，但也需要城管、财政等部门帮助。然而，正式制度很少规定相关部门的协助义务，这就需要建设部门官员自己去争取。第二，突发事件应对所需的资源往往超出业务部门的能力范围。因而，委办局官员平常会尽量与政法、宣传等领域官员处好关系，以期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对方会施以援手。第三，所有上级都需要面对临时性、阶段性工作和组织激励不足的困境。但是，由于工作负责范围的差异，这些困境影响县委书记的频率和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上级。与之相应，他们的行动积极性也会更高。例如，宣传部长会在“创文创卫”上面临上述困境，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会在防火禁烧上面临上述困境，不同重大项目会让不同分管领导面临上述困境。在各自领域外，副职一般既不需要承担太多责任，也不可能将此作为自身政绩。然而，对书记来说，干好了都是自己的政绩，干不好都是自己的隐患。此外，从个体动机的微观视角来看，在人情文化的基础上，遵守规范和工具性逻辑的多重考虑制约着官员的饮酒行为。在这方面，上下级存在一定的差别。具体来说，对下级，特别是身体不好的下级来说，饮酒行为带来的收益未必大于他因饮酒伤身付出的成本。所以，如果只有工具性的考虑，他更可能选择少喝或不喝。但是，酒文化长期运作也产生了隐性规范，少喝或不喝，特别是面对上级时少喝或不喝，会被视作不近人情、坏了规矩，在群体内留下负面印象，造成存量利益损失。这样一来，潜在损失和可能收益加在一起会大于成本，从而促使其选择饮酒。不过，我们很难根据具体情境区分到底是防止损失还是寻求收益的考虑主导着下级的某类饮酒行为。这更多是因人而异，而非由情境决定。与之不同，不同情境对上级的饮酒行为影响确有差异。以县委书记为例，他提供的组织激励包括两类:第一，日常化激励主要是出于遵循规范的考虑，不饮酒会被视作没有履行道德义务，造成不体谅下级的负面评价。第二，针对某项工作的专门激励工具性考虑更多，这并不是说书记可以选择喝或不喝，而是指可以选择酒桌。在日常化激励中，他不能选择酒桌(因工作需要必须去乡镇)，上桌就应该喝酒；在专门激励中，他并不必须，也不可能参与所有的相关酒局，因而会根据重要程度和工作绩效有选择地参与一些。其他的上级类似书记，只是促使他们喝酒的动力较弱。此外，在工作衔接不明确这点上，其他上级的工具性考虑更多，这体现在他们会和乡镇官员不醉不归，但一般不会和委办局官员不醉不归，因为工作衔接不明确主要是指“条”的工作需要“块”落实，而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块”在这方面的职责。十八大后，治理官场酒风成为反“四风”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不错成效，通过严控酒品档次和禁止午餐饮酒，大幅降低了接待费用，提升了工作效率。反“四风”从外部打击了愈演愈烈的官场酒风。但是，在反“四风”取得成效的基础上，根治官场酒风还需要从解决治理的深层次难题入手，即用制度机制替代饮酒行为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当下正在推进的一系列国家治理现代化举措有望在整体上改造诱发官场酒风的治理环境。这些举措本身并不是为治理酒风提出的，但其效果也许会优于那些就酒论酒的举措。首先，提升治理制度化水平。第一，治理资源下沉。在基层治理中，乡镇任务多但资源少，且缺少合理的分配制度，乡镇官员需要运用个人关系争取资源，饮酒行为由此嵌入治理。如果乡镇能拥有更多资源且分配合理，饮酒动力就会下降。目前我国正在推进这方面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2019年，北京的“吹哨报到”改革得到中央高度肯定，号召全国学习，其要旨就是将资源下沉到乡镇。第二，明确权责关系。工作衔接不明确使上级需要发展与下级的个人关系，这可以从两方面缓解。就与委办局关系而言，时代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治理事务，这些事务常常超出原有部门权限和县级领导的分工边界。当下的机构改革旨在重新划分治理权限，有助于缓解相关困境。就乡镇而言，任务过重决定了他们只能完成一些上级布置的工作而应付另一些上级，上级间因此需要竞争下级支持，避免被应付。但是，许多任务其实是不必要的。2019年中央为此专门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因此，如果能减少任务总量，使基层有能力完成(而非应付)大多数治理任务，那么上级通过饮酒行为竞争下级支持的动力也会削弱。第三，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基层治理因此存在大量临时性、阶段性任务，例如脱贫攻坚、城市建设等。正式制度激励无法满足这些任务需要，上级就需要用个人行为提供组织激励，但这些任务会因发展阶段改变而自然减少。其次，提升治理制度化水平是治本之道，但也必须认识到基层治理不可能完全制度化，上下级权责关系始终会有模糊地带，有些临时性任务也不可避免(例如禁烧防火等)。针对这类情况，就需要完善补偿激励机制(如加班费、重大项目奖励等)，以正式制度替代上级个人行为提供的组织激励。最后，金字塔结构的信息困境短期内可能很难改变。不过，如果前述治理手段充分发挥作用，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刹住官场酒风。具体来说，如果上下级都有充分动力，就很容易喝多;但是，当上级饮酒动力被消解后，下级也就很难主动频频举杯。另外，正在探索的职务职级并行制度也有助于削减下级饮酒动力。原因在于，要想获得职务晋升，下级必须向足够多的上级传递信息、构建信任，饮酒行为就有了用武之地。而职级晋升主要是门槛制，上级作用相对较小。从长期的调研所得看，许多基层干部未必很在意职务晋升，但由于各项待遇都只与职务挂钩，他们只能拼命竞争有限的职务。有了职级选择，他们与上级建立个人关系的动力也会减弱。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4期，原标题为《制度环境与治理需要如何塑造中国官场的酒文化 ——基于县域官员饮酒行为的实证研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