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69 年 6 月 21 日，沈阳乡试，考生两千余人。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日记里写下了在客店邂逅几个来看望他的考生的情景。他无法想象两千个人在一起考试的样子，更惊讶于这些中国秀才们面对贝格豪斯世界地图时毫无兴趣的反应。
什么是贝格豪斯地图？第一次看到这几个字，我，一个生活在一百五十年后的“秀才”，居然也愚昧得一头雾水。
查阅资料后得知，海因里希·贝格豪斯（Heinrich Berghaus）是一位著作颇丰的德国（普鲁士）地理学家和制图师，著名探险家、博物学家、自然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朋友和工作伙伴。1833—1837 年间，由贝格豪斯绘制的亚洲地图集（书版）出版了，随后，1843 年前后开始，出版了更大尺寸的涵盖中日韩几国的东亚地图，还有多张单幅亚洲地图。彼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引发了全球对这个庞大帝国的兴趣。而贝格豪斯这版大尺寸地图为此提供了大量的地理细节（比如标红了香港和其他五个新开放口岸），强调了清朝中国的广阔及其作为商品和资源来源的潜力。
贝格豪斯地图，牵扯出发生在 18 世纪的一段中西地理交往史。这系列地图参考的主要资料之一，是为法国皇家工作的制图师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的 1737 年版中国地图集。唐维尔地图与中国颇有渊源，系在 18 世纪早期路易十四钦定六人传教士使团协力清朝康熙帝进行土地测量并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基础上重新创作而成。《全览图》的绘图法放弃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采用西式三角测量和经纬度天文观测，足够精确，是中国古代舆图测绘的最高峰（地质学家翁文灏语），也是 17、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唐维尔地图成为欧洲人理解中国地理的标准资料，并一直沿用至民国初年。我相信，李希霍芬应该知道贝格豪斯地图的来历，并在这篇日记里写有所指。据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记载，李氏去中国时一共带去了 42 张贝格豪斯地图。康熙年间中国学者和“国王数学家”们[2]耗费十年辛劳合力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完成之后只是被藏于内府，并没有大范围在民间推广。非但如此，“清初测量所用方法、所得结果，中国方面向未见有具体记载”，“既不知何地之确经测量与否，又不知测量之用何方法”，以至于“《大清一统舆图》等类，虽地名、道路间有增益与订正，而精确程度则谬讹相传，每下愈况”[3]。翁文灏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做的这些考证，都和李氏在日记中对中国地图的抱怨遥相呼应。
《皇舆全览图》及相关测绘成果，承传教士带出境外，为欧洲知识界所共享，经过多次讨论、修正及多版本汇编，被纳入殖民时代西方世界地理大发现的知识体系。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神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Halde）编著的、轰动欧洲的汉学奠基之作《中华帝国全志》[4]刊有四十多幅唐维尔插图，第四卷所载“康熙时制图用的部分经纬度表，除西藏外就有 631 处”[5]。
有意思的是，这边厢制作《皇舆全览图》的铜版一直沉睡在仓库里，直到 1921 年才被重新发现，其地点就在距离李希霍芬和考生观摩地图不远的地方——沈阳市内的故宫（这 41 块铜版在 80 年代文物普查时，已下落不明[6]）。
二
李希霍芬在 1868 年 8 月从加利福尼亚假道日本来到中国，开始他为期四年、覆盖大清汉地十八省大部分地区（以及关外辽东）的长途旅行。
1868 年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且允许我试着描述一下。
那一年的 3 月 29 日，《纽约时报》以“美国在中国之影响”为题，借《瀛寰志略》作者、时任总理衙门行走徐继畬接受美国公使馆代表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总统赠送其华盛顿画像一事，向西方读者介绍这位被他们称为“敢于重蹈伽利略覆辙的正直的（中国）地理学家”。[7]
那一年，四个月后的 7 月 28 日，华盛顿市，有“洋钦差”之称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协助清廷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当时跟随他访美的还有三十多个中国官员、同文馆译员—他们组成了中国首个正式出访海外（欧美五国）的外交使团，船上挂着第一面“国旗”，并促成了之后留美幼童、华工赴美等一揽子合作事宜。
那一年，科举制度受到重创，上海无人为唯一候补生员[8]的学衔展开竞争。与此同时，译介新学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馆。刚刚协助完成“黄鹄号”蒸汽机船的无锡青年华蘅芳加盟翻译馆，除了与傅兰雅（John Fryer）合译上百卷数学著作，他还与美国人玛高温（D.J.Macgowan）引入国内第一本地学名著《地学浅释》，并在书里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兑儿平（即达尔文）及其学说。[9]在欧洲，当科学界还在为达尔文发表的进化论争辩不休（李希霍芬家信也有提及），印象派主义的画家们已经达成共识，把注意力全部倾注于当下生活的世界，并对它做出反应。
也是在 1868 年，一名叫作马克·吐温的美国人在完成他的旅行后，正忙于撰写新书《傻子出国记》。19 世纪，一次长途旅行和一本游记，是当时知识精英在学术上建功立业的敲门金砖。早于李氏来华前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有洪堡、达尔文、托克维尔等人写出了后来引发世人轰动的巨著，这些伟大的著作都是长途旅行、观察的直接产物。35 岁的李希霍芬，从刚爆发金矿潮的加州脱身而出，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已露败象的大清帝国。
李希霍芬选择的旅行时间，是当时中国局势下的最优时段，被部分史学家称为短暂的“同治中兴”。虽然自《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外国人被允许进入中国腹地旅行，但事实上因为太平天国之戕，外加捻军回民起义四起，直到 1864 年金陵克复，这项政策才被陆续执行。即便如此，部分城市依然违反条约精神，发起反夷人入城运动。[10]李希霍芬在日记里写到不断遭遇官员的阻拦和盘查，以及行到甘肃遇兵变无法西行，也能佐证。而在此之前，如果不把 17 世纪以来几个被官方允许进入中国内地旅行的朝觐使团（包括“国王数学家”）算在内，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进入殖民时期的西方国家来说，除去有限的几个开放口岸，整个中国还依然是一个已知但远未被认知和测量的神秘世界。
三
长途旅行不但是一种移动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认知的媒介。歌德在看完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后，认为在马可·波罗身上找到了一个穿越中国空间的意象，而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学中都缺乏这种意象。[11]多年之后，李希霍芬在中国的旅行日记里多次提到这位意大利人，他继承了这个意象传统。
只消稍微回顾一下书名，就能感知到这种徒步旅行的考察方式在那个年代的学术中占据的分量。李氏回国后，结集出版的论著取名为《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无独有偶，1845 年恩格斯出版的那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副标题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二者都采用了具身性现场观察和一线采访的方法。和他严谨的中国研究学术著作相比，李希霍芬的中国游记还多了一份难得的即时性在里面。有别于当时欧洲其他中国观察者，李氏发出自己独特的宣言：让那些二手的文献和艺术品一边去吧，我要通过对自然环境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直接观察，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真正吸引我关注李氏这本游记的，是其贯穿始终的冷静思考和理性推断。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李希霍芬不迷信权威，你可以在日记里看到他不断提及前辈学人的观点，但同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以证据为基础，他敢于挑战前人的观点，哪怕是面对自己的前辈老师，如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他也毫不退缩。李特尔用其著名的环境决定论解释中国不变的帝制制度，但当李氏行走在华北平原上时，他并没有轻易地附和老师的看法。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他三番五次地修正自己之前提出的观点，并没有为自己护短。无法得知李氏是否爱他的师，但显然他爱真理。
李希霍芬关注最新科学发展成果。有关中国的地质研究，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利（Raphael Pumpelly）是比李希霍芬更早来华的权威，在他来华前刚刚发表的著作里有一份中国矿物和化石发现地点的目录。李希霍芬一到中国，就对此进行了对应的研究和分析，并做出反驳[12]。
漫游在中国大地上，李希霍芬和他的同行团队尽量做到了让所有可测量之物皆有据可查。无论是山高水深、岩石土壤分布，还是作物种植高度、南北交通货物流通，他都尽可能一一给出翔实的数据。以我有限的视野所及，李希霍芬是两千年来最早为这个陷入静止的帝国做出客观描绘的近代科学家。虽然他没有在科考仪器的箱子里装入相机，但他为在前现代长夜里徘徊不前的帝国留下了一张非常清晰的全息肖像。
田野中的一匹马。后面是现代社会的新马力——连绵起伏的风力发动机。
四
针对科学测量之外的日常观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风土人情，李希霍芬的文字总能给出富有人性的体味与洞察，而非人云亦云。
尽管将写于不同时代的李希霍芬游记和利玛窦中国札记做对比有失公允，但不得不说两者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别——在对待地方文化的态度上。在利玛窦的文字书写里，他大都冠以“中国”来描述他所经历的事物。李希霍芬则不同，许是受地质地理学的影响，他对待每一个地方的人和事物，都像在处理一块全新的岩石，会竭力赋予它们天然的地方属性感。
试举一个与当下呼应的例子。众所周知，晚清帝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排外风波，涉及外国传教士的各种教案层出不穷，直至义和团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这趟历时四年的中国旅行中，李希霍芬曾经中断过半年之久，就是为了在日本躲避天津教案的余波。
虽然一路上被不明真相的大清国人尾随、扔石头乃至武力威胁，李希霍芬并没有把清朝百姓当时对外国人的负面情绪不加区分地标签化，而试图去探寻背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情绪。他用冷静的语言把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做细微的区分。如果排外这件事情可以打分量化，他为中国的各大城镇打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分数，而且处处都有自己的理由和逻辑。
李希霍芬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自然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中国考察、寻找矿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为德国在海外殖民扩张助力。虽然身为科学家，但他本人也从不讳谈为俾斯麦内阁和未来战事服务的观点。字里行间，他的日记也不时流露出一个殖民时代西方人的傲慢。
通过阅读日记，我们不难想象出这样的画面：浙东天目山脚下一座闪烁着昏暗煤油灯光的寺庙里，仆人们已进入酣睡的梦乡，一位自律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正匍匐在帐篷里一张普鲁士国旗铺就的桌子上，为赶制一张地图而苦苦思索。这样的情景，会让我想到都德的《最后一课》里那位迟到的男孩。那时候的人们，也许包括李希霍芬自己在内，都还未能预见，这种民族情绪裹挟了一种把德国人带入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深渊的破坏性力量。
正是那位谦称“要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的鲁迅（以“索子”为笔名），在看到李希霍芬发表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后对其下了以上评语。当时还有志于投身地质业报国的青年鲁迅，感叹偌大一个中国，“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图和地质图”。而《全览图》问世一个半世纪后，殖民者拿着被我们束之高阁的舆图，开始测绘地质，不禁发出“绝种”的哀叹。
五
不可否认，直至今日，讨论李希霍芬和他的时代，帝国与殖民的视角，依然为国内媒体和学界赖以沿袭。但在这个项目里，我想稍稍从这个点上荡开，把目光投向李氏不经意间留下的帝国巨变前夜的生活画卷，以及它在当下的意义。
从 2020 年底开始，以李希霍芬中国游记为旅行指南，我陆陆续续地开始重走李氏当年走过的路，探访他去过的矿区村落、商埠大邑，试图接近他笔下所描绘和测量过的大清帝国。
马可·波罗从太原到西安的旅程花了 26 天，李希霍芬用了 23 天。这促使当时很多观察中国的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文明的进程是静止的。但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变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烙印，堪比过去一千五百年的总和，所谓“百年锐于千载”。山河变幻，世事更替。当我把车开到高速上，从太原到西安只需 6 个小时，这注定是一次挫败感十足的旅行。
我做了一些尝试。我试着徒步穿过一些李氏也走过的古代驿道，让自己慢下来；我从地貌学的角度去寻找日记中描述过的地貌景观，查看前后的变化；我也调阅了那个年代在中国出版、李氏也在阅读的报刊（如《教会新报》）；同时期一些中外知识分子的日记也是我感兴趣的，我甚至联系到了李希霍芬当年的比利时翻译保罗·施普林格特（Paul Splingaerd）的后人。保罗后来在兰州当上高官，他的中国太太为他留下了 22 个孩子。
接下来你所看到的，是这次旅行中创作结集的第一部分。我从李希霍芬旅行日记里挑选出一些触动我的文字，让它们去我的照片硬盘里找寻同伴。有时也会反着来。大部分的对应，都是在同一个地点，至少在附近。
李希霍芬没有携带相机，我想这些照片正好可以弥补这个遗憾。而照片相对于文字，天然又是更加客观的创作（某种层面上），我希望以此来对应李氏文字里的科学性。至于照片后面的文字，正好可以从别的层面延伸开来。
在一次浙东旅行结束后，李希霍芬曾写道：“作为一个地理学家我自然明白，不能只是和山脉平行而行，还需要横穿它们才能观察到其内部岩石的构造。”[14]
当我走在路上，我也有一种和李希霍芬这座山峰并肩而行的感觉。而当我开始把一张张有故事的照片放到他的日记边上，我领会了那种“横穿”之感：不但看到了历史的岩层沉淀，也渐渐明晰当下的来处。
上海外滩
注释：
[1] [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册》，[德]E.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187—188 页。
[2] 即上文提及的路易十四派遣的六人传教士使团。
[3] 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第 18 卷第 3 期，1930 年 9 月。
[4] 与唐维尔地图和《中华帝国全志》的关系类似，贝格豪斯插图因刊载于洪堡关于科学与自然的著作《宇宙》得以广泛传播。
[5] 葛剑雄：《清朝全国的地图测绘》，网易号“明清史研究辑刊”，2021 年 7 月 9 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GEF2GR4D05438Q4K.html。
[6]据保利 2011 秋季拍卖会拍卖物品《2386 近代皇舆全览图》信息，https://www.polypm.com.cn/assest/detail/0/art5011502386/4/10。
[7] 在 1849 年成书的《瀛寰志略》中，徐继畬盛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及其创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创举，称其有三代禅让之遗风。几年后，大清宁波府和宁波传教士把徐对华盛顿的评价作为按语勒石寄往美国，成为华盛顿纪念碑中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因此回赠华盛顿肖像，并对徐氏罢官二十年后被朝廷重新任用表示祝贺。
[8] 生员，俗称秀才，是科举中通过院试、得到官学入学资格的士人，也是士大夫的最基层。候补生员指等待取得生员资格的人。
[9] 《地学浅释》作者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和达尔文惺惺相惜，彼此都在著作中表达了对方学术对自己的影响。
[10]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469—470 页。
[11] Jürgen Osterhammel, “Forschungsreise und Kolonialprogramm :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und die Erschließung Chinas im 19. Jahrhundert,”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1987, 69(1), pp.150-195.
[12] [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册》，第 102 页。
[13] 索子：《中国地质略论》（一），《浙江潮》第八期，1903 年 10 月。
[14] [德]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册》，第 26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