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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她的名字, 我国50岁以上的人都不陌生, 而且对她总有一种神秘感。她是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 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
我和她认识, 要追溯到20年前。由于她的特殊身份, 所以那时我费了许多周折才采访到她。后来得知, 我是她走出红墙之后, 采访过她的极少数记者之一。
1989年年初, 一件偶然的事情, 使我萌生了采访她的念头, 明知采访她很困难, 但我还是想试一试。我把这个想法跟编辑部同志沟通后, 他们很赞成。于是, 我开始打电话联系, 足足打了两三天电话, 终于找到了她, 但她表示不愿意被宣传, 婉转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 并先我挂断了电话。当记者就应当有一股韧劲, 认准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也许是绝大多数记者的“职业病”。张的这种态度, 是我所预料的, 因此虽然碰了软钉子, 我并未气馁, 又继续打电话给她, 强调我是新华社的记者, 是个老同志, 不是小报的, 绝不会乱来, 一切都会尊重她的意见, 她终于被我的执著所感动, 同意与我见面聊聊。沟通和交流是一种好办法, 许多疑虑、误解可以通过坦诚的沟通和交流得以解决。我们一见面, 张就说, 你的敬业精神很可佳, 我都被你感动了。我说, 你是名人, 能够采访到你不容易, 我应该感谢你才是。我和张都是东北人, 算是半个老乡, 年龄相差不太大, 没有人们所说的代沟, 共同语言自然比较多。我们聊了许多有关家庭、孩子、房子、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谈得很投机, 她表示愿意继续接受我的采访, 所以在此之后我又去过她单位和她家几次, 为她和他们全家拍了不少照片, 他们对我很热情、很配合。每次离开她家时, 她总是翻箱倒柜找出一些小孩喜欢吃的东西, 让我带回家给孩子们。
张194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因为家庭困难, 她只读完了小学六年级, 那时她才14岁。为了生活, 这个倔强的姑娘只身出去找工作, 刚好铁路局招工, 她试着去报考, 没想到真的被录用了, 成为铁路客运乘务员, 她有机会随火车来到北京, 看到了紫禁城, 看到了天安门,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1960年秋, 铁道部到张所在单位去选调专列人员, 她幸运地入选, 年仅16岁的她当上了中央首长专列的列车员, 不久被调到毛主席的专列上当工作人员, 1970年又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后来毛主席秘书徐世夫病故, 经中央批准, 她又兼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 直到1976年毛主席离开人世。人的命运有时并不完全由自己掌控, 张就是这样。这个来自边陲小城的普通女孩, 做梦也没有想到, 转瞬之间竟能一步登天, 进到“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核心圈子里, 而几年之后她又从巅峰跌到谷底。如此大上大下、大起大落的奇特经历, 使她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世态炎凉。张是一位很文静很质朴的女性, 她举止文雅, 讲话轻声细语, 待人诚恳, 不张扬, 不矫揉造作。她写的字跟她的人一样, 清秀漂亮。她退休前在铁道部老干部局工作, 是个处级干部。她丈夫刘爱民是铁道部一位处长, 1米80以上的个头, 浓眉大眼, 标准的男子汉, 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 长得很“酷”。两个女儿很有教养, 像爸爸妈妈一样漂亮, 那时老大读大学, 老二读中学, 一家四口, 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和睦幸福。她对她的婆婆非常好, 贤惠孝顺, 婆媳关系很融洽。因为她婆婆家离她工作单位很近, 所以一次我去她单位拍照, 中午她把我拉到她婆婆家吃饭。一进门她就扎起围裙, 洗菜做饭, 忙个不停。谈起婆婆, 张非常感慨。她说, 她永远不会忘记婆婆对他们的恩情, 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婆婆带大的。那时她工作繁忙, 根本无暇照顾孩子, 是老太太和她丈夫刘爱民付出了极大的辛苦。我和张前前后后接触了一个星期左右, 相互熟悉后, 她告诉我, 她不想出名, 也不想逐利, 只想过几年平静安稳的日子, 特别不愿意被别人打扰, 包括接受记者采访。我比她大几岁, 也许她觉得我是个老同志, 说话办事比较沉稳, 又是中央新闻单位的, 所以她认为我是可以信任和交往的朋友。我为她和他们全家拍了不少照片, 这些照片都留在我的手里, 一位广州朋友得知这个情况后, 建议在香港给她出一本画册。我征求张的意见, 她说算了, 搞那玩意干啥?她还说你段老师如果出画册, 用一两张我的照片就可以了。可惜我至今也没有出过一本画册。1993年冬天, 一天她打来电话, 说她两个女儿都到美国上学去了, 因为想家向她要家里的照片, 她让我把她家的合影洗两张, 并说洗好后她自己来取。没过几天, 她真的跑来了, 当时我正在别的办公室开会, 她就在我的办公室等我, 编辑部同志知道后, 好几个人借故跑到我的办公室, 目的就是想看她一眼或与她搭讪几句。由于张的身份特殊, 她的知名度也较高, 所以毛主席逝世后, 涉及毛主席的一些活动她有时被邀请出席。有一天我在北京天宁寺的毛家饭店碰上了她。那天是毛家饭店开业, 主人请了许多宾客, 除了张外, 还有汪东兴、陈锡联、李讷和她的丈夫王景清、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扮演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两位演员, 以及敬一丹等中央电视台几位名嘴。我和那个饭店的老板早就相识, 因此也被邀请参加。我看到有些人争着与张、李讷照相, 她们都很高兴地应允, 并与之配合。关于毛主席晚年的情况, 张断断续续说过一些。她说, 毛主席晚年的时候, 人们还狂热地颂扬他老人家“神采奕奕”, 祝福他“万寿无疆”。实际上, 这是把毛主席神化了, 也可以说这是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世界上没有万寿无疆的人,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谁也逃脱不了。毛主席不是神, 而是一个上了年纪而又苍老多病的老人。他从1971年之后就疾病缠身, 起初是气管炎、大叶性肺炎, 昼夜咳嗽不止, 晚上也不能平躺下, 加上林彪叛逃, 对他精神打击极大, 此间他曾经昏迷休克过, 并突患心肌梗塞, 虽经全力抢救脱离了危险, 但身体很难复原, 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情绪也越来越暴躁。又由于严重的白内障, 双目几乎失明, 不能走路, 不能看文件, 生活都不能自理, 吃饭要一勺一勺地喂, 吞咽很艰难。后来一只眼睛做了手术, 情况好了一些。当然, 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国家最高机密, 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不知情, 就是上层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 张和护士长吴旭君等整天整夜轮流守在主席身旁, 不仅照料他的生活起居, 打针用药, 还要为他读报读文件, 从生活到工作事无巨细, 工作量之大之艰辛, 常人难以想象, 因此她十天半月都不能回家一次, 1976年的春节除夕夜也是在老人家的病房里 (也就是毛主席的书房) 度过的。张说, 那时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 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 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 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 毛主席就用低哑的声音对张说:“放点鞭炮吧, 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于是几名工作人员在房外燃放了几挂鞭炮, 毛主席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竹声,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由于林彪叛逃, 四人帮干扰, 毛主席晚年政治上不顺心, 又饱受病痛折磨, 心情烦躁, 经常发脾气。一次, 因为一件小事, 毛主席生了很大的气, 对张说:“不高兴你就给我滚!”张性子也很直, 她二话没说, 收拾一下东西就走了。回到家后, 她坐卧不宁, 闷闷不乐, 压力很大, 毕竟自己是被毛主席赶出来的。后来毛主席态度缓和了, 她在离开20多天后又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对她说, 你这可是“二进宫”了。毛主席对她的评价是:“办事认真, 工作尽职;张飞后代, 一触即发。”从此, 张对毛主席照料更加尽心尽力, 毛主席非常感激, 也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安慰。毛主席曾多次背诵《史记·汲郑列传》的三句话:“一死一生, 乃知交情。一贫一富, 乃知交态。一贵一贱, 交情乃见。”主席说这几句话是赠给她的。20年来, 我和张的联系时断时续, 最近电话多了一些, 互相聊了各自的退休生活及家庭情况, 得知她搬了新居, 两个女儿都有了小孩, 她和她丈夫刘爱民正在享受天伦之乐。我很为她高兴。因为我写了一篇关于她的稿子, 想请她看看, 尤其在事实上请她帮助把把关, 所以今年5月上旬的一天, 张和她爱人刘爱民开车外出办事, 顺路来到我家坐了半个多小时。她对稿子没提出多少意见, 只在个别地方作点小的更改, 她还把两个女儿的名字划掉了, 说孩子们不愿意登出她们的名字, 我很理解。我们已多年未见, 互相感慨岁月催人老。不过, 他们两口子除了头发白了一些, 变化并不是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