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来，我国能源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进口国，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产和出口国。当前，全球能源形势正在迅速变化，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双重身份”，让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2023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48.3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2%；能源消费总量57.2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5.7%。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2023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55.3%，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6.4%，上升0.4个百分点。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0.5%。当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突破14亿千瓦，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机的58.2%，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增量的一半以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2041万辆，占汽车总量的6.07%，其中纯电动汽车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76.04%。
通过多年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产国。我国生产的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等关键零部件，占全球市场份额80%，是全球光伏领域唯一具备从上游材料到中游组件再到下游电站投资能力的国家；超过60%的全球新能源汽车由我国生产销售，我国新能源汽车专利公开量占全球的74%，超63%的全球动力电池由中国供应。
作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和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2023年，我国进口原油56399万吨，进口天然气11997万吨，进口煤炭47447万吨，进口量均为世界第一。其中，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为76.75%，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为41.97%。
电动载人汽车（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我国外贸“新三样”。2023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3.92万亿元，增长2.9%，占出口总值的58.6%，其中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2023年，我国风电、光伏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额分别超过334亿美元和2453亿美元；出口汽车522.1万辆，其中电动汽车177.3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全球第一。“新三样”领跑出口，对激发我国的外贸新动能，并为国际社会解决气候问题、推动能源转型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高速增长的“新三样”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比化石能源更加严重和复杂。一方面，产品出口对国际市场严重依赖。例如，我国风电出口遍布五大洲、4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就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美国连续3年成为我国锂电池最大出口目的地国，占比约为19.9%；俄罗斯、墨西哥、比利时、澳大利亚、英国、沙特、菲律宾、泰国、阿联酋、西班牙10国，是我国汽车出口前十大国家。其中，近年来欧洲发达市场的占比明显增加，比利时、英国和斯洛文尼亚是我国对欧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前三大国家。
另一方面，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生产、出口，对部分关键原材料的进口依赖非常严重，大大超过了石油和天然气。例如，2022年，我国铂族金属的对外依赖达97%、钴为95%、镍为91%、锂为76%，而且进口来源国家单一，95%以上的铂族金属从南非进口，95%以上的钴从刚果（金）进口，98%以上的镍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进口，52%的锂从澳大利亚进口。
当今的全球能源行业，传统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还承担着主体能源的重任，风光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正在迅猛发展，国际能源市场比起过往更加多样和复杂。
1960年成立的欧佩克，至今已走过了64年。从2017年1月1日开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也加入到欧佩克的减产行动中，形成了范围和影响力更大的欧佩克+。与此同时，一些拥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关键原材料的国家，也正在试图联合起来，组建类似欧佩克一样的组织，对市场施加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掌握了全球半数以上锂资源储量的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3个国家，正在讨论组建“锂欧佩克”。
近年来，全球范围的能源转型取得了重大进展。不过，发展迅速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也存在着严重的产品、设备以及关键原材料生产和消费的地域不平衡等问题。2022年9月，美国实施《通胀削减法案》，使用高达3690亿美元联邦政府资金，用于补贴在美国生产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等。《法案》详细规定了这些产品的零部件、原材料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比例，最终要求实现美国消费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主要由美国本土生产。2023年7月28日, 欧盟正式颁布了《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并于2023年8月17日正式生效。更为严重的是，2024年6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从7月5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最高加征38.1%的额外关税。一体化的全球能源市场，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正在被人为地割裂。
石油安全或广义的能源安全，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中，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减产带来的石油价格疯涨，对美国、荷兰等国的禁运，让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出现了加油站大排长龙和超市抢购等现象，引发了二战后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为此，美国、欧洲等很多国家，将石油安全、能源安全列入国家能源和经济政策的首要内容之一，通过花费巨资建立石油储备、大量投资非中东产油国和核能新能源等举措，力图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由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和进口国组成的国际能源署（IEA），将能源安全定义为：以可承受的价格不间断地获得能源。其中，长期能源安全，主要涉及及时投资，以提供符合经济发展和环境需要的能源；短期能源安全，侧重于能源系统对供需平衡突然变化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进一步细分，包括石油安全、电力安全、天然气安全，以及应急反应等。
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双重身份和日益复杂的全球能源形势，对我国的能源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保障数量巨大的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传统化石能源的供应安全，同时也要保障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生产所需关键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保障能源安全的范围更广，责任和压力更大；另一方面，要保证我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产品的出口市场，保持我国外贸“新三样”的增长势头和发展后劲。以上两点，都涉及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保障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障我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因此，我国能源安全政策会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和举措。但是我们认为，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应成为我国能源安全政策最核心的内容，应成为我们要始终对外高举的一面旗帜。
编辑：梁国华
校对：张蕊
审核：常斐 卢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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