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钧
我手边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是20世纪50年代乐山团地委老干部团聚留影。时间是2002年7月，地点是峨眉山市一家宾馆门前。坐在前排正中蓄着雪白连鬓胡须的老人，是我最早认识的老共产党人，引领我走上革命路的张力行同志。他是1949年12月乐山解放后第一任地委宣传部部长兼团地工委书记，我和20多位当年的青年团干部，簇拥在他周围，其乐融融。那是他刚刚卸任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不久后的一次聚会。
团聚时，力行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要刘松海同志（当年从西南服务团分配到乐山团地委的一位老大哥）出来指挥，共唱当年的革命歌曲《年轻人，火热的心》。88岁的力行同志和我们这几十位老团干一起高唱：
“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紧紧地跟着毛泽东前进！挺起胸来，年轻的兄弟姊妹们，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安排，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当家做主人。嘿！我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为人民服务，勇敢地向前进……”
歌声把我们带回了新中国初生的年代。1949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3兵团10军30师90团政委的张力行同志率部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12月15日，他奉命带一支小分队，从自贡经五通桥率先进入乐山。同地下党会合后，他带人在金花巷挂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乐山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并将陈毅元帅胞弟陈季让（起义将领）带领的国民党乐山师管区军乐队改编为解放军军乐队，列队奏响新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为马忠全师长、鲁大东政委率领的30师部队解放乐山奏乐开道。
我第一次见到力行同志，缘于军管会的欧阳秋大姐叫我拿一张筹办青年学园购物申请报告，请军管会办公室主任张力行政委批示。我来到金花巷，进了军管会大门，对哨兵说找张政委。进了办公室，身材高而瘦削、胡子剃得溜光的力行同志抽出插在上衣口袋里的钢笔，签下绿色墨水的“同意”和一笔相连的“张力行”三字，还亲切地摸了摸年方13岁的我的脑壳。我鞠了个躬，赶紧拿着批条回校。随后和同学好友一起跟随欧阳大姐到县街买了好多腰鼓、小马扎。很快，青年学园就在西湖塘乐山师范学校开办了。我们睡地铺、过集体生活，唱革命歌、跳集体舞，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有《从猿到人——社会发展史》等。好多个下午，全体学员在大操场集合，一排排坐马扎，像解放军一样，各队相互拉歌。身穿灰色棉军装的力行同志给我们做过多次报告，他那瘦高的身影、洪亮的声音、精辟的分析、有力的手势，仿佛还在眼前，震动并唤醒我的心灵。
1950年上学期，团地工委派干部到各校搞建团工作，西南服务团的苏明同志在乐嘉中学高中部发展团员，我是5月25日第一批入团的，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当时团地工委设在金花巷往上走的乐山公园一座平房里。34岁的力行同志抓团的工作很具体，在那里给我们多次开会。记得有次公园里举办集会，我还向张力行同志和地委委员董启勋同志献过花。
1951年，力行同志调任乐山专员公署专员。1953年任乐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此时团地委书记是在山东老区当过武工队队长的刘剑同志。我在1951年8月调到团地委工作（时年15岁），曾在川南团校学习，搞过两期土改和农村互助合作、统购统销等中心工作。团地委机关与地委当时都在学道街上。有段时间同在一个食堂吃饭，所以时常见到大东、力行等首长。
1956年，我在地委五人小组办公室从事“肃反”工作时，全国正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我经地委组织部部长批准参加高考，作为调干生考入了我心仪已久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力行同志已赴成都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1961年春节，我回乐山探亲，同当年初中相识、团委相知的邹瑞芬同志结婚，团地委的老朋友到瑞芬所在的团乐山县委参加了我们简朴的婚礼。当时为了改变“三高五风”导致的困难局面，省委已把张力行同志从省上调回乐山再任地委书记。那天他听团委的人说“小章回来了”，就叫人约我到地委去聊聊。我傍晚到了地委（现在乐山卫干校）门口，力行同志已叫人摆了两把藤椅，握过手，跟我热情交谈。老领导关心我的成长，知道我是1956年上了北大，学的哲学，已经入党，刚刚结婚，爱人是团干部，志同道合，他很高兴。老领导谈到我们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主要是“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 ）造成的。要千方百计，发动团结老百姓解决“肚子、裤子、票子”等困难，田边地角都要种满种尽。我见老领导怀着忧国忧民之心，谋划如何缓解人民群众的困境，很受感动。后来听说这一年朱德委员长到乐山视察，力行同志（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亦称“朱德警卫团”党总支书记，在朱德身边工作过）陪着老首长到田间视察，委员长看到田边地坎种满了胡豆、黄豆和蔬菜，连声说好。
1965年，我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曾分配到一个中央单位工作。1969年，原单位经中央批准解散，我和另一位同志分配到四川，省革委副主任天宝看到来了两个“搞马列的”，留下我们，安排到办事组和政工组工作。此时原任副省长、省委候补书记的张力行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夺权、靠边站、挨批斗、进干校。到1970年冬季他才出任省农业组副组长、农业局副局长。我在省农村工作团办公室工作时见过他。1971年中共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省委常委。当时宜宾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两派武斗很激烈。在危难之际，省委要力行同志任宜宾地委第一书记、地革委主任。他面对极为复杂困难的局面，毅然决定恢复原来地专机关的办事机构，让那些未陷入派性漩涡的原部门领导干部回来主持工作，使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管理回到正轨。
1974年，省委在成都实业街招待所，把对立两派头头集中到一起，办“宜宾问题学习班”，由力行同志主持，做消除派性的工作。因长期劳累，被造反派围攻，超负荷运转，力行同志心力交瘁，有一天在去食堂路上与人说话时他突发脑溢血，猝然倒下，幸好邓自力同志（小平同志堂弟，原地委副书记）在旁，赶紧把他抱住，才没有倒地。被急送医院，经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之后，省委要力行同志在走马街组织部招待所休养一段时间，他嘱人到省委政治部秘书处通知我，我赶紧去看望老领导，摆谈的都是当时的形势和“批林整风”的事情。他曾经转到实业街招待所住过一段，1976年，机关行政处把多子巷23号院子里原李大章同志的办公室隔成几间房，力行同志一家才安顿下来。20世纪80年代，逢年过节，我和瑞芬都会去拜望他们，常见到慈祥的老人和他的两个孙儿，在院坝里玩耍，开心得很。这时我才从他和他家人那里逐渐了解到力行同志前半生的革命历史。
1915年元月，张力行出生在山西文水一个耕读传家而后家道中落的农民家庭，因家庭贫困无力供他上学，渴望读书的他跟着挑货郎担的大哥，远赴300多里外的方山县上公费的平民学校，他忍饥挨饿，刻苦学习，又相继以高分考入公费的山西第一师范学校和太原师院学院本部，靠课余为学校用蜡纸刻印讲义来勤工俭学。当时他的志向是毕业后回乡做小学教师，让更多没钱读书的孩子能够上学。在校期间，他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并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力行同志以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村政协助员的身份，主持平遥县抗战动员工作（组织认定为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干部）。1937年返校后，他与学校里企图携款南逃的反动分子斗争，取得了胜利。后又到了运城，与同学邢亦民（离休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经过批准，带着60余位同学参加了八路军115师，辗转行军，到达延安抗大，把原名张联星改为张力行。1938年3月力行同志入党，两个月后提前转正，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党务工作科。1939年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来不及收割庄稼，就随抗大总校从陕北经晋西北、晋察冀迁到晋东南，战斗、行军半年多，他作为抗大总校政治部的党支部书记，身体“力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0年，力行同志25岁时，调到八路军总部干部巡视团，赴冀南、冀鲁豫、冀中等地巡视检查。在冀中遭遇了日寇“五月大扫荡”，历经艰险，才带着4位同志辗转回到野战政治部，被留在部里任干事。他要求下基层，1943年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任总支书记，在敌后又打仗又生产，多次受总部表扬。1945年，日寇投降后，特务团改编为3纵7旅21团，参加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整训后投入解放战争，他在1946年11月鲁西南张凤集战斗中身负重伤，右臂致残（定为二等乙级残疾军人，但他为减轻国家负担，从不领取残废金），痊愈后于1947年春重返部队，从进军大别山到胜利渡长江。1949年部队改编，力行同志任2野3兵团10军39师90团政治委员，经湖南、贵州入川，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这就接上了解放乐山那段往事。
力行同志在花甲之后，时逢国家迎来伟大的历史转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作为省委“五人小组”成员，分管党群口，参与领导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他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后，受省委委托，分管工、青、妇、统战和对台部门的工作。他对这些工作都充满热情和责任心，管得很细，要求很严，抓得认真扎实，同时对年轻人十分爱护体贴，慈祥可亲。抓对台工作，他亲自带着台办干部到沿海省市学习经验，请台胞台属来省会参加万人大会，听省长宣讲形势和政策，有力推动了全省各级党委的对台工作开展。1982年初，遵照力行同志的指示，省台办全体工作人员克服当时没有汽车的困难，骑自行车到郫县，会同温江地区和郫县台办的同志，分赴该县十多个社镇进行台胞台属情况调查。5天的调查研究结束后，力行同志坐镇郫县现场办公，和温江地区及郫县的有关负责人一起梳理问题，把需要落实的政策和实际困难逐一研究，明确责任。有一位外号叫“魏讨口”的台属，在当地备受歧视，长期无户口、无口粮、无住房，孑然一身，四处流浪，生活非常贫苦。力行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当场拍板，指示县公安局解决入户登记，粮食局解决口粮配发，民政局给予困难补助，郫筒镇负责安排住房和工作，使这个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郫县落实政策的经验总结上报以后，受到中央落实台胞台属政策办公室和省委的充分肯定，有效地指导了全省对台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短短3年之内，四川全省全部平反纠正了台胞台属中的冤假错案，并帮助他们解决了多方面的实际困难。他们在台湾的亲人也感到无比欣慰，纷纷写信给台办，表示衷心感谢，拥护我党和政府的主张，认同祖国和平统一之愿。
力行同志分管群团工作，特别重视抓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重视解决中小学“大欺小”霸凌问题，关心大龄青年婚姻恋爱难题，总结推广成都团市委创办婚姻介绍所的经验。随着干部年龄老化进程加快，他建议省委设立了老干部局。
1982年，力行同志参加了党的十二大，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与同任中纪委委员的许梦侠同志一起，指导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抓审干复查，使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善始善终，顺人心，舒民气。为四川较早实现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作出了贡献。
1987年，力行同志作为四川的党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三大。1990年，他75岁时办理了离休手续，但离而未休。1991年，他受省委委托，担任了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第一任常务副主任（主任由在职省委负责同志担任）。这是一项白手起家的开创性工作，力行同志不顾年事已高，为全省青少年健康成长倾心尽力。他到全省各地推动组建关工委组织，解决青少年活动场所（青少年宫等），开创初期办公条件有限，他就在家里主持开会和办公。关工委人少事多经费紧张，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支持关工委的工作。四川省关工委1998年制定了工作条例，2000年以四川省委办公厅文件转发到全省市（地、州）、县（市、区）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开全国之先河，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转发全国各省（市、区）关工委学习借鉴。中国关工委表彰四川省关工委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表彰张力行同志为“全国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他还被评为四川省“健康老人”。
年满80周岁那天，力行同志蓄起了胡须。他那飘然的胡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锻炼战争年代负了重伤的右臂功能，力行同志练起了书法。
2002年7月，同我在峨眉相聚的，就是这样一位长怀“年轻人火热的心”的精神矍铄的革命老人。他对党忠心耿耿，对人民鞠躬尽瘁。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万没想到，这次聚会成了与力行同志最后一次见面。就在当月下旬，他应组织安排到峨秀湖干部疗养院疗养，因为新安装的空调不适，骤患感冒，返蓉医治，4天后竟猝然离世，与我们天人永隔！享年88岁。党组织对他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省优秀的领导干部。
遵照力行同志的遗嘱，他的骨灰深埋在他的第二故乡——乐山山区的一棵大树下，没有坟墓，没有墓碑，没有骨灰盒。他融入了泥土，滋养着林木，深情地陪伴着他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和他时刻挂念在心的父老乡亲。
力行同志离开我们22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我永远怀念这位值得敬重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