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源：新浪新闻、图数室

2023年8月10日，新浪新闻联合旗下的《图数室》栏目，根据网络公开资料，梳理了今年医疗领域反腐情况。《图数室丨最强医疗反腐还只是序幕？》一文统计，截至8月10日，全国已公开通报被查的医院院长、书记有174位，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其中，被查院长、书记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为广东、四川和云南，分别有43位、33位、12位院长、书记被查，三省合占全国通报总数的50.6%。 

2013-2021年医疗腐败刑事判决中涉及的腐败领域统计

文章根据论文与公开统计数据总结，医疗腐败发生的领域包括医疗器械、药品、耗材、医保、基建，其中医疗器械和药品是腐败的重灾区，占比共达48.67%。

文章还称，由于企业推广费中的会议费被看作行贿重灾区，多个医药行业会议受到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8月以来，宣布延期的医药行业学术会议、论坛超过10场，还有部分学习班、培训班也在近日宣布延期举办。

2023年3月，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学者在期刊《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发表了论文《公立医院腐败现状与法律建议———基于裁判文书网 2016 个卫生刑事司法判决文书数据分析》。论文梳理了2013至2021年裁判文书网以及相关行政部门提供的公立医院医疗腐败刑事判决书1,952份，将其中2,159条被告人信息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判决书中涉及的医疗机构名称、腐败类型、腐败发生的环节、腐败涉及的金额、判决结果等信息进行了提取与分析，最终得出了2,016条医疗腐败数据。

不同类型医院的腐败情况比较

论文将公立医院分成两类：基层公立医院和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分别统计了这两类医院八年间不同腐败类型案件数和腐败环节数，并进行了统计学上的卡方检验（用来验证两个总体间某个比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方法）。结果显示，基层公立医院的贪污程度高于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受贿程度高于基层公立医院。

论文对这个现象的解释为：基层医院主要负责治疗基础疾病，从而对设备、 耗材等需求较少，潜在的行贿方少，受贿行为则少。另外，由于医疗反腐力量集中在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基层公立医院监察力度不足，其贪污行为实现起来相较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也更容易，所以贪污程度要高于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而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则正好相反。

此外研究还发现，基层公立医院的腐败较容易发生在药品环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的腐败较容易发生在医疗器械环节。基层公立医院腐败发生在医保环节的概率高于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腐败发生在耗材、基建环节的概率高于基层公立医院。

信源：财新网

报道截图

2023年8月1日，财新网报道了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郑雪倩近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行的首届“健康战略传播学术年会”上介绍的一项课题研究结果。小源试图去找这项研究的原文，但是没有找到。

据财新网报道，郑雪倩称这项课题是受国家卫健委委托开展的，课题梳理了2013-2022年间2,900多例涉及医疗领域的刑事判决书。经分析发现：

• 涉及行贿受贿的判例出现在器械领域的比例最高，约占40%；药品和耗材分占30%、20%；其他则与医保、基建等相关；

• 从关键环节来看，行贿受贿行为出现在决策环节中的比例达45%；其次为使用环节，占36%；在采购环节出现腐败的比例占19%；

• 对于行贿受贿的行动者，判例中发生在行政管理部门的比例以49%居首，远超临床科室（17%）、医技科室（11%）和后勤系统（13%）；

• 从关键人群划分，正职领导占比为30%，副职占11%；发生于中层干部的数量最多，占比40.57%；其他一般人占到8.1%。

该课题组也尝试分析了医疗医药腐败发生的原因：在社会层面，国家政策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公立医院运营机制的补偿不够、投入不足、保障不充分，难以维持其公益性的正常运转；医务人员的薪酬改革举步维艰，工资、奖金和医院建设发展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医疗收入补充。在市场方面，部分药企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用各种行贿的方式和手段，侵染腐蚀了整个医疗卫生流通领域；经济下行的整体环境，也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机会性温床。

信源：《卫生政策和规划》（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论文截图

2023年2月，来自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的五位学者在国际期刊《卫生政策和规划（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上发表论文《了解中国的医疗腐败：一项混合方法研究》，运用医疗腐败判决书案例提取分析、大型调查数据分析、半结构化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得到了以下发现：

• 在贿赂、贪污和保险诈骗三种方式中，贿赂是中国医疗腐败的主要形式；

• 大约80%的受贿者是医疗保健行业人员，大多数行贿者都是药品、医疗设备和消耗品的供应商；

• 财政压力和监管不力是导致腐败行为产生的两个主要原因；

• 自2012年以来的反腐行动、全国集中采购药品和打击医疗保险欺诈等举措在打击医疗腐败方面有成效。

2011-2018年中国门诊和住院患者对医生“非正式支付”的发生率

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CHARLS，一项针对中国28个省、45岁以上人群及其配偶的全国代表性调查）发现，2011年至2018年，中国患者“非正式支付”的发生率仍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只有0.4%的门诊患者和1.4%的住院患者报告说，他们过去曾给医生“红包”；通过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这一数字远低于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从20%到70%不等）。

信源：《风险管理和医疗政策》（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 Policy）

论文截图

2022年11月17日，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七位学者在国际期刊《风险管理和医疗政策》（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 Policy）上发表论文《综合性公立医院员工如何看待腐败风险：一项中国的研究调查》，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为样本，调研了公立医院员工如何评估医院的腐败风险。

研究人员设计了《公立医院腐败风险感知指数调查问卷》，于2020年4月17日至30日期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内部线上问卷调研，有近70%的医院员工（5,525名）参与了这项调研。参与者从腐败风险的可能性（likelihood）和影响（impact）两方面对15种行为进行评了级打分，二者相乘成得到腐败风险感知指数（CRPI）。

员工感知的15类腐败风险行为排序

研究结果显示：

• 在所有15种风险中，腐败风险感知指数最高的行为依次是：人员变动不合理、重大问题未进行集体讨论、违反个人道德。腐败风险感知指数最低的行为是违法采购、违反教学道德、违反医疗道德；

• 领导者感知的腐败风险指数只有普通员的0.768倍；

• 存在侥幸心理是导致个人腐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即腐败者认为自己的腐败行为不会被发现，或者即使被发现也不会受到惩罚。

医疗反腐风暴掀起以来，药企高昂的销售费用再次引起关注。红星资本局利用Wind数据，统计了2022年中国A股市场医药制造板块企业的销售费用、销售费用率（即销售费用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研发费用等指标，对其进行了排名统计。数据显示，销售费用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64家，而这些企业大多也是医药领域的头部企业，如复星医药（91.71亿元）、步长制药（74.84亿元）、恒瑞医药（73.84亿元）、百济神州（59.97亿元）等。

统计显示，有38家企业销售费用占总营收比超过50%；其中亚虹医药、迈威生物、盟科药业三家药企销售费用率已超过100%。亚虹医药2022年的营业收入只有2.61万元，销售费用却达到1458.59万元，销售费用占总营收的比例高达55894.61%

2022年研发投入费用前20医药企业名单

反观企业研发费用，文章数据显示，2022年研发费用超过10亿元的医药企业仅有10家。研发费用最高的企业为百济神州，达111.52亿元，也是2022年唯一一家研发投入费用超过百亿的公司，其次为恒瑞医药（48.87亿元），复星医药（43.02亿元）。

美国并未出台法案禁止医药企业向医生输送利益，而是要求企业与医生之间的关系透明化。《医生薪酬阳光法案》作为美国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也称“奥巴马医保法”）中的第 6002条，要求从2013年8月起，美国的制药公司、医疗器械公司、生物科技公司、医疗用品供应商及集团采购公司必须开始收集支付给执业医生或教学医院的酬劳信息，并向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上报医生名单与酬劳信息。此外，法案还要求某些制造商和集团采购组织披露在医疗产品制造商公司中持有所有权或投资的医生。

有评论指出，阳光法案有助于促使医药企业披露向医生所输送的利益，提高医药企业与医生关系的透明度，并向患者告知医生与医药企业之间的关系，协助患者选择医生。但不足之处是，医药企业进行利益输送的医生往往是在相关领域知名度较高、专业技能较为精湛的医生，即便患者知晓该医生与医药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在遭受疾病折磨之时，患者也不会冒险选取其他专业水平普通的医生，在这样的情况下，阳光法案对医生与医药企业监督的作用就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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