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国富论》对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奠基性贡献

文化   2024-10-08 17:32   北京  

学者荟作为公众传播平台,关注时事关注热点,

传播学术观点、时事人文、哲学理论以飨读者。

坚持做负责任的传播平台,服务读者传播价值。


亚当·斯密(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被誉为“经济学之父”

本文整理自复旦大学教授包刚升的网络课程“《国富论》导读”,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要导读的是《国富论》。《国富论》现在译本的全名,是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我加了一个标题叫,如何理解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思想。这是非常令人敬畏的一套书,亚当·斯密在我心中的分量也是非常高的。我不见得赞同他所有的思想,但是我认同他对人类整个思想发展史上的一种奠基性的贡献,这种奠基性的贡献是今天的很多学者所无法企及的。

亚当·斯密与《国富论》简介

《国富论》一般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的开源之作。正是因为这套书,亚当·斯密一般被认为是经济学之父,或者叫现代经济学之父。有一位非常厉害的,20世纪重量级的美国经济学家叫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一期广播节目当中讲到说,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是1776年,这一年产生了两个经典的文献。政治上非常重要的文献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这个是标志着政治自由主义的经典文本;另外一个经济上就是《国富论》,他认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文本。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书的分量。我也把它称为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思想的代表作。

亚当·斯密是1723年出生,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在十多岁的时候就上了格拉斯哥大学,后来读了几年之后又转到牛津大学。他在1748年,也就是25岁的时候,在爱丁堡大学担任一个授课的教师,这个授课的教师是没有薪水的,但是有人资助他。他身边这位朋友挺有眼光,没想到他资助了一位未来的经济学之父。在求学和做研究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受到过一些著名人物的影响,像苏格兰启蒙运动当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叫哈奇森,他是亚当·斯密的老师。还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哲学家,或者叫政治学家大卫·休谟,也是亚当·斯密的朋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巨大。

英国有个大学叫格拉斯哥大学,历史很久远,它今天的商学院被命名为叫亚当·斯密商学院。后来英国20英镑的纸币,它的背面就是亚当·斯密的头像。到今天为止,仍然还有很多思想流派,他们一直奉亚当·斯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一直把亚当·斯密的教义作为自己学派的教义。比方说像新兴古典自由主义,像奥地利学派,像今天的新保守主义。他们在经济社会政策上普遍的把亚当·斯密的这样一些学说视为他的基本的教义。

《国富论》对重商主义的颠覆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这本书,它产生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他为什么会出现。

18世纪上半叶到中叶,是亚当·斯密的整个一个思想和学问形成的时期。在那个社会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被称为叫重商主义,他在《国富论》当中专门有提到,专门有批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也是当时流行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在当时不仅影响知识界的头脑,而且影响政府的政策。简单地说,他大概包括这么一些基本观念:第一个,在重商主义的眼中,什么是财富呢?财富主要是金银。那么,一个国家怎么样制定对外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呢?他的立足点就是为了搞更多的金银。那我们想想一个国家怎么能获得更多金银呢?一个做法是,禁止外面的货物输入,这样尽可能把货物卖给别人,尽可能少买别人的货物,这个时候,他的金银会变多。另外一个,尽可能禁止金银的出口。这个政策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大家想想看,在当年那个年代,大家都这么看,大家都倾向于采用这样一种政策。除此以外,由于这样一种众商主义的一种基本的思想,所以也是倾向于政府干预的。假如我们处在当时主流的社会里,假如我们听到报纸上这么说,政治家这么说,思想家也这么说,而且还有人写书来论证,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一个重商主义主导的时代,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一个认知框架?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当时亚当·斯密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他的这本书,总体上把当时重商主义的框架打碎了。所以我想他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的贡献:一个在思想上他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认知框架;另外一个,他基本上通过这套书,使经济学这样一个学科建立起来了。

那么亚当·斯密的基本观念是什么呢?他说众商主义这个想法是错的,首先关于财富的想法就是错的。这本书里头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当年西班牙人跑到美洲去殖民,西班牙人的船队到达一些地方之后,跟当地土著人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有金银吗?这是他们感兴趣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西班牙人的眼中,金银就是财富。亚当·斯密这个书里头,还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当年成吉思汗这批蒙古人在整个内亚的草原纵横驰骋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关心说,你这个地方有牛羊吗?西班牙人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而蒙古人当年认为财富就是牛羊。那么亚当·斯密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谁更接近于本质,到底是金银更接近于财富的本质,还是牛羊更接近于财富的本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框架,所以他在这个书里讲到,也许蒙古人的认识比西班牙人更接近于财富的本质。

那么财富到底是什么呢?在亚当·斯密看来,财富主要来自于劳动,以我们今天的说法,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创造财富。你想想看,这是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财富观?对于亚当·斯密来说,他在1776年书当中认为财富主要来自于劳动,实际上背后是劳动生产力的不断的改进和提高,而这套东西又要求我们在政策上实行一个内部的和外部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他从财富认知的一种不同理解出发,彻底在理论和政策上颠覆了重商主义。这是一个基本的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

《国富论》的核心逻辑

第三个问题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亚当·斯密主要关心什么问题?他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民财富是一个中心词,接下来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性质,一个叫原因。我们说一个事情的性质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财富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他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为什么财富会增长?他关心的是这样的问题。当然,他的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所谓重商主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那样一个年代,是工业革命刚刚启动的年代。我们一般的说法是,第一场工业革命是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上半叶,这个书是1776年,正好是18世纪晚期,处在工业革命刚刚启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会觉得经济增长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实际上经济增长是一个现代现象。就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人类历史上长期当中经济都是不怎么增长的。所以,亚当·斯密所处那个年代整个经济其实是还是比较静态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亚当斯密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这么一些理论,其实是非常不得了的。他是突破性的。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比亚当·斯密更早的经济学家叫威廉·配第的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叫“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讲土地和劳动的重要性。亚当·斯密在考察财富的时候,当然没有否认土地的价值,但是他更关注劳动。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劳动能够带来更多的财富呢,他看重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最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指劳动的熟练程度、它的技巧高低和它的判断力。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工匠,我也是个工匠,但假如你的熟练程度比我高,你的技术比我高,你做这个工具的判断力比我高,那你的产出就会比我大,你的生产率就会比我高。当然,他那个年代。机器还没有普及,机器正在开始一点一点出现,但是亚当·斯密已经看到了这样一种趋势。那么怎么样能够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劳动的技巧、劳动的判断力呢?非常重要的,亚当斯密认为就是分工。所以他开篇就讲了分工的重要性。分工非常能够推动生产力的提高,效率的改进。那么,怎么样会有好的分工呢?要靠市场。这里市场我想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就是允许大家自由的去选择,自由的去交易。这样呢,每个人、每个机构、每个企业就有可能把自己的优势放到自己更有效率的地方,然后以这种高的效率生产出商品到市场上去交换。那别人也以这样一种方式实行专业化,这样他的分工带来的效率就会比较高。另外一个,亚当·斯密也认为规模非常重要。当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可以越来越高。我们知道,这些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是,在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制造业非常密集的地方,它的分工程度是非常高的,同时,它的市场规模也非常大。这非常有利于那些专业化的这些企业也好,部门也好,它能够以很高的效率去进入这样一种合作网络。所以他认为就是第一个逻辑在于劳动的效率非常重要,而劳动效率很大一部分来自分工,分工又跟市场有关。市场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就一个是自由,其实非常推动这种专业化,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这种专业化。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还有第二个逻辑。第二个逻辑是什么呢?亚当斯密把所有的劳动分成叫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亚当·斯密对生产性劳动的定义我不是很同意,但是他这个思想应该说非常重要。他说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就是生产性劳动,后者就是非生产运动。我再强调一下,这个定义我不是很同意,但是我觉得他的思想仍然是很有穿透力的。他通过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上所有的人分成三种:第一种叫生产性劳动者,第二种叫非生产性劳动者,第三种叫不劳动者。简单的说,比方说一个工厂里的工匠,他肯定是个生产性劳动者,一个路上开罚单的警察,那他是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但是,按照亚当·斯密这样一个视角来理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当中的主要是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那么一个经济怎么样才能发展呢,他觉得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比例很重要,也就是说,有越多的人从事生产性劳动,经济就容易发展,财富就容易积累。这样一个比例,它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是繁荣还是贫困。如果大量的人都是从事非生产性劳动,这个财富很难积累,有可能过去的财富会被消耗掉。他说在这个下等居民大都依靠资本的运用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居民大多是勤劳的,认真的兴旺的。但是如果另外的城市,主要依靠君主的经常性的或者临时的驻节来维持的都市,总的来说靠君主的收入来维持这些城市的,那么人民大多是游惰的。也就是说,如果普遍的依靠这种非生产性劳动,那么这个地方很容易走向贫困,走向衰败,而整个社会的风尚恐怕也不会达到一个理想的程度。所以,这是他的关于整个方面的财富的讨论。

具体来说,亚当斯密在这个书里头有两个非常经典的论述,这两个经典的论述影响了整个经济学,也改变了我们很多社会科学的思维。一个论述是关于“人是自利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说或者一个判断。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什么意思呢?我们每天上街就能买到各种各样我们要吃的东西,是因为这些供应商爱我们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这些供应商他自己要在商业上生存,他自己要挣钱,所以他会供应这些东西给我们。而且,由于各个商家之间互相竞争,他还要想办法在供应给我们的过程当中,质量要尽可能好一点,价格要便宜一点,或者要合理一点。这个社会其实以这种方式在维持着它的运转。这是一个对于人的一个假设的基本讨论,也就是他所谓的人性,经济人假设。如果大家关心自己,那么问题来了,那这个社会会不会陷入混乱呢?亚当·斯密说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重要的论述,就是叫市场机制,我们把它称为叫一只“看不见的手”。他说:“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支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甚至亚当·斯密接下来又说了一句充满嘲讽的话,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共福利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亚当·斯密的意思其实再明白不过,就是这些市场上自利的人们,怎么来维持这个社会的运转呢?就是靠市场机制,这个市场机制指导各种各样的个体,各种各样的企业组织,你如果要想获取正当的商业的利益,你就要根据市场法则来经营。我们这里可以简单地举两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知道比尔盖茨非常重要的是为个人电脑时代提供了操作系统,提供了这些办公软件。他是为了挣钱吗?可能是为了挣钱,他也许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我们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追求自己企业和职业成功、事业成功的过程中,他也大大的推动了这个社会的福利,大大提高我们的办公效率,所以这个是互相成就。马云当年创立阿里巴巴,后来又创立淘宝网,我们普遍会用淘宝。所以你会发现,他获得巨大成功,但是他给这个社会创造了很多价值。所以,亚当·斯密所设想,讲的是自利的个人,受着这样一些个人需要的驱动,然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推动这个社会的整体的生产、整体的技术、整体的繁荣水平的提高。他在这个书当中也对重商主义提出了很多批评,包括像欧洲国家,他认为有很多不当的干预,还包括当时包括英国在内有很多限制进出口等等很多方面的一些措施。他认为这样做法都会妨碍经济效率的提升,所以他更多的主张自由放任的一种政策。

《国富论》的代表性观点

这是《国富论》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论述,我想重点讨跟大家讨论三个观点,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分工的效率的讨论。亚当·斯密这个书,开篇的时候就举了一个非常小的案例,他说,假如我给你一个任务,我要你做出一枚针,比方说我们缝衣服的那个针。你要把这一枚针做出来,靠你一个人的力量能不能做得出来,大概率我们普通人都做不出来,我是肯定做不出来的。然后亚当·斯密紧接着举一个例子,他说他去看一个工厂,这工厂就是一个很小的工厂,就有10个人,每个人负责一个环节,就高度专业化,这样一个工厂一天能做多少枚针呢?一天能做48000枚针,平摊到一个工人每天能够做4800枚针。这个事情如果没有专业化分工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分工能够促进效率呢?一个方面。他的技艺得到了磨练;第二,它减少了从一个工种转换到另外一个工种这样一个时间的损耗;第三,工具能够不断的开发,那后来实际上机器不断的发明出来。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市场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样一种自由的市场机制,还有包括比较大的市场规模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个观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人不注意的。因为大家会觉得亚当·斯密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师,所以有人认为亚当斯密恐怕对政府的角色不怎么看重。但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准确的看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下卷比较靠后的地方,专门讨论一件事儿,叫君主的义务。所以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绝不等于所谓无政府主义。相反他觉得君主有几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也就是国家有几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第一个义务,就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和侵略。

第二个,要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者压迫。那也就是要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

国家的第三种义务是要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他甚至专门提到,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商业发展,他必须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而这些工程呢,政府要出面来筹办来谋划来建设,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通过这些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亚当·斯密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并不是主张不要政府,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古典自由主义不是主张不要政府,而是主张一个有效同时规模比较小的这么一个政府,或者叫一个有效同时也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这是他们这一派的主张。亚当·斯密在这个书当中还讨论了很多问题。我想非常重要的,跟今天来说可能还有一些关联的,因为这个书毕竟两个半世纪左右了,我觉得他对赋税的讨论仍然值得我们作为一个今天的一个参考。他认为,一个政府收税,应该有这么几个原则:第一叫合理,就不要说太多。太多了这个社会承担不了。第二是确定,事先以非常明确的方式确定和公布出来,不要随时变动,尤其不要随意地增税。第三叫便利,就缴纳的方式和办法要非常便利,不要太繁琐,交纳的成本极高,或者让人很容易处在一种违法的境地当中。第四条原则,就是征税的成本一定要低,不要把很多成本放在这个征税的过程当中。

第三个比较有意思的论述,我专门拿出来给大家讨论一下,也就是亚当·斯密论中国。因为中国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欧洲人早就有很多人讨论中国,像伏尔泰他们对中国也都非常关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头有少许的地方讨论中国,但是说实话,基本上没啥好话。他写这个书的1772年,是中国清朝。他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也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他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这应该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况。他说,“今天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以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道,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时的技术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他说,“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经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于其它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他甚至这里头提到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社会当中比较贫穷的人或者小资产者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的资本。”他意思在中国清朝,这些普通人和这些小的资产所有者,有可能因为官吏借口执行法律来进行财产的剥夺。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资本,生产性的资本的供给必然是不足的。当然,亚当·斯密不可能来过中国,他也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但确实这些话后来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被中国的学者反复引用,用来检讨我们自己,反思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观点。

总结与反思

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和评价。首先,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第二,我觉得对我来说触动比较大的事,就是他在重商主义这个背景之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框架。我们今天觉得这个习以为常,搞市场经济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重商主义这个背景之下,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能不能打破成见,这个难度是极大的。第三,应该说,他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过去这个250年左右,这么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学说,他是一个源头,到今天仍然还有很大的影响。今天像西方国家财政上,公债上应该说遇到很多问题,美国现在和英国两个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已经超过100%了。我过去曾经说过,如果亚当·斯密今天要是活过来,他一定会很不开心,这个财政怎么搞到这个程度?所以按照亚当·斯密的思想,财政上应该实行一种比较稳健的、保守主义的这样一种方案,国家才能维持一个长久的一个良善的运营。

讲了这么多亚当·斯密这个书的优点,那么我们还是所谓吹毛求疵,来给他挑挑毛病,或者提一些问题。因为亚当·斯密这个书,它是个奠基性的书,他不像我们今天一个书写的非常严格,他涉及很多领域,提出很多原创性的思想。我觉得大体上亚当·斯密这个书当中,可能有两个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只能说可能。第一个,自由市场会不会带来一些可能的问题?比如说公共服务要不要人管?还有贫富分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经济不稳定的问题。按照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想法,这些问题会有一些市场的办法或者其他一些办法来解决。但实际上你看欧洲国家也好,美国也好,或多或少都走向了什么?公共服务这一块,政府规模越来越大;贫富差距这一块,走向了福利国家;还有像经济不稳定这一块,走向了凯恩斯主义。所以不是说我主张他们应该怎么做,而是你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他们实际上在这么做。当然有人认为这样做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甚至会更带来更多问题,这是理论上的一些争论。所以我们说从吹毛求疵的角度来讲,亚当·斯密对自由市场可能的一些问题,他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述。那么第二个没有顾及到的问题,我想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东西,亚当·斯密没有充分的论述。当然,按照亚当·斯密的框架,我想他应该是走向一个真正的一个全球化,按照资源效率的高低来配置资源,也不用分A国和B国了。但其实民族国家这个体系长期当中还存在,所以这里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办?这个问题他当然没有充分的论述,他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都来讨论,所以,我们比较吹毛求疵的来讨论的这些问题,他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总之,今天在西方国家也好,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好,我们看到这个政策的钟摆经常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来回摆动。那么什么时候亚当·斯密往往会变得重要呢?就是当出现周期性的,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规模扩大,政府福利过于庞杂带来很多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总有一种声音,就是要重新回到亚当·斯密。所以我想,这就是亚当·斯密留给今天的这样一种思想理论政策上的遗产,这个遗产,今天仍然是我们21世纪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思想资源的一部分。我想我的一个目的不是说告诉大家什么是真理,而是把不同的思想以我的方式来做一个导读,然后更多的让大家看到一个非常广阔、非常多元的这么一个思想理论和知识的世界。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应该有的一种知识,一种训练。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点击下方图片查看更多精品文章


近期相关文章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