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我同村，他住河西，我住河东。
原来他家就在河对面，开门就能看见，嚎一嗓子也能听见。后来住到了马路边去了，靠着乡政府，得拐个弯才能看见了。
不管怎么嚎也听不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便淡出了彼此的视线。
他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先是穷得出奇，后又富得流油。他一口气生了好几个女孩，生得全村人都为他捏一把汗，家里这么穷，怎么养得活呀。
可是他重男轻女，一根筋，非得要生个男孩才罢休。他最终还是生了个男孩，而且做了一席酒。这酒我没去喝，一是没钱，二是河东与河西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人情往来。
他生完男孩后便没再生了。生太多养起来的确吃力，他一共生了九个孩子。
此时开始计划生育，他想生也生不了了。
他去卫生院抓药，见药剂师手上捏着一杆戥子秤，这秤小巧玲珑，可价格不菲。他拿着捏了捏，竟捏出了门道。
他决定制秤。
他不知从哪弄来了一套工具，也不知跟谁学的手艺。他买回了一大堆骨头，整天用锯子锯，用刨子刨，用钻子钻，把牛骨头锯成筷子那么大，刨得光溜溜的，再用钻子钻上秤星，打上荧光粉，用石蜡擦得亮亮的，配上秤砣与秤盘，就成一杆精致的秤了。
他在厅堂里忙碌，忙完后就背着秤出去，先卖本县，后卖外县，卖着卖着就远了。刚开始这秤很好卖，他大赚了一把，没多久就建了新房。
见状，院子里的后生也跟着制秤，秤多了，市场也就饱和了。他改行做煤生意。煤生意很好做，由手工藕煤发展成机器藕煤，把批发做得风生水起，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与扶持，并加入了政协，成了举足轻重的知名人物。
这都是道听途说，至于具体细节就不得而知。毕竟几十年不见，也没有去一一考究。
一日，他侄媳前来找我，市报上有则报道他的通讯有损她的名誉。她问我要如何才能消除负面影响。报道内容基本属实，倒是觉得这个侄媳有点大题小做，甚至忘恩负义。夫妻俩过去好吃懒做，喜欢打牌赌博，是他帮忙批的地，盖的房，借资办的养殖场，赚了钱就过河拆桥不认叔了。说她叔这么富，借点小钱也要收回去，没把她当侄。
我叫她去找张编辑，张编辑在乡政府文化站工作过，彼此都认识。报社为此刊了个更正启事，说明内容有出入。
她对此不满意，问我咋办?我说还要咋样呢?她笑，也只能这样了。
据说他在外花天酒地，一年都不肯回家，把糟糠之妻当牲畜养，只给吃，不给滋润。他老婆也想得开，觉得有吃就已经知足了。
他把房子装修了一下，最终还是回来了。那些风流韵事都成了过眼云烟。他是一个人回来的，什么也没带。似乎钱也不多了，如果钱多的话，出门不会坐中巴，会开着豪车狂奔，而他连车都没买，令人有点不敢相信。
中巴车座位不多，坐不了几个人，生意不好做，人少时放空，人多时不准超载，抓一次超载罚款好几百。早上进城的人多，怕查，只能拒载。乘客在路边大老远就招手，等车开到了面前又飞驶而过。
看着这些失望的身影，他竟动了恻隐之心，他叫司机朝乘客打个拒载的手势，别让人家老等。司机年轻气盛，叫他坐好，别七里八里的。把他气得满脸通红，他在长沙别人对他毕恭毕敬的，在老家却被一个后生给欺负了。
他给儿子打电话，叫儿子赶快带人过来，帮他出出这口恶气。他到站了，最终还是被大家劝下了车。
他一下车，中巴车就开走了。只见他站在街边茫然四顾。他儿子还没有来，来也没那么快。
车子一晃，就不见了，他也随即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他儿子会不会来呢?他有没有找中巴车的麻烦呢?没听人说，也没时间去问。都是匆匆过客，我转车去了长沙，他下车后又何去何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