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故乡明：钱临照院士的五次选择，如何结下与中国科大的不解之缘 | 物理繁星闪耀时（三）

教育 2024-09-20 17:01 上海

钱临照先生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他在晶体学、电子显微学，以及自然科学史等研究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这些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为了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加快培育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国家大力强调科学家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刻板的教条，而是植根于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骨髓中、流淌在他们血脉里的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和文化基因。本文通过钱临照先生人生旅途中五次重要的选择，讲述他的价值观和思想情操，也尝试对科学家精神作一直观的呈现。

作者：胡升华

来源：《物理》52卷(2023年) 9 期

▲ 钱临照院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家中（合肥）

师从钱穆，厚植国学根基

1983年，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在台湾出版，钱临照先生托人从美国买回一本，像小学生一样包上书皮，竟连日披阅，如饥似渴。依我在钱先生身边学习工作14年所见，在钱先生晚年的阅读生涯中，没有哪本书能超越他对钱穆这本书的喜爱。他在书中所留下的眉批旁批，表现出与钱穆情感和精神的深度契合。钱先生尝言，一生受三位老师重要影响，其中之一便是钱穆，另外两位是严济慈和刘天华。

1906年，钱临照出生在无锡鸿声里一个开明的读书人家。父亲钱伯圭南洋公学肄业，与胡敦复^[1]同学。钱伯圭曾在果育学校（后更名鸿模学校）任教，钱穆当时是其学生，在东西文化的见解上对钱穆颇具启发。1913年，钱穆在鸿模学校短暂任教，1918年重返该校，而钱临照则在1915至1918年间在鸿模学校学习。虽然时间上未能与钱穆直接相遇，不过此时父亲帮他做了一次重要选择。钱伯圭坚信，即便在西学盛行的时代，国学的基础同样重要。因此，钱临照在鸿模多学一年，随钱穆修习国学。

这一年，钱临照与钱穆同住一间校舍。钱穆后来回忆，那一年是他最为专注和勤奋的时期。钱临照也记得，即使在深夜醒来，仍能看到钱穆在灯光下刻苦攻读。在钱穆的指导下，钱临照的文史素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的墨经研究不仅成为中国物理学史研究的典范，其在文章学和考据学方面的造诣也受到了西南联大国学教师的赞许。

▲ 青年钱临照

钱先生自拟小传中特别提到，跟随钱穆学习国学典籍，不仅学习了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还有钱穆的进德修业的言传身教，这些都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经历塑造了钱临照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宽厚待人的君子风范，同时加深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2]（Goran Malmqvist）认为，钱穆是20世纪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民族认同，为之奋斗”也为钱先生一生所践行。

追逐理想还是追逐高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钱先生因东北大学停办而流离失所，生活陷入困境。此时又适逢儿子出生，倍感压力的他不得已前往北平寻求严济慈先生的帮助。严济慈曾在上海大同大学与钱临照有师生之谊，当时已是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当时严先生手下助理编制已满，钱先生难以启齿求助，打算南下上海就任英工部局一家电话局的技工职位，该职位月薪颇高，有160大洋。

但当他即将动身向严济慈先生告别时，严先生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以你的才学，应该从事科研工作，但我这里助理员职位已满，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破额录用你，但薪水也只好‘破额’，发半薪，每月40元，你是否愿意？”一边是高薪为洋人效力，一边是低收入为祖国的科技献身。钱先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钱先生晚年回忆到自己的选择：“能够继续留在严先生这里参与当时国内最前沿的物理学研究，这正是我求之而不能的！我几乎没有思考就从黄包车上取下了行李，今天看来，这次选择是很有意义的，从此，我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 1931年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同仁（前排左起：盛耕雨、严济慈、李书华、饶毓泰、朱广才、吴学蔺，后排左起：钱临照、鲁若愚、陆学善、钟盛标）

此后几年，在严济慈的指导下，钱先生和北平研究院几位年轻人做出了中国本土最早的一批物理学研究成果，并深受其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做研究精神的影响。钱先生将严济慈视为对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三位老师之首。

民族尊严和科学真理重于博士学位

1934年钱临照被录取为第二届中英庚款留学生，同期被录取的还有李国鼎和朱应铣（下图）。1934年秋，钱临照拿着严济慈的介绍信前往英国，师从皇家学会会士安德雷德^[3]（E. N. da C. Andrade，1887—1971）进行实验物理研究。钱临照在与安德雷德的初次交谈中表达了希望接触各种工作以拓宽知识的愿望。他晚年解释，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研究基础薄弱，只有广泛接触不同研究，才能在回国后根据实际需要继续科研，避免因设备不足而中断。当时物理留学生回国难以继续进行研究，其中主要障碍之一便是设备不足。他强调，研究应符合国情和国家需求，而非仅追求个人短期成就。

▲ 1935年在英国（左起：朱应铣，李国鼎，钱临照，王竹溪，汪渊，张文裕）

1937年春，安德雷德明示钱先生，可将水晶扭电、流体力学和体心立方晶体的范性形变三项工作总结起来，作为博士论文，申请答辩。让安德雷德吃惊的是，钱先生婉言拒绝了他的安排，放弃博士答辩。其中缘由钱先生在自传中有这样的陈述：“和我同在这一实验室的有位印度学生，他比我早来，工作很好，三年期满，他自动提出申请答辩，不知何故被教授拒绝了。印度同学受此打击，以至伏在实验桌上哭泣。我认为这是欺侮殖民地人（当时英国人对殖民地人在有意无意中有此意识），那时我即意识到我国也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此事触动了我的自尊心，我暗下决心，不拿殖民者的学位。”

据笔者揣测，钱先生拒绝博士学位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对安德雷德的研究风格和学术态度持有保留意见。安德雷德在关键实验上未能亲力亲为，而是委托他人，这影响了他对物理现象的洞察力。此外，安德雷德对新兴的位错理论持保守态度，而钱临照则凭借其敏锐的物理直觉，迅速接受了这一理论。尽管安德雷德与位错理论的提出者泰勒私交甚好，但他并未在论文中采纳这一理论，这让钱先生感到无奈。钱先生在留学期间不论是个人还是与安德雷德合作发表的金属范性形变研究论文，都没有进行位错机制的讨论。

然而钱先生又服从自己内心对学术真理的坚持！我曾在一次访谈中询问钱先生：“您认为自己哪项研究工作最好？”他回答：“留学期间做的体心立方晶体滑移的研究，但结果没有发表。”为什么没发表？我推测他极有可能用刚刚兴起的位错理论对滑移机制进行了探讨，果若如此，这项工作就有可能成为位错理论的一篇经典文献。显然安德雷德不会让不同观点的论文从自己的实验室流出。

▲ 1997年笔者在钱临照先生家过中秋节

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坚持科学真理，钱先生放弃了博士学位。安德雷德对钱先生的选择感到十分困惑，专门打电话向钱先生的推荐人严济慈先生求解，严先生得知实情后选择沉默。

尽管钱先生放弃了博士学问，但他的博士头衔已经在安德雷德心目中得到了认可。安德雷德《一些个人回忆》一文介绍他与钱先生合作的工作时，便直接称呼钱先生为“钱博士”。（参见：E N da C Andrade.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https://www.iucr.org/publ/50yearsofxraydiffraction/full-text/andrade ）

成就个人还是报效祖国

1937年4月，钱先生抵达柏林，原计划在物理学家施密特^[4]（Erich Schmid，1896—1983）的指导下深入研究晶体范性，以期在学术界树立更高的声望。但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七七事变”发生后，钱先生接到严济慈先生的电召，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德国的研究计划，立即返回祖国，投身抗战工作，与祖国共存亡。在面临祖国需要和个人成就之间的选择时，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报效祖国。

“七七事变”后，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的工作重点转向了战时研究。1937年底，钱先生被派往北平，负责将物理所的设备安全转移至昆明。当时，北平的局势极为紧张，日军就在北平研究院附近的在北大红楼地下室残酷折磨抗日志士，惨叫声不时传来。在这样的环境下，钱先生依然巧妙地将五六十箱笨重的仪器秘密运出北平，成功抵达昆明。展现出他非凡的胆量和过人的智慧。以这些仪器设备为基础，抗战期间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在制造军用无线电设备、光学仪器和矿产资源勘探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 钱临照所服务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抗战期间为社会各界制造显微镜400余架

早在英国留学期间，钱先生就深感国家危难，决定学习应用技术以备国家之需，最终选定学习应用光学技术。他利用假期在伦敦的亚当·希格（Adam Hilger）光学工厂实习，掌握了磨制光学镜头和使用干涉仪修补光学部件的技术。这些技能在抗战期间被用于昆明的光学工厂，制造了重要的显微镜和测量仪器，工厂培养的一些技工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成为一些光学仪器厂的技术骨干。

忆及此节，钱先生曾写道：“假使我们的这一点工作对抗战后方作出了什么贡献，这是不足称道的。今天把它记在这里，只说明中国科技工作者在国家危亡时刻是殚精竭力的。”

安度余生还是艰苦创业

1960年，钱先生调入中国科大任教。到了1970年，随着科大响应中央的“高校战备疏散”政策，从北京迁移到合肥，钱先生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尽管当时他已经64岁高龄，本可以选择留在北京，但他毅然决定与科大同呼吸、共命运。他的后半生与科大紧密相连，与师生们共同开启了科大的二次创业之旅。他常常深情地说：“科大就是我的家，合肥也是我的家。”

▲ 钱临照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师生进行学术研讨（上世纪60年代初）

科大的建立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意在利用科学院的雄厚人力物力，创办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以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科大起点很高，系主任分别由赵忠尧、施汝为、钱学森、贝时璋、赵九章、华罗庚、郭永怀等科学家担任，一大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登台授课。

如果说科大在北京时，由于有许多大牌科学家参与科大建设，钱先生的作用尚不突出，那么到了合肥后，钱先生作为知名学者和学部委员，真正成了科大的一面大旗。他在为科大谋求各方支持、组织骨干教师队伍、规划学科发展诸方面发挥了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科大南迁合肥后，讲师以上教师不足百人，副教授以上教师不足20人。科大顶住压力，紧接着举办“回炉班”，即教师进修班，同时加大从全国各地引进人才的力度，使师资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大胆举措对科大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迅速崛起和再次腾飞奠定了基础。

▲ 1988年，严济慈（右一）与钱临照（右二）在中国科大校园

1978年后，钱先生带领师生在短期内创建了固体微结构研究室、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和高压实验室等；他全力支持筹建科大天体物理中心，力主创建结构成分分析中心实验室；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联络多名院士为科大加速器实验室、选键化学实验室争取支持。现在这些实验室已发展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机构。他在注重提高科大自身教师素质的同时，还十分留意发掘全国各地的人才，不失时机地动员他们来科大工作。

科大以其师生出国深造的高比例而著称，钱先生对此持积极态度，他鼓励师生们拓宽视野，追求更高的学术成就，为此他亲笔撰写了无数推荐信。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人才外流的挑战，他倍感焦心，但他没有简单地责怪那些选择留在海外的学者，而是尽己所能，为他们回国服务创造条件。他认为，对于那些没有回来的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就不爱国，“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人就是为了物质享受。”他坚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质朴、廉洁、勤奋、爱国而著称。只要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气氛和条件，他们所释放出的活力将是无穷的。”

为此，钱先生提出了四项建议，以更好地引导和支持知识分子回国建设：“一是要推行各种行之有效、容易接受的思想政治工作，老师、朋友、家庭都来做思想工作；二是要真正捍卫科学无禁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方针，活跃学术气氛；三是要努力造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人才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风气，真正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四是要保证科教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地从事科学探索和发明创造工作。”

钱先生去世后，科大不少中青年骨干教师不约而同撰文，讲述了他们在国外时，曾很意外地收到钱先生亲笔信，介绍国内、校内情况，关怀他们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对他们寄予殷切期待，鼓励他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钱先生信笺上“月是故乡明”的印章，给出国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科大前党委书记余翔林教授对钱先生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钱先生给科大带来了长远的影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科大人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的支持和关心；科大人哪里有成功，哪里就有他会心的微笑；他的全部身心已与科大的命运及国家科学、教育事业的命运融为一体”。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家国情怀”是钱先生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血脉。所谓“家国情怀”，简言之是指个体对家庭、族群和国家的情感认同、文化归属、道义与责任担当。除了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对家国情怀所作的大量行为注解外，我们还有久久传承的名句格言，诸如“修齐治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

钱先生书房里一直悬挂着林则徐的著名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他一辈子的思想纲领和行为准则。

▲ 钱临照先生于中国科大东区雕像，右侧即为少年班学院，摄于2021年清明

[1] 著名数学教育家，清华学堂第一任教务长，上海大同大学创建人，中国数学会早期的组织者。

[2] 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学译介。

[3] Andrade以晶体范性和流体力学的研究著称。

[4] 施密特是奥地利物理学家，曾任柏林威廉皇帝学院金属研究所主任、弗莱堡大学物理研究所所长，1963年任奥地利科学院院长。1977年奥地利科学院设施密特奖，两年一次，表彰40岁以下青年物理学家，2003年潘建伟院士曾获奖。潘建伟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而钱先生也曾任该校副校长，算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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