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是如何炼成的？专访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

橙柿互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浙江模式”的演变进程是怎样的？

史晋川：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在此之前，浙江与其他省份差别不大，在计划经济时期，发展并不是很快，但在改革开放后，走出一条极具特色的高速发展之路，成就“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是以改革推动发展，即用改革的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浙江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在全国率先从比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成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成长的格局，这就是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

浙江的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并逐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

浙江的迅速发展是从农村工业化起步的，乡镇企业兴起加速了农村工业化，资源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而后进一步流向现代服务业，这就是资源配置的工业化。

浙江的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资源不断向小城镇、小城、中小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市聚集，形成了杭州、宁波、温州三大都市圈和浙中城市群等区位优势空间，这就是资源配置的城市化。

浙江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也可以概括为：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利用改革所形成的体制机制先发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橙柿互动：浙江经济底子薄，资源比较匮乏，所谓“七山一水二分田”，为什么能在改革开放之初迅速启动改革和发展？

史晋川：“浙江模式”的启动与这里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密切相关，是一种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

七山一水二分田，意味着只靠土地吃不饱，所以历史上浙江人不把自己局限在土地上刨食吃，而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外出经商，湖州、宁波、温州都有商帮传统，明州港、温州港、新安江是浙江商人对外经贸的重要通道。

宋代的浙江地区，手工业、商业、海外贸易都居全国领先地位，影响本土文化中的重商思想，著名的浙东学派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对一代代浙江人影响深远。浙东学派代表人物本身即与商业关系密切，如陈亮的岳父是当时的义乌首富，永康的打铁业也十分繁荣；叶适的家乡温州商业发达，“其货纤靡，其人多贾”。

这就是说，浙江的自然禀赋造就了历史文化禀赋，培育了浙江人的经商基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给浙江的主要任务是“种好地、打好鱼、站好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是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的定位，意味着计划经济年代浙江不是重点发展区域，因而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时期，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投资和支持并不太多。

但这也使得浙江的广大干部群众习惯于依靠自己，而不是跑步（部）前（钱）进，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干部群众在发展经济时，不是盯着北京，而是眼睛向下，鼓励百姓创业创新。

改革开放初期，在面临严重的短缺经济条件下，温州人卖往全国的针头线脑这些简单的传统制造业的日用消费品，就能满足老百姓的吃穿用，带来较高的收益，这有效地激活了区域的经商传统。

同时，毕竟浙江的经商传统在计划经济时期只中断了20余年，当年的“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割光，许多有手艺，懂制造、善经商的人力资源都保留了下来，如永嘉的弹棉花、义乌的“鸡毛换糖”和永康的补锅碗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橙柿互动：浙江的小商品在上世纪80年代就销往全国，至今浙江制造仍然独步天下，而源于浙江的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互联网科技企业也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什么浙江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够持续领先？

史晋川：浙江推动工业化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家天生就对市场非常敏感。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民营企业主要经营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日用消费品，纽扣、箱包、衣服、鞋子、皮带等小商品，因为当时物质生活匮乏，解决老百姓的温饱是头等大事。浙江人抓住了这个发展中的商机，专业市场蓬勃发展，在省内建起了4000多个小商品市场，其中很多是非常简陋的马路市场，包括义乌小商品市场。

当时浙江有“百万销售大军”，绝大多数创业者都是泥腿子，“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将浙江商品销往“三北”市场，即东北、西北、华北，而华东华南等地区和大城市的市场还是上海和天津国有企业工业品的天下。但十年后，浙江的小商品已经遍布全国城乡。

到1998年前后，浙江的民营经济遇到了瓶颈，主要原因是经过20年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从吃穿转向住行，也就是从温饱走向小康，同时还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国内市场。

敏锐的浙商做出两个选择：一是抓住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机，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然后大规模出海，开拓国际市场；二是抓住汽车、住房等新的市场需求发展新的产业，台州的汽摩配、李书福的吉利汽车、杭州的房地产（如绿城、南都等），还有王水福的西子电梯，都在这个阶段起飞。

新一代的浙商，他们抓住计算机信息技术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通过创业直接进入前沿的互联网行业，代表人物有马云、陈天桥、丁磊以及海康威视的陈宗年等，他们代表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带动了浙江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橙柿互动：1949年浙江城镇化率为11.8%，1978年为14.5%，到2023年末，浙江城镇化率达到74.2%。据您的研究，浙江城镇化率为何在改革开放之后提升如此之快？

史晋川：前面讲了，浙江的城镇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浙江的城镇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强县战略，从1978年到2002年的20余年。这个时期浙江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布局上以县域经济为主，即以县域为主调动各种资源，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全国百强县中浙江曾占到34个。

浙江的工业化以农村工业化为起点，万向鲁冠球、正泰南存辉、吉利李书福，都是农村工业化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代表。当时的工业化技术比较简陋，对厂房机器设备和劳动者素质的要求都比较低，适合在乡镇、县城空间集聚和配置要素。

当时温岭许多乡镇家家户户生产塑料鞋，买一台注塑机，原材料放进去，塑料鞋就压出来了。柳市低压电器、濮院羊毛衫、义乌小商品、大唐袜业也是这样，前店后厂，热火朝天。

浙江到世纪之交，进入工业化中期，亟须提升工业化水平，以应对国内市场饱和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战略，这就对资源集聚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先进的技术、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更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更顺畅通达的物流等，还有能对接国际市场的各类人才。

县域经济显然无法满足这些高质量生产要素的集聚，而大城市及中心城市才能发挥其区位优势，浙江的发展空间转换进入第二个阶段，即都市化战略，要用新型城市化来推动新型工业化。

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正泰集团的研发总部是放在上海，而不是放在起家的温州乐清柳市镇？很显然，高端科技人才是有集聚效应的，在柳市镇雇一个上海工程师，给100万也未必有人肯去，而研发总部建在上海，同样的工程师，可能只要70万就能招到一批。

都市化战略阶段，浙江大规模撤县（市）建区，如萧山、余杭、鄞州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空间转型，全省开始形成了杭州、宁波、温州三大都市经济圈和浙中城市群。

 繁忙的宁波港   孙福恩 摄

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实施“大湾区”都市圈联动发展战略，以杭甬“双城记”为核心，加快要素高端集聚，支撑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孕育壮大新产业，杭州现代服务业与宁波先进制造业互动发展，建设双循环的战略枢纽，加速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近省委省政府又提出，要在温州打造高质量发展“第三极”，加快温州都市经济圈与长三角和“大湾区”联动发展。

橙柿互动：您一直在强调民营化和市场化在浙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全国很多地方来浙江取经，往往总结为一句话：找市长不如找市场。为什么给人这种印象？

史晋川：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温州模式的时候就认真探讨过，我认为，浙江之所以能处理好市长和市场的关系，除了自然禀赋造就了历史文化禀赋，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浙江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

改革开放后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期间，越来越多浙江本地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走向各级领导岗位，这些干部从小受到本土文化熏陶，对县情乡情更了解，对老百姓的创业更加宽容。同时，民营经济发展起来后，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收入和政府的财政税收，贡献越来越多，形成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的正反馈。

浙江经济发展首先是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了经济发展，同时政府则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更好的条件，起到增进的作用。这就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提到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曾经有些人认为，浙江政府是无为而治，其实不是，浙江各级党和政府做了很多实事来发育市场交易关系，培育市场交易主体，制定市场交易规则。

例如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和发展，早年全国很多地方官员跑到义乌取经，回去纷纷盖起市场，但都没达到义乌的成就，为什么？因为只学到皮毛。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缔造者谢高华书记，是我非常敬重的忘年交。他当义乌县委书记时，不是首先靠政府去盖市场，而是听取群众呼声制定了“四个允许”的政策：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奠定了义乌世界级小商品市场发展的最初基础。 

橙柿互动：您也讲到了，40多年前大家条件都差不多，同为沿海省份，比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为什么只有浙江是按照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

史晋川：这几个省份经常被人拿来对比，我认为这些省份的区域发展差异，在改革开放初中期，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主体，广东主要是外商，包括港澳台商人；江苏是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集体经济,当时叫社队企业中的能人，浙北与苏南类似；但浙东南温台地区的创业主体主要是农民和小城镇的居民，从家庭作坊起步；福建与浙江相似，但海外关系更密切，有较多的华侨。

经济主体不一样，资金积累来源就不一样。珠三角靠的是外资，福建以侨资为主；江苏靠的是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积累和银行贷款；而我们浙江是农民一家一户通过做小生意完成的原始积累，还有带有互助性质的民间金融。

第三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

记者 施德勇 摄

各个区域生产的产品去向也不同，当时外商在珠三角办的多为来料加工企业，直接以港澳为跳板走向国际市场；江苏开始是内销，新加坡工业园区和昆山台资产业园区建立之后，国内国外两大市场并重；福建由于侨资的关系，不少产品面向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浙江起初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在加入世贸后逐渐向国际市场拓展。

所以，从经济发展的主体、资金来源或者说积累渠道，还有产品的市场这三个方面，沿海四省走出了各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橙柿互动：我们知道，即便改革开放之后，浙江经济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您印象当中有哪几次重要危机，是怎样化解的？

史晋川：关乎浙江民营经济命运的第一个危机是1982年的温州“八大王”事件，当时全国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温州乐清柳市镇8个靠经营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先富起来的个体私营主被当作典型，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刑或通缉。如果不是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推动平反，刚刚兴起的个体私营经济很可能就此夭折。

南存辉曾经回忆，他就是看到“八大王”平反消息后才下定决心创办“乐清县求精开关厂”的，后来发展成为正泰集团。

与“八大王”平反同一年发生在温州乐清柳市镇的低压电器行业整顿事件，还有1987年8月杭州武林广场火烧5000双劣质温州皮鞋，都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怎么对待率先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第二个危机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东南亚经济结构相似的浙江碰到转型升级难题，到底怎么转？有人建议学韩日，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最后，浙江不同的地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转型发展之路。宁波舟山搞石化航运和先进制造业，杭州从传统制造业跳出来，进入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由此起步。

第三个危机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当年浙江GDP为21400亿元，出口依存度超过50%，金融海啸给浙江外贸当头一棒。出口受阻，消费和投资也受到影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急剧降速。

浙江的民营企业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积极创新，一边更新设备、改善工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一边开拓更大的海外市场，克服了种种困难，转危为机，使得区域经济发展依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橙柿互动：那么您认为在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标志性事件和企业家代表呢？

史晋川：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和企业家有很多，但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有：

第一是温州民营企业家群体，这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探路者。

第二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和发展，这是浙江市场蓬勃发展的代表。

第三是鲁冠球所代表的浙江农村工业化中的乡镇企业，步鑫生、宗庆后所代表的城市改革后的民营企业发展。

第四是马云为代表的新世纪新一代浙商，阿里巴巴所代表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产业发展。

第五是李书福吉利集团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走出去海外并购及国际化经营。

橙柿互动：当前经济面临不少新的挑战，内外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您认为浙江经济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该如何应对？

史晋川：前几天在莫干山参加纪念莫干山会议40周年活动，我在大会发言说，现在的情况，要求我们拿出当年改革开放的勇气来，政府致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使得企业家能够打消顾虑，提升预期，恢复信心，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常有人问我，你觉得现在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办？坦率地讲，经济学家并不比民营企业家聪明，对市场的敏感性、对产业发展的趋势，但凡你能想到的，企业家早就想到了。所以，我一直不赞同经济学家去给企业家开药方，但经济学家要为民营企业家发声。

我们也要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胆发声，以前很多人反感“王校长”“董大姐”讲话刷屏，现在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如果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对本行业发展的技术前沿、产业的发展趋势、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说话，这肯定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去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要鼓励民营企业家发声，探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宏观政策、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议题。此外，要在法律上淡化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地位和作用的表述差异，强化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积极的宏观政策来引导和支持，短期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很重要，中长期重点要改善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同时还要借助科学进步和技术提升来增强民营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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