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中国年轻人的最大问题，就这2个字

财富 2024-12-13 06:31 安徽

编辑：米丽萍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立命”，年轻人的最大问题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精英的时代，是一个平民时代、大众时代、拼图时代。

众人行，互为师。我们每人拿出自己的一块经验、体验、经历、事实等等，汇聚在一起，形成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每个人都是世界的原点，无论哪里都可以是世界中心。

AI时代的安身立命，包含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存价值，有深度的时代背景。现在AI的发展，比如ChatGPT、Sora的出现，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原来认为属于人的东西，现在也正被机器初步地学习。

1950年，美国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中提到，在未来世界中，机器可能会大规模地替代人类，因为机器的逻辑运算非常清楚。

他认为人和人的不同只是编码的排列组合不同，如果出现一种机器，将人扫描后把全部编码解出来，那么就可以复制人，人就可以通过电波以光速传送。

所以，当时维纳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有什么用处？工业革命时期，人被资本家命令着去上班，但是今天的人是自觉地命令自己去上班，为什么？

因为人类被欲望驱动。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当牛做马，为了维护这百余斤的肉体，要辛勤劳动、要持家、要养孩子，为维护一个肉体的物质需求，而耗尽了人生大部分的力量。所以，从哲学上看，人类现在还处在“前人类”状态，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人类状态。

这隐藏的含义是什么？是人类要从这种物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所以会有安身立命的问题，因为AI的出现必然会淘汰很大一批人，简单机械的、初步的劳动形态，将大量被机器替代。

而再智能的机器，也无法完全取代什么呢？

第一是情感。但现在关于AI的一种分析认为AI也可以习得情感的一部分。因为爱与恨分别能给我们带来正向、反向的效果，正向的我们就爱它，负向的我们就恨它，那么机器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反应机制来学习。

第二是原创。18世纪时，康德认为人类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一方面来自先天，比如时间、空间、因果等，另一方面则是依靠经验和学习，而超出的部分，是彼岸和未知。所以很多想象和原创，都来自我们生命深处，是难以用知性去推演的。

AI的出现，对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意义都不一样。我们中国人依靠传统的学习性、劳动性，一点点地消化和积累，一代代人通过这样一种拼命精神，实现了国家全要素的工业化。

现在的这批人很艰难，外部世界的变化特别大，但是我们自身的变化没跟上。所以呈现出巨大的单一性，我们追求的生活、目标、价值等都高度叠合。

而AI时代需要不一样的人。今天是一个追求差异性的时代，一个人最大的价值就是你和别人不同。这里的不同不是观念不同，是过程不同。

所以，新一代的人，当你离开学校的那一刻，打算走哪条路，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

什么是安身？如果只是一个空间、一个房子，只是穿暖吃饱的话，安身并不难。但这意味着你在年轻时就变成了一个老年人。

安身立命，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立什么命。在未来10年里，中国这一代年轻人能不能问心无愧地承担起这代人应该承担的命？这是个问题。

回看历史，我们过去那一代人最大的问题首先是民族独立，所以老一代革命家，要集合全体的力量去战斗。后来要实现工业化，我们逐步地从初步工业化到实现完整工业化。

现在如果写新史记，前面这两代人，他们完成了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是今天这一代年轻人就不同了，他们要完成的是精神、文化和文明的再造与转型。所以这个时代对人的要求特别高，尤其是人对世界的认知。

在AI时代我们的立命很难，尤其是大数据、互联网，这种形形色色的文化，对当代年轻人冲击很大。

手机的背后是大数据，人人好像都被操控着，人被空前弱化，时间极大失控。人们所热爱的东西都是别人设计的，都不是自己打造的。

我们接受的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如果不是经过自己的创意与劳动去努力获得的话，就会对其产生高度的依赖性，人也会陷入巨大的单一性。

所以我特别期待在文化传播中，个体接受的审美疲劳，或者说边际效应早点儿出现，让人们对它有距离感。

但是现在的我们哪怕心里不情愿，还是情不自禁地深陷在陈旧的意识中。

AI时代机器不能代替的是想象、情感、原创，将来这个世界就属于有这种能力的人。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趋势，我们需要做一个“拼图”人，用自己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过程、不同的活法，去活化这个世界，去真正体验生命的展开之美。

我们的幸福在哪里？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钱。

西方国家的制度是信用消费，生活方式也是如此。在西方，一个年轻人即使刚刚大学毕业，收入为零，他的生活状态也可以与中产阶层持平，因为他是以预期标准来生活的。

如果他预期自己的年收入是10万美元，按照经济理论来说，他从大学毕业那一天起就要过5万美元标准的生活，而不是几百美元标准的生活，挣不到5万美元时他可以信用消费，达到平衡点后，甚至超过5万了，就开始还钱。当把前面的空缺填掉之后，他开始为未来的养老、医疗积蓄资本。

我们可以看到，信用生活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个人整体的生活品质会很不错，不会因为刚毕业而困窘不堪。

作为一个年轻人，在人生最黄金的年龄段，他能维持不错的生活水准，能实现阅读、旅行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

我一直认为，人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实现这些，将来的生活幸福程度可能就比较低，品位、格局就不会被完全打开。

当然，信用消费也会带来一个坏的结果，当一个人没有还款能力时，超前消费会造成严重的负债，在往后的生命阶段，他的生活会变得特别窘迫，生命的质量会特别低，生命持续被打开的程度也很低。

美国人认为拥有50万美元的资产就算中产阶层了。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国家的中产阶层现在大概有2亿人，宽泛一些算可以达到3亿-4亿人。

如果一个人在北上广深的中心地带拥有一套房子，就已经超过标准了，但这个标准不能健全你的生活，因为你所拥有的一切重心都压在了房子上。

为什么说今天的社会是个短缺型社会？因为每个人内心所渴望的跟所能实现的相差甚远，所以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强烈的“要获得感”，也总有一种缺失感。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指出，人在现代社会里，最重要的就是生活的品格和品位，人通过人际交流、文化交换、文化吸收，才能收获好的生命成长感。

我们目前面临的生命的艰难之处就在于，社会机制和制度尚未达到中产化的稳定性，导致年轻人不得不靠自己去打拼，去争取生活资源，如租房、买房等，这使得我们的年轻人在出生时就站在了与发达国家同龄人不同的起点上，好似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是他们一出生就拥有的。

虽然父母或祖辈已经在尽可能地把这一代年轻人的生活铺就得好一点儿，但他们最多能为年轻人减轻一些生存负担，最直观的就是金钱上的帮助，很难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真正的幸福生活的解决方案，真正的幸福是个人化的，要自己去寻找。

对于幸福本身，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解，当下的发展阶段，我们完全没有消费主义市场的基础，但是人们在进入社会时就可能已经拥抱消费主义，并对其有不切实际的预设。

在全球化条件下，很多人看到别人的生活那么享受，也认为生活应该是满足和顺应自己的，如果你也有这种期待，那就要警惕了，因为你会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世界感到失望。

要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归属感，回归内心的清澈，并非易事。因为幸福生活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空想主义，而是生命通过各种经验、经历，克服各种各样的难题，并解决一个又一个困境获得的。

到那时生命豁然开朗，你才一下子明白人生所求无多，这种寻找其实是每一代人的命运与课题。除非运气好的人，一般来说，起码要到不惑之年后，大部分人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人最怕的是过一种世俗意义上很幸福，但内心很空洞无着的生活。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与物质条件下，我们生命价值的落点、幸福感的落点，恐怕还是体现在一个人对生命过程的探索性与创造性上。

为什么今天很多年轻人长到了二三十岁好像还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主要是苦难的底色没有了。

狄更斯小时候生活在伦敦东区，那里是贫民区，很多人做着皮革生意。洗刷皮革的味道很呛鼻，一般人闻了都会作呕。

后来狄更斯成为大作家，每当他写不出东西时，就跑回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闻闻这个味道，心里的很多情感就复苏了。他的小说描写了底层社会各种各样苦难的生活，当然苦难中也充盈着美好。

对于年轻人，我一直提倡要有一种能接受苦难，忍耐“疼”的精神。年轻时遭遇“疼”能有效地把自我内在的潜力激发出来，但这个过程可能会十分漫长和艰难。

我在云南劳动时，在怒江峡谷的山坡上种南瓜，南瓜种子顶破土壤，先是出来一点点小芽，后来爬出很长的藤，这个生长阶段就是“疼”的过程。

奋斗就是既不开花也不结果的疼痛过程，而我们的青年时期就是一个“疼”的阶段，不断攀爬，接收阳光雨露，熬过一定的“疼”，长到一定阶段，终于长出叶子，开出花朵，结出果实，那个属于自己的“小南瓜”越长越大，最终长成一个“大南瓜”。

“疼”的阶段最难熬，这种疼痛是因为自己在马不停蹄地成长，与原有的自我以及世界的限制产生了冲撞，是建设性的，这比那种习惯于依靠别人的劳动，以“消费主义”来建构自己快乐的人，要好太多。

然而很多人过分地追求上流化，追求精致化，追求舒适区，斩断了成长中这样一种面对苦难的最基本的感通力。

生命的最内核是一股顶破束缚的精神生长力，如地核深处的炽热，推动着大地的更生。

劳动和工作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国家的文明基础，在世界范围内来说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我们的文明伦理是农业文明哺育出来的，农业文明的伦理根性是性善论，归根到底就是为别人多考虑一点儿，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与海洋民族的竞争性、强硬性伦理是不一样的。

性善论寻求的是一种平衡，即好的生活既考虑自己的需求，也考虑他人的感受，互相之间权衡取舍。

传统文化中宝贵的一点是长期主义的存在。农民秋收冬藏，循环往复，从播种到收获，就是一种长期主义。

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因为人员的频繁迁徙和流动，现在很多人缺乏长期主义精神，他们没有主轴，不知道到底要追求什么。一个人没有长期主义精神的话，他的生活就会随波逐流，充满碎片化。

当下对各种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想要紧紧抓住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婚姻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你爱一个人，知晓他一生追求什么，这很重要。

现代社会的高离婚率，也说明婚姻已经变成一件很不稳定的事情。一方在婚姻中成倍地付出，但是他将来能得到什么并不清楚，也就产生了极大的不稳定性。连亲密关系都变得不可预期，道德关系里的逻辑自洽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市场法则也是如此。我有一个学生是一家影视公司的副总裁，他跟我说，他们出品的影视产品，即便再有创意的构思也要服从票房、服从流量。

他表示很痛心，觉得现在做的事情对我们的文明、道德、价值观的破坏力度，可能将来一两代人都难以恢复，但是没办法，因为市场规律就是要先活下来。

这也反映出我们现代人的人生一大特点——有职业无事业，有工作无劳动。

劳动意味着生命不断地发挥自己独特的价值，由内而外地展开。而工作很多时候是生存的必需，并不一定能促进人的生命成长和发展。

以一棵树为例，春天它开花了，这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这是它努力的结果。它从地下吸收水分和营养，努力长成一棵高高的树，这个过程就是劳动。

劳动是什么？劳动就是自我创造，创造能赋予社会和人类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天赋、特性，有自己特别的呈现，这是最珍贵的部分。

工作是什么呢？工作是社会生产大分工里的一个片段，它与整体的大生命不一定对应。

有的人以为工作和劳动是一回事儿，人的一生就是在工作范畴里。其实工作只不过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不理想不代表劳动不理想。

马克思主义学说“自然辩证法”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那就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不是工作创造了人本身。工作创造利润，劳动才创造价值。手拿工具，才能促进脑部发展。

反观一下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劳动，有没有促进自己的发展，有没有促进自己的生命成长，这是最重要的，也是身处社会中的年轻人要重点考虑的。

很多人在疲惫的工作中，做着与自己的内心没有联结的事情。在我看来，这种与自己的内在割裂的工作，就没有形成劳动。这时的工作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是属于“安身”的范围，离“立命”还很远。如果一个人的“安身”和“立命”是分开的，那么他就很容易疲惫。

劳动价值的寻找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生活也绝不是一步到位的，我们需要体验社会。在工作场域我们也能获得社会体验，而不只是拿份工资。

工作环境就像一个熔炉、一个孵化器，充满了多样性，我们与它的关系也是多样的。收入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工作收入不高，但带给我们的收获非常大，充满了挑战性，也充满了对自我的历练。

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在30岁之前，甚至是在35岁之前，其主要目标不应仅仅是赚得金钱，更应该着重于丰富内在生命的含金量，尽量地多一些试错，多一些眼界的打开，然后才能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到这个阶段，劳动和工作就尽可能统一起来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去工作，选择挣钱多但可能心里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先有点儿资源积累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迷失自我，不要和优质的劳动、美好的劳动分道扬镳。

我有一位原来跟我一起学摄影的朋友，后来做了企业董事长，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日常充斥着高档消费，吃饭是万元起步，喝的酒是法国原装进口，社交都是高尔夫等高端运动。

后来他想回到专业，回归初心，但身处的位置和系统决定了他不可能再回来。所以，我说一个人要有坚定的、清晰的认知，要自己好好地积累，多看多想。

人这一辈子，身份、地位、金钱什么的不重要，关键是你的生活跟你的劳动要对称。人这一生就是要寻找到劳动的感受，而不仅仅是寻找一份光鲜的工作。

2008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开会，在一个灯光初上的傍晚，走到了赤柱的一个三岔路口，看到一个小花店。一位30多岁的男人在打理一束束花，神情专注，又充满温情。这个画面让我觉得非常美，普通而温馨。

后来我又来香港时，很想知道那个花店还在不在。走到赤柱市场道的入口，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花店，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个男人。尽管他的面容显得有点沧桑了，但他的眼神还是那样平和，身影还是那样安静，还是那么专注地打理着花束。

我站在远处看了很久，感慨颇深。十几年了，寻常百姓一天又一天的劳作，支撑了城市的车水马龙。这是人类生活最普通的存在，维系着社会生存的日常。

但这日常中有最朴实的伦理，而这伦理的核心价值，就是自己的生活与劳动是对称的，这应该被久久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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