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和同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是我国具有独特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体系，也是我国5000多年文明的结晶，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最具文化自信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未病”和疾病治疗的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温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概括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配伍和药性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唐代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清代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
中医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兼容并蓄、创新开放，形成了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蕴含了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比如，强调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主张以此为基础看待人的地位和健康问题，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强调和谐对人的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强调生活方式和健康有着密切关系，认为“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强调养德养生，认为“善养生者，当以德行为主，而以调养为佐”。孔子说：“仁者寿”，董仲舒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如此等等。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绵绵不断的重要保障。几千年来，每当中华民族遭遇重大疾病侵袭、面临危难关头，都是中医药挺身而出，及时有效消灭瘟疫等各种传染性疾病，化解重大疾病风险。取得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斗争胜利的一个法宝，就是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预防、治疗、康复全过程中，中医药再次彰显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起到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