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40研究 | 如何理解中国的贸易顺差数据？

我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3年进出口总额接近6万亿美元。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进出口规模，想要精确地统计进出口额其实并非易事。统计中出现一些误差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不同机构之间的统计由于口径、方法和样本的区别出现一些误差更在情理之中。但涉及中国的很小的误差，放在全球尺度却可能会是一个改变全球经济的量级。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中国的出口高估3%，中国的进口低估3%，这一里一外就会导致中国的顺差被高估近2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的顺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GDP接近2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言，不过只是1%左右，不足以改变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评估，但放在全球平衡的角度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很可能改变对全球失衡和资本流动规模的评估。

过去几年里，不同机构统计的我国贸易顺差数据出现了一定的差别，引发了对我国对外顺差规模和对应的资本流动规模的关注和讨论。我们的研究认为，如果关注中国对外贸易的具体情况，海关的统计具有权威性和更细的颗粒度，但如果是从宏观角度关心我国的对外平衡状况，并由此来推算资本流动的规模，外汇局的数据则提供了更好的参考。

我国海关和外汇局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数据从来都不完全一致。历史上，一般的情况是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要小于外汇局统计的贸易顺差，这种情况也很正常，毕竟海关和外汇局对于进出口的定义和衡量方法并不完全一致。从2015年起，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第一次超过了外汇局统计的贸易顺差，此后这两个机构的货物贸易顺差数据有时是海关高，有时是外汇局高。

但从2021年起，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开始明显超过外汇局的顺差，并逐年扩大。具体而言，从2020到2023年，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5240、6704、8379和8221亿美元，而外汇局的货物贸易顺差则分别为5111、5627、6650和5939亿美元，海关的顺差超过外汇局的顺差分别为129、1077、1729和2282亿美元。（详见图1）

只是，如果更仔细观察数据，统计数据出现“异常”的时点更有可能是2018-2019年（后文会有更加详细的叙述），也就是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和加剧的时期。

为此，我们专门统计了2018年以后海关顺差和外汇局顺差的差别。从表1可以看到，二者的顺差数据之差在2018到2020年间从-291亿美元上升至129亿美元，上升了420亿美元；在2020到2023年间从129亿美元上升至2282亿美元，上升了2153亿美元。在整个2018-2023年期间，海关顺差由低于外汇局291美元变成了高于外汇局2282美元，变动幅度为2573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来源：海关总署、外汇局、自行计算

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较外汇局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变大，如果做最简单的机械拆分，无非是海关统计的出口要高于外汇局统计的出口，或者海关统计的进口要小于外汇局统计的进口（当然也可以有更复杂的组合）。我们对此进行了拆分。

进口统计方面，从2020到2023年，海关的进口数据分别为20660、26867、27065、25569亿美元，外汇局的进口数据分别为19989、26531、26818、25853亿美元，海关统计的进口与外汇局统计的进口之差分别为670、336、247、-284亿美元。2001到2020年间，海关统计的进口一直高于外汇局统计的进口，且绝对值一直没有小于500亿美元，但2021年这一数值首次降至500亿美元以下，到2023年外汇局统计的进口已经超过了海关统计的进口。

为了方便比较，我们也统计了2018年以来的变化。从表2可以看到，海关的进口数据与外汇局的进口数据之差在2018到2020年间从984亿美元下降至670亿美元，下降了314亿美元，在2020到2023年间从670亿美元下降至-284亿美元，下降了954亿美元。从2018至2023年，海关的进口与外汇局的进口之差总共下降了1268亿美元。换言之，2018年-2023年海关和外汇局顺差统计变化的2573亿美元中，有1268亿来自于进口统计的变化，可以解释约一半。

来源：海关总署、外汇局、自行计算

出口统计方面，从2020到2023年，海关的出口数据分别为25900、33571、35444、33790亿美元，外汇局的出口数据分别为25100、32158、33468、31792亿美元，海关统计的出口高于外汇局统计的出口分别为799、1413、1976、1999亿美元。2001到2020年间，海关与外汇局的出口之差在大部分年份都未超过1000亿美元，在所有年份均未超过1400亿美元，而2021年是二者之差首次上升至1400亿美元之上，并在随后两年持续上升。

仍然为了方便比较，从表3可以看出，海关出口高于外汇局出口的部分在2018到2020年间从693亿美元上升至799亿美元，上升了106亿美元，在2020到2023年间从799亿美元上升至1999亿美元，上升了1200亿美元。从2018至2023年，海关的出口与外汇局的出口之差总共增加了1306亿美元，可以解释同一时期海关和外汇局顺差统计变化2573亿美元的另一半。

来源：海关总署、外汇局、自行计算

所以，海关与外汇局的货物贸易顺差之差在2018到2023年间上升的2573亿美元中，进口统计和出口统计的变动各自解释了约一半的幅度——同期海关与外汇局进口之差减少了1268亿美元，出口之差增加了1306亿美元。

想要衡量中国进出口的情况，还有一个看似简单，实则不算容易的办法，就是看中国贸易伙伴统计的自中国的进口和向中国的出口。理论上说，贸易伙伴自中国的进口应该和中国向贸易伙伴的出口基本匹配，而贸易伙伴向中国的出口则应该和中国自贸易伙伴的进口基本匹配。

我们选取了72个经济体作为样本（以下简称样本经济体）。之所以选择这些经济体，是因为只有这些经济体在UN Comtrade数据库中报告了它们与中国从2010到2023年的双边贸易情况。令人相对比较放心的是，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中国对样本经济体的出口在2010-2023年间大约一直占中国总出口金额的93%-95%，因此已经高度具有代表性并且几乎覆盖了中国全部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见图4）。

由图5不难看出，历史上样本经济体报告的自中国进口一直要高于中国海关报告的对这些经济体的出口。但这种情况，从2019年开始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从2018到2023年，中国对样本经济体的出口分别为23336、23243、24304、31511、33657、31598亿美元，而样本经济体自中国的进口分别为25706、24765、24550、30837、33761、30264亿美元，二者之差分别为-2369、-1522、-246、674、-104、1334亿美元。2018-2019年看起来像是一个转折点，2019年以后中国海关报告的出口逐渐和样本经济体报告的进口收拢，2023年中国报告的出口超过了贸易伙伴报告的进口1334亿美元。

为了方便与前面的表格比较对照，表4总结了2018-2023年间我国海关报告的出口数据与贸易伙伴报告的进口数据的比较。二者数据之差在2018到2020年间从-2369亿美元上升至-246亿美元，上升了2123亿美元，在2020到2023年间从-246亿美元上升至1334亿美元，上升了1580亿美元。

来源：海关总署、外汇局、自行计算

考虑到中国的贸易伙伴报告的自中国进口数据与中国报告的出口数据大致可比，且这些贸易伙伴不太可能出现同时更改统计方法的问题，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贸易伙伴报告的自中国进口数据可以作为一个衡量中国出口重要的参照系。与此同时，这些贸易伙伴报告的对中国的出口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不到75%，2023年因为部分贸易伙伴的数据缺失使得这一比例下降至不到60%（如图6所示），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数据难以作为中国进口的参照系，所以我们不对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综合以上，我们认为需要理解或者解释的数据可以用表5来集中呈现，任何合理的解读都应该对以下三个变化给出逻辑自洽的解释，即：（1）是什么导致外汇局的进口数据近年来较海关进口数据增长更多；（2）是什么导致海关的出口数据近年来较外汇局的出口数据增长更多，尤其是2020年以后；（3）是什么导致海关统计的出口近年来高于贸易伙伴统计的自中国进口。

注：△（海关进口-外汇局进口）即海关进口与外汇局进口之差的变化量

单位：亿美元

➤ 1、统计口径的差异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Brad Setser已多次撰文对中国外贸数据不一致的现象进行评论。他认为，中国海关公布的货物贸易数据更接近于中国真实的对外贸易情况，要想获得对中国外贸情况的一致观察，应更依据海关的统计数据。同时，对于统计误差的扩大是由于外汇局在2022年更改了国际收支统计方法这一解释，Brad Setser进行了质疑。换言之，Brad Setser的观点意味着外汇局数据的贸易顺差很可能低估了。

我们认为，Brad Setser注意到两种数据口径的不一致是正确且重要的，但他得到的海关统计的顺差更接近于实际情况的结论却非常有问题。这里的原因非常简单，Brad Setser的结论完全无法解释表5中第三列的现象，也就是贸易伙伴统计的自中国进口并没有海关统计的出口增长那么多。如果Brad Setser是正确的，贸易伙伴自中国的进口应该和海关统计的出口增长大致类似才对。

但统计口径的差异在这里确实是重要的，它能够解释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数据（后面会详述），这里有必要进行一些技术细节的讨论。

过去几年，引起外汇局国际收支统计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2022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里披露的，即跨国公司“无厂”生产的情况。这一变动也得到了IMF的关注，IMF在2024年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里特别花了很长的篇幅说明并认可了外汇局在统计上的处理。

跨国公司“无厂”生产模式在外汇局与海关统计原则下记录的差异可以通过以下图示来说明（图7）。

从图7中可以看到，位于特殊监管区的跨国公司属于中国境内的非居民。跨国公司将生产承包给境内的承包商，承包商将生产好的货物以出厂价出售给跨国公司（①），而后跨国公司将货物按照批发价，一部分出售到境内（②），一部分出售到境外（③）。

各交易环节在海关与外汇局统计口径下分别如下：①计入外汇局出口，但不计入海关出口；②计入外汇局进口，但不计入海关进口；③计入海关出口，但不计入外汇局出口。

可以看出，跨国公司“无厂”生产导致的海关与外汇局的出口之差为③-①，而导致的外汇局进口高于海关进口的部分为②。从方向上说，由于跨国公司“无厂”生产的存在，确实可能存在海关出口的增长高于外汇局出口的增长，而海关进口的增长慢于外汇局进口的增长这种现象，也就与表5中数据变化的方向一致，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变化的规模能不能和表5中基本匹配。

先从出口来看，海关特殊监管区货物物流出口的金额可以大致看成是跨国公司对境外的销售金额（③）。根据图8显示，从2020年到2023年，海关特殊监管区货物物流的出口金额上升了1014亿美元，也就是③增加了1014亿美元。考虑到跨国公司“无厂”生产所导致海关与外汇局出口的差异为③-①，我们还需要知道①的变化，但这部分数据只能猜测。

即使我们保守地假设出厂价仅为批发价的30%，③上升了1014亿美元，则①的上升幅度将大于1014×30%=304亿美元，③-①的上升幅度将小于1014-304=710亿美元。而数据显示，2020到2023年里，海关与外汇局出口金额之差上升了1200亿美元。跨国公司“无厂”生产似乎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海关与外汇局出口差异的变化。

再从进口来看，海关进口与外汇局的进口之差在2020到2023年间下降了954亿美元。如果②在同一时期能够增长900亿美元左右，那么跨国公司“无厂”生产是可以解释这种变化的。②虽然没有公开数据，但我们知道③在同一时期增长了1014亿美元。如果特殊监管区出口到境外和内销的比例大致是平衡的，②取得900亿美元的增长似是一个可能的结果。

并且，如果特殊监管区出口到境外和内销的比例大致平衡，那么海关进口与外汇局进口之差在2018到2020年内的变动恰好也得到了解释：2018到2020年间特殊监管区出口增长了225亿美元，那么货物内销的金额应大致也位于200-300亿美元的区间，进而同期内海关进口与外汇局的进口之差也应下降相似的幅度。数据显示，海关进口与外汇局的进口之差在2018到2020年间下降了314亿美元。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认为，跨国公司“无厂”生产的统计口径差异也许可以解释海关和外汇局在2020到2023年进口统计差异的变化，也可以解释2018到2020年的变化。但这种口径差异并不足以解释海关和外汇局在2020到2023年出口数据差异的变化，也难以完全解释2018年到2020年之间的变化。再考虑到前面已经提到的海关出口数据和贸易伙伴自中国进口数据之间的差距，理解中国出口数据才是理解问题的关键。下面我们主要的工作将集中在出口数据上。

➤ 2、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美国自中国进口数据低报

Clark与Wong（2021）曾对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据与美国自中国进口数据之差的变动进行解释。他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后，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了大量关税，美国进口商为了规避高额的进口关税，低报了自中国进口商品的金额。美国进口商报告的自中国进口金额低于其真实进口金额的幅度，在2018到2020年内上升了550亿美元。

这种解释如果仅仅用于解读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差异在2018到2020年之间的变化看似合理。但至少有两点原因让我们怀疑美国低报进口数据并不是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

原因一是中美贸易数据的差距在2020年后仍在继续扩大（详见图9），而美国对华加征的关税在2020到2023年之间基本保持稳定，规避关税的动机似乎不足以解释这种持续扩大的统计差距。

更为重要的原因二是，2018到2019年不仅是中美数据差距收窄的转折点，同样是中国与美国以外其它贸易伙伴数据差距收窄的转折点。在全部72个样本经济体中，中国的出口数据与其中50个经济体自中国进口数据之差在2018到2020年出现了上升。从2018年至2020年，中国出口与美国自中国进口之差分别为-834、-545、-51亿美元，中国出口与美国以外贸易伙伴自中国进口之差分别为-1356、-977、-195亿美元（图10）。问题的关键是，除美国以外的贸易伙伴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对中国加征关税，但在数据上却表现出了与美国数据类似的情况。

基于上述两点原因，我们倾向于认为，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引起的美国低报自中国进口数据应该不是中国出口数据和贸易伙伴自中国进口数据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

来源：UN Comtrade、海关总署、自行计算

➤ 3、希音效应？

一个尚未引起足够关注，但可能会影响贸易数据统计的可能性是2020年以来，中国低价值商品（俗称“小包裹”）出口的增多，我们称之为“希音效应”。

许多发达经济体实施了低价值商品的免税政策。以美国和欧盟为例，美国对价值不超过800美元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欧盟对价值150欧元以下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由于美国与欧盟的海关不会对这部分低价值商品进行检查，美国与欧盟的海关可能存在漏计这部分来自中国低价值商品进口的情况。而中国低价值商品的出口会被计入海关统计的出口（根据《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办法》，5000元以下低价值商品出口计入海关C类快件）。因此，“小包裹”出口的增加可能导致中国的出口数据与贸易伙伴进口数据之差上升。

中国“小包裹”的出口规模并没有直接可得的数据。我们匡算的办法是试图对“小包裹”出口最重要的三家公司，即希音、Temu和亚马逊的出口规模做一个大致的猜测。从2020到2023年，希音的销售收入上升了222亿美元，Temu的销售收入上升了156亿美元，二者共上升378亿美元。我们无法获知Amazon从中国对外出口“小包裹”的具体金额，但由于其在主要经济体的市场份额均低于希音和Temu，我们假设Amazon在2020到2023年间“小包裹”的出口上升了100亿美元。

因此，三家的公司在2020到2023年“小包裹”的出口金额共上升约500亿美元。如果这500亿美元没有被贸易伙伴统计为进口，而被中国统计为了出口，这就是能解释大约500亿美元的统计差异。

但问题是，中国对样本经济体的出口金额与样本经济体自中国的进口金额的差距在2020到2023年上升了1580亿美元，“希音效应”可以解释其中的500亿美元左右，但不是全部。而2020年以前，“希音效应”更是远不能解释中国出口数据和贸易伙伴进口数据的差距（表6）。

来源：Shein Revenue and Usage Statistics、Temu Revenue and Usage Statistics

来源：自行计算

➤ 4、中国出口企业对出口的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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