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于2017年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TCJA）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一法案将于2025年到期，如何延续成为美国国内最为关注的经济问题之一。

TCJA是特朗普在上一任期留下的“杰作”，他主张广泛而全面的减税政策，并希望通过减税刺激投资、鼓励创新。此次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强力支持保留TCJA，甚至要将TCJA的减税政策永久化，涵盖的措施包括：降低大多数个人的所得税税率，将遗产税的免税额增加一倍，延续促使企业更易投资的规则等。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仅颁布这些延期措施就将使联邦政府在未来十年内损失约4.6万亿美元的收入。

此外，随着总统竞选的白热化，特朗普提出了更广泛的减税承诺，包括将企业税率从已经TCJA减免之后的21%进一步降至15%，免除小费所得税，免除退休人士的社会保障福利税，允许高税收州的居民恢复从联邦税单中扣除更多的地方税等。

特朗普的税收政策在刺激需求的同时，将大幅推高财政赤字。虽然特朗普提出通过加征关税和取消绿色能源税收抵免来消减债务压力，但仍不足以填补财政漏洞，不审慎的财政愿景可能使本就令人担忧的财政赤字率进一步升至8%左右[1]。另外根据美国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最新估计，若特朗普当选且其税收和支出计划全部兑现，未来十年内美国国家债务将增加7.75万亿美元 [2]，这几乎是哈里斯一揽子税收和支出计划对应的政府债务规模的两倍。

美国财政部7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历史上首次超过35万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24%左右，相当于平均每个美国国民背负超过10万美元的债务[3]。在新冠疫情期间，特朗普和拜登纷纷选择大举扩张财政，对美国居民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支撑作用，但也导致美国政府债务迅速扩张。

美国经济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认为，由于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的很大一部分由政府自己持有，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中，对这部分债务的利息支付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内部的资金流动。因此，即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很高，但也并非不可管理[4]。

令人担心的是，可能会出现政策制定不当。如果特朗普采取极端措施，如指示财政部长暂停债务支付，这将严重损害美元作为安全资产的地位。此外，债务比率的上升可能拖累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政治谈判中调整债务上限常被用作筹码，导致联邦政府削减可支配支出，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移民政策：两党立场趋同

移民问题是美国选民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数据，61%的登记选民表示移民问题是他们在此次选举中的优先考虑事项。

特朗普在2024年的竞选中提出了比2016年更为激进的措施，这次不止于建造边境墙，而是大规模驱逐移民。特朗普的竞选搭档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声称，有2500万“非法移民”生活在美国，大规模驱逐计划可以从驱逐其中100万人开始，不排除恢复特朗普第一任政府的家庭分离政策的可能性，该政策利用将儿童从父母身边带走的可能性来阻止非法越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竞选过程中，特朗普的竞争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经历了显著变化：最初，作为移民的后代，她多次暗示未来将会想方设法保护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非法移民免遭驱逐，并强调人道主义关怀。而随着大选的推进，哈里斯的的立场趋于保守，强调加强边境安全和收紧庇护政策。

这一转向被《经济学人》认为是特朗普对移民议题强势态度和主导地位的胜利，也是对美国公众日益支持更严格边境安全的回应。事实上，YouGov民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32%的民主党人支持修建边境墙，高于2022年的20%。[5]

化石燃料重获支持

拜登政府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构建起了全面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的脱碳进程。部分保守派人士认为，特朗普当选之后可能彻底推翻这些政策。不过，《经济学人》分析指出，特朗普的能源和气候政策立场虽与拜登政府存有明显差异，但是从对美国能源和环境政策产生的实际影响来看，二者差距不大。[6]

特朗普一向倾向于支持化石燃料、反对气候科学。不过，自从获得创立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的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支持以来，特朗普似乎已经软化了他对电动汽车的看法。在今年8月的亚特兰大集会上，特朗普公开表示，“我支持电动汽车”。

此外，考虑到《通胀削减法案》近五分之四的减税额度都流向了共和党选区，已经获得许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因此完全废除的可能性不大。特朗普或许能从加大拨款难度这方面下手，甚至是取消拨款，但当前拜登政府正在加快资金发放进度，能源行业的游说团体也蓄势待发。

总体而言，目前特朗普团队并未公布一套详细的气候和能源政策，其政策立场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国能源转型，但应该不会改变总体方向。

特朗普当前的贸易主张相较第一任期更加激进，已经表达出较为明显的极端化。今年年初，特朗普表示要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普遍关税，现在他已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0%。此外，他计划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并扬言要剥夺中国的最惠国地位。

如果只从法律角度来看，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难度并不大。《经济学人》预测，特朗普可能会以所谓的中国并未兑现“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承诺为由提高对华关税[7]。但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认为（详见CF40研究·锐评《美国经济或将进入“高通胀、高利率和强美元”阶段》），结合特朗普在上一任期内的外交实践和政策主张，关税或成为美国外交的谈判筹码，由于大概率会带来美国通胀再度回升甚至失控风险，因此对华加征60%的关税大概率不会真正被执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对华加征10%-20%的关税。

相比之下，实施普遍关税的难度要大得多。一些专家认为，特朗普可以美国的贸易逆差为由，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从而触发《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获得实施全面征税的权力。企业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且有很大概率推翻普遍关税，但是法律程序需要数月时间。不过，特朗普足以在这一时间内让全球贸易体系陷入混乱。

对于特朗普的激进贸易主张，许多经济学家都表示无法乐观——保护主义无疑将会打击美国经济增长。事实上，对于加征关税的经济影响已有大量研究。据美国税收基金会推算，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将使美国经济规模减少0.7%，并让50.5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对新关税做出同样的报复措施，将使美国GDP进一步减少0.4%，并进一步减少32.2万个工作岗位。换言之，特朗普提出的10%的关税加上其他国家相同级别的报复措施总计或使美国经济缩水1.1%，并威胁超过82.7万个美国工作岗位。[8]。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总裁Moritz SCHULARICK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如果特朗普当选并兑现其关税承诺，那么，一方面，10%的全面关税意味着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全球贸易面临巨大冲击；另一方面，美国很有可能迎来通胀上行、利息压力增大以及经济增速放缓，这或将加剧全球低增长态势。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斯特恩（Michael Strain）认为，关税不仅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也无法“让工作岗位回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没有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反而增加了进口商品成本，导致制造业就业下降[9]。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执行董事迈克尔·富利洛夫（Michael Fullilove）认为，特朗普当选可能带来更激进的外交政策，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计划忽视了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

外界预计，特朗普对华政策将延续其第一任期的强硬立场。有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关注点无疑是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他关于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和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言论如果转化为实际政策，将真正使两国经济脱钩。

PIIE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近期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提到，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实际已经表现出一定的意愿实施功能性脱钩战略，即在一些问题上保留分歧，在另一些问题上寻求合作。如果是哈里斯胜选，无疑将延续这一方向，但“特朗普完全无法预测”。

不过，亦有观点认为，虽然特朗普对中国采取了比其他总统都更为强硬的对抗态度，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听起来那么可怕，而且他某些方面激进的对外政策客观上可能对中国有利。与之相反，拜登政府在口头上与中国并不那么对立，但既禁止向中国出口技术，又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巨额关税，实际上态度同样强硬。

“我们都知道贸易是传播知识、促进繁荣的重要动力，然而，至少在现今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唯一能达成的共识却是保护主义。”外滩峰会国际顾问、以色列央行原行长、摩根大通国际原董事长、G30荣誉主席Jacob A. FRENKEL指出，美国政治出现这一矛盾现象一个主要原因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实行贸易政策并开放市场时，获益者往往不会大声宣扬，而受损者却会强烈发声，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阻止这一进程。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对自由贸易下的脆弱群体或者说受损者进行补偿，这是一个财政问题，而现在西方社会的财政体系运行得并不好。

总的来看，美国内外政策“特朗普化”趋势——既有加剧的政府债务负担和贸易保护主义，也有移民政策以及能源和环境政策的右倾调整，不仅标志着特朗普对美国政治格局的多重影响，也反映出美国选民对经济安全、边境管理和国际地位的深层次焦虑。未来四年，美国政策“特朗普化”会否走向极端，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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