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疾病增加了 63%

文化   2024-08-08 09:00   德国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当今世界上致命性传染病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除了埃博拉以外,还有艾滋病、疟疾、霍乱、黄热病、伤寒、昏睡病等。据世界卫生组织宣称,近些年来,新疾病正以每年一种的速度出现,并且新病毒性致命疾病的主要危险就来自非洲大陆。

非洲正面临由人畜共患病原体引起的疫情爆发的风险越来越大,例如猴痘病毒,该病毒起源于动物,然后转换物种并感染人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分析,与 2001-2011 年相比,在 2012-2022 年的十年间,该地区人畜共患疾病暴发的数量增加了 63%。

分析发现,在2001-2022年期间,世卫组织非洲区域记录了1843起经证实的公共卫生事件。这些事件中有30%是人畜共患疾病暴发。虽然这些数字在过去二十年中有所增加,但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尤其激增,当时人畜共患病原体约占公共卫生事件的 50%。埃博拉病毒病和其他病毒性出血热占这些疫情的近70%;登革热、炭疽、鼠疫、猴痘和一系列其他疾病占剩余的30%。
猴痘的最新数据发现,与2021年同期相比,自2022年4月以来,病例数大幅增加。这一增长主要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利亚,部分原因可能归因于这些国家加强了猴痘监测和实验室检测能力,尽管正在进行详细调查。然而,这一上升趋势仍低于 2020 年,当时该地区报告的猴痘月度病例数最高。总体而言,自 2017 年以来,猴痘病例一直在上升,但 2021 年除外,当时猴痘病例突然下降。从2022年1月1日至7月8日,累计有2087例猴痘病例,其中只有203例得到确诊。203例确诊病例的总病死率为2.4%。在有病例特异性数据的175例确诊病例中,53%为男性,中位年龄为17岁。
人畜共患病例的增加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非洲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对肉类、家禽、蛋类和牛奶等动物食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人口增长也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占。非洲各地的公路、铁路、轮船和航空联系也在改善,增加了人畜共患疾病暴发的风险,这些疾病从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蔓延到大城市地区。正如我们在西非埃博拉疫情中所看到的那样,当人畜共患疾病到达城市时,可能会出现毁灭性的死亡和病例数量。

“起源于动物,然后跳到人类的感染已经发生了几个世纪,但在非洲,大规模感染和死亡的风险相对有限。糟糕的交通基础设施是一道天然障碍,“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Matshidiso Moeti博士说。“然而,随着非洲交通的改善,人畜共患病原体进入大城市中心的威胁越来越大。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在人畜共患疾病引起广泛感染并阻止非洲成为新发传染病的热点地区之前加以控制。
遏制非洲人畜共患疾病的增加是复杂的,世卫组织建议采取“同一个健康”方法,这需要多个部门、学科和社区共同努力。这包括范围广泛的专家,包括那些在人类、动物和环境卫生领域工作的专家。流行病学家和其他公共卫生专家应分享针对动物和人类健康的常规疾病监测信息和应对活动。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以确定促进流行性疾病的出现和传播的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并更好地了解影响流行病影响和传播的因素,包括免疫状况、营养、遗传和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我们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预防和控制埃博拉病毒、猴痘甚至其他冠状病毒等人畜共患疾病,”Moeti博士说。“人畜共患疾病是由从动物到人类的溢出事件引起的。只有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我们才能解决应对措施的所有方面。
自2008年以来,世卫组织加强了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区域合作,以支持应对非洲各地人畜共患疾病疫情的努力。最近,这三个机构在刚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结束的第14次埃博拉疫情中开展了合作。
那么为什么非洲的传染病如此盛行却难以预防?
首先,非洲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地区传染性疾病的多发。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与地理因素、气候条件、自然环境、生物种类息息相关。非洲大陆,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区域处于赤道南北两侧的热带地区,也是世界上穿越热带区域面积最大的大陆,全年温度较高、雨水较多,湿度较大,多热带雨林和热带草原,适宜微生物、寄生虫和有害媒介昆虫的孳生繁殖,也是很多病毒的宿主——非人灵长类动物以及其他一些哺乳类动物栖息的乐园,这是非洲地区容易引发传染性疾病的重要原因。基于现有证据,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就是果蝠,而艾滋病毒已被证实起源于喀麦隆的黑猩猩,疟疾、病毒性脑炎、多种出血热等许多疾病都是通过蚊虫传播的。

其次,贫困是导致非洲疾病肆虐的根源。尽管非洲近年来整体发展形势向好,但非洲大陆仍然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地区,有超过45%的非洲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每天的人均收入不足1.25美元。贫困直接导致非洲社会动荡,医疗体系不健全,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和救治体系薄弱甚至缺乏,医疗设备和卫生条件落后,洁净的饮用水资源不足,加之民众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缺乏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杜绝传染病的流行,而一旦疫情爆发更是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此次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出现已经半年多了,感染人数仍然呈快速增长,充分暴露了当地在医疗物资、技术以及疾控管理方面的落后。此外,贫困所引发的失业、生活价值虚无等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也成为催生吸毒、不负责任的性行为等助长传染病传播因素的根源和土壤。同时,不断肆虐的传染病反过来也严重制约了非洲的发展,二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国家抗击传染病的战争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取得成功的,要实现这一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非洲一些传统宗教、文化观念和风俗不利于传染病的防治。尽管受殖民宗主国文化的影响,非洲国家普遍信仰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但非洲传统宗教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非洲传统宗教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神职人员或者巫医通过灵性洞见、信仰治疗的实践替人看病,除鬼降魔,使信徒们通过心理或精神治疗的力量而感受到“解放”,从而达到祛病救人的目的。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非洲很多人在患病后不相信医院和医生,而是相信教堂,相信巫医所谓的偏方,从而延误了治疗。一些奇风异俗也成为病毒肆虐的元凶。例如在许多非洲国家,如果妻子死了丈夫或少女死了父亲,当地村民就会请来一位男子陪这名女子睡上一夜以“驱除恶魔”,而以这种陪睡为职业的男子往往属于艾滋病等病毒感染率最高的人群,这种传统习俗中性关系的混乱极易使患病人数以网状形式成几何数字递增。在塞拉利昂的传统丧葬习俗中,亲属要触摸尸体并停尸数天,尽管这一风俗目前已被禁止,但可以想象,在埃博拉爆发的最初阶段有多少人因此而被感染,病毒因此而迅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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