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书法、文献、考古新资料！最高40倍放大，实物、拓本对照，74件、1200余字曹操高陵出土石刻首次整理，展书风、形制多样面貌！

高陵出土圭形石楬

高陵出土六边形石楬

后赵鲁潜墓志

唐杨贲墓志

北齐贾宝墓志

东汉隶书残碑

这些风格迥异、姿态万千的铭文，跨越东汉至唐代480余年，它们都与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字息息相关——曹操！

长期以来，有关曹操形象及陵墓的历史传说从未间断，最有名者莫过于“七十二疑冢”。直到2009年安阳西高穴二号大墓的抢救性发掘，使一切尘埃落定，此次发掘亦隆重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它们既有随葬之物，也有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又有记载解开曹操归葬之地的旁证信息，并与历史文献互为印证，为曹操墓的确定提供重要文字证据！

2021年，《流眄洛川：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楬》收录的325块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楬，一方面使我们认识了用于标注遗物签牌的“石楬”，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曹魏时期隶书的多样风貌，如今早已洛阳纸贵、一书难求。

今天，由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编，它的姊妹篇《魏武遗篇：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藏石刻文字》正式首发！

通过考古与艺术相结合的方式，将曹操高陵出土石楬、馆藏重要石刻文字首次高清、完整、放大呈现，使困扰学术界的曹操墓之谜再回人们视野，重新认识、解读艺术、历史、考古、文献价值！

曹操高陵出土的石楬正处于汉末魏初之际，又在尺寸较小的随葬器物上刊刻，与丰碑大碣的隶书相比，既有同时代的相似属性，又有其特殊性质带来的差异。

高陵遗址博物馆不仅收藏高陵出土的66件石楬，更有佐证曹操高陵地理位置，以及馆藏代表性汉碑、汉画像石以及十六国、北齐、唐代墓志8件，时间跨越480年，展现这一地区近半世纪书体、书风的发展演变过程。

66件高陵出土石楬、石枕

多角度实物拍摄，与拓本对照，40倍铭文放大

展书体、书风、形制、刻工多样面貌

高陵石楬有圭形和六边形两种，圭形石牌均有“魏武王”三字，另有镌刻“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石枕一件。这些铭文既有延续汉末典型隶书的面貌，也有受曹魏新风影响下的变化，还有成熟的八分书，更有楷书字态的呈现。各自独立又互有交融，面貌纷繁。

曹操幕下的书手大多经历桓、灵时代，自然有对东汉铭石隶书的延续。刻有“魏武王”的圭形石楬更接近标准汉隶，结构方正平稳，用笔含蓄内敛，与《衡方碑》外方内圆、不张扬外露的特征吻合。

同时，高陵石楬中还有一类介于《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三者之间，将横画的波磔，撇、捺画的舒展表现得淋漓尽致。

汉魏之际，铭石隶书向八分书逐渐过渡，但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展现出多样特征。

“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字势雍容舒展，流动飘逸，与东汉沈府君神道阙有相似之处。

但是，折刀头式的撇画翻挑、竖画方起方收的高陵石楬显得更为爽利，与沈府君神道阙的书写性意味明显不同。

此外，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石楬也有一二，其字势如《张迁碑》稚拙古朴。

但与刊刻整齐划一、字距均等的丰碑大碣相比，石楬的章法错落有致，笔画处理显得别具生趣。

曹操曾下令禁碑，除官方碑刻《受禅表》《上尊号碑》《孔羡碑》《三体石经》，精英阶层所立《范式碑》《王基残碑》《曹真残碑》外，几乎无其他碑刻存世。

石楬中的隶书起笔向左下倾斜的折刀头，点画的翻挑、竖画的向背，具备八分书的所有特征，汇聚成曹魏铭石隶书的主流风貌。

“簪”字与《三体石经》极为相似，但比《石经》结字更紧凑。

“领”字笔画向背，字势开张，可与《王基残碑》相较，但《残碑》更柔，而石楬更方。

有时，汉隶、八分、楷书三者笔法、结字相交融的情况不可避免。

“绡”字点画平铺直叙，少提按，方起方收，可与《鲜于璜碑》方正崭齐互为参照，但石楬空间分布疏密有致。

“袴”字起止锋颖显露，燕尾收笔高挑夸张，与《景云碑》趣味相生，但石楬斜式更加明显，已具魏碑之意。

由于66件石楬由多名写手、刻手完成，不仅造成了书风的变化，在刊凿方法上也皆有体现。高陵石楬中竟有10余件以单刀刻就，除个别笔画稍加修饰，绝大多数均一刀刻成。甚至出现双、单刀混合、漏刻、补刻的情况。

更有趣的是，这些单刀刻就的石楬完全是楷书面貌，这在汉魏之际的铭石书中均不多见，无疑为书法研究提出极具研究价值的新材料。

因此，如何更好地表现石楬的丰富多貌，成为主编团队和出版团队需要思考的问题。与《流眄洛川》只展现实物原大与拓本放大的模式不同，《魏武遗篇》中的石楬有斜视、正视两种拍摄角度，二者可互相参照，还原凿刻的深浅、角度。

“袍”字不同角度拍摄所呈现的效果

再将实物正视图与拓本通过原大和40倍放大对勘，使原本只有1-2厘米左右的铭文笔画间的衔接、凿刻方式一览无余，与拓片对照，为书法研究、实践提供高清图像资料。

“袍”字原大、40倍放大的实物与拓本对比呈现的细节

内页实拍图

《后赵鲁潜墓志》

十六国书法标准范本全呈现

十六国时期，北方朝代更迭频繁，军事纷起，不重书法。这一时期的石刻，除前秦时期广武将军碑、邓太尉祠碑，后秦辽东太守吕宪墓表，其他政权的石刻疏于整理研究。

鲁潜墓志为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刊刻，虽文辞简率，却有曹操高陵重要信息，又鲁潜史有其人，叛晋降石勒于许昌，这块少见的后赵石刻，不仅史学价值大，亦可补后赵石刻书迹。

其隶书承接曹魏、西晋，横画起笔处斩钉截铁，线条瘦劲而少丰腴；撇画收笔多作敛势，整体呈现多骨少肉的气韵。

 《唐杨贲墓志》

再现北朝遗韵

杨贲是由隋入唐，服务于高宗时期的一位下层官吏。墓志于唐调露元年（679）刊刻，铭文同样记载了高陵的方位。

杨贲墓志有行书笔意，但无明显初唐名家的经典范式，整体结字宽博中寓有险峻。

通过铭文放大，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制”“锦”等写法与王羲之书风有暗合处。但整体风格偏拙朴，从感官上更多体现北朝遗韵。

《北齐贾宝墓志》

隶中寓楷，逸趣横生

贾宝墓志于曹操高陵附近出土，后由高陵遗址博物馆收藏。墓志主人公贾宝，武平四年（573）卒于邺城之西广阳坊，属北齐晚期。是志隶书中寓有楷意，应是地方上善书者书丹，与北齐复古书风有关。 

贾宝墓志虽与北齐高百年妃斛律氏墓志、窦泰墓志等整饬标准的隶书书风有所差距，但正因书手隶书并不醇熟，楷意浓厚，故章法别有生趣。

《东汉隶书残碑》

首次整理面世

高陵遗址博物馆征集的一方汉隶书残碑为首次整理出版。此碑现仅存碑阴铭文，记录众门生生平。据考证，此碑为东汉极晚期所制，虽时局动荡，有仓促之嫌，但碑刻界格分明，整齐划一。

整碑方正中寓奇古，重复偏旁有意识的变化，笔画起收转折或因刻工原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丰富。如辶旁、彳旁，多作简省，变化多端，拙朴却非稚嫩。

东汉画像石

与武梁祠画像石异曲同工

曹操墓经历多次盗掘，许多文物流失在外，后经公安部门追缴部分文物，其中便有若干画像石。

本书收录的四件画像石保存相对完好，采用线刻或减地线刻，内容完整、画面形象生动，其旁刻隶书题字也不失为书法研究的最新资料。

此外，与东汉著名的武梁祠画像石对比，其人物神态与刀法亦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更是艺术史研究的绝佳资料。

听完小编的讲解，是不是已经被琳琅满目、跨越时间如此之久的石刻文字深深吸引？上面所举例仅仅是九牛一毛，本书中的74件、1200余字的铭文，无疑是书法史、艺术史学习、研究巨大且丰富的全新资料库。如果您错过了《流眄洛川》，《魏武遗篇》一定不要错过！

2009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各方面专家论证研讨，证实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的二号大墓（M2）的墓主人确为魏武帝曹操。

曹操高陵墓道

曹操大墓虽经历多次被盗，出土文物依然丰富、种类繁多，有些我们虽已无法见到，但石楬清晰地记录着部分随葬物品名称和数量。

曹操高陵俯视图及盗洞位置（右下角）

石楬的出土为曹操墓的确立提供有力支撑，也为了解曹操墓的丧葬制度和东汉晚期帝王陵墓研究提供重要信息。

曹操大墓石楬出土时的场景

这其中既有生前使用过的用品，即所谓“常所用”之物，如兵器、生产、生活用品。

石枕是曹操随身之物，据记载，曹操生前患有头病，此物便是平时睡眠常用的慰抚脖子的石头，出土的“渠枕一”石楬，可与实物互为印证。

高陵出土的6件圭形石楬的意义非同六边形石牌，代表一种较高规格。它们均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六字，内容为“挌虎大刀”“挌虎大戟”“挌虎短矛”“长犀盾”等兵器，与曹操骁勇善战的形象不谋而合。此外，通过考证圭形石楬的文字用语等特点，也基本判定为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所流行。

石楬还记载衣服、手巾、香囊、书案、屏风、刀尺、胡粉、镜台、沐具等一批用品、用具。

同时，石楬中还有标明曹操生前地位身份的大量礼器，如圭、璧、鼎、卤簿、輴车、竹翣等。

其中“璧四”石楬与高陵出土的一件玉璧、三件石璧的总数相符。古代贵族用璧作朝聘、祭祀、丧葬时的礼器，小型璧也用作佩戴的装饰。而用石圭、石璧殉葬，亦是曹操“薄葬”观念的一种具体表现。

而卤簿、輴车、竹翣也均是帝王级身份的人享用之物。卤簿是天子出行之车驾及仪卫；輴车是专门用以运载灵柩的车子；翣则是古代帝王仪仗中的大掌扇。

曹操虽主张薄葬，但其生前位在诸侯王之上的崇高地位与特殊身份，决定其葬礼与葬品的重要性，成为考证曹操墓的重要实物。 

除符合曹操生前身份和时代特征的出土文物外，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旁证也为曹操大墓的确立提供支持。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条明确记载:“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曹操在其遗令也提到，预置寿陵在西门豹祠西，因此，西门豹祠就成了确定曹操高陵位置的关键。

1998年，西高穴村村民发现了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志文记载，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墓文锁定魏武帝高陵就在西高穴村。

唐代杨贲墓志也记载了其“葬于滏阳城东南三里之原礼也。左邻鵷水，周王北绝之津；右眺乌坟，魏帝西陵之树”。

由此看，曹操高陵的位置在后赵、唐代并非秘密，虽不像今天考古挖掘的位置那么精确，大致方向已明确，是极为重要的旁证。

为真实还原馆藏石刻文字的面貌，本书的摄影依旧聘请专业的文物摄影师任超拍摄，运用微距、移轴和同轴布光等成像技术，进行不同角度与距离的科学拍摄。

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本书主编之一的孔震采用最为精细的方法进行拓制，再一次提高了拓本还原铭文细节的微妙表现力。

因此，在出版过程中，我们采用原大与放大两种模式，每件石楬均以4个页面展现。依序分别为实物斜视图4倍放大，呈现铭文镌刻细节；实物正视图与拓本原大对照，用以呈现文物整体面貌；石楬铭文与拓本40倍放大对勘。

精彩内页

馆藏的八件石刻，也通过实物与拓本并置的方式，其中《十六国后赵鲁潜墓志》全部铭文放大呈现，《唐杨贲墓志》《北齐贾宝墓志》《高陵遗址博物馆藏汉残碑》局部铭文放大，展现馆藏石刻书法菁华。

本书收录研究文章五篇，分别从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书法学等方面解读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和文字等信息。

本书主编之一，古文字专家、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所长曹锦炎教授撰写《高陵出土石楬注释》，旁征博引、科学严谨考证器物名称，为研究古代服饰、器具提供了珍贵的出土文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古器物的认识。

安阳市文物局研究馆员，原曹操高陵管委会主任、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馆长孔德铭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武晓敏从考古与历史角度撰写《曹操与鄴城》，讲述曹操与邺城的关系以及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本书副主编之一、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文超则从历史文献与书法角度，撰写《鲁潜、杨贲墓志与曹操高陵》《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藏汉碑考》，梳理、考证馆藏石刻文字的价值与意义。

本书副主编之一、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连坤撰写《高陵石楬書法探析》，解读石楬的多样书体与书风，为曹魏书法研究提供参考。

当然，8开装帧、高品质的四色350dpi印刷依旧不会缺席，特种纸封面的普通版以及宋锦封面的特别版任您挑选。

需要说明的是，特别版还附赠17张《高陵遗址博物馆藏汉残碑》的全本铭文实物拓本对勘放大册页，而普通版只有1页的放大呈现，可谓一本可随身携带、方便实用的书法字帖，以及钤盖“上海书画出版社”的收藏证书1张。

最后，让我们一键看清版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