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网络间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有人狂热而肉麻地吹捧胡适，却放肆地攻击郭沫若，甚至污蔑鲁迅。他们在百般为胡适遮丑的同时，却“见微知著”、添油加醋地放大郭沫若和鲁迅的“缺点”。
这股阴风我一时闹不清从何刮来，但似乎现在出头的不是往常那些人五人六的“大公知”，而大多是一些不怎么上“档次”的”公知粉”——虽然他们说得很起劲，但大多词不达意，逻辑混乱，还达不到“公知”们的水平。“公知”们虽然观点荒唐，但一般都戴着专家教授的头衔，该不至于文理不通。
这里，我不想议论公知粉们的文理问题，只说说他们的一些观点。
胡适的一些荒唐观点，白纸黑字，就刊登在民国时期的许多大报上，他们知道抵赖不掉，于是就想方设法洗白。比如胡适公开说“与其抗战而亡，宁愿不抗战”，这露骨的投降主义论调，被他们理解为非胡适本意，而是胡适“以拖待变，等待美英对日作战”;又比如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明明是反对并企图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却被他们美化为“崇实干，去空谈”的典范;再比如胡适的“低调俱乐部”，胡适力劝民国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军不进攻关内，也被他们美化为基于中国国力弱的实际，“以退为进”的“策略”。
不但吹捧胡适的所谓大师级的“文品”，他们还极力渲染胡适的圣人般的“人品”，为了对比，他们大肆渲染郭沫若的“始乱终弃”，甚至连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婚姻生活也说三道四，却对胡适的出轨女学生，嫖娼狎妓的不检点不道德行为只字不提。
关于胡适的人品和文品，且不论小节，只论大节，不说1949年前的事，就说1949年后的事，他都跟所谓“高尚”不沾边。1950年代中期，上书蒋介石，反对两岸和平谈判的是他，1959年，公开发表文章，颠倒黑白说西藏叛乱乃“起义”的是他，为讨好台当局，老用小人手段，对中共领导人评头品足的，极尽贬损之能事的，还是他。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能不顾事实美化他，把他为人为文上的不端言行也当作“宝贝”来炫耀。至于有人企图要用胡适来取代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更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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