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昨天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九十三周年纪念日，我写了一篇短文，但被指为“有敏感词汇”，限制发表。今天回头看草稿，实在无法割爱，于是大刀阔斧地删改了一遍，尽力去除一切可能的“敏感词汇”，删改后的文章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聊胜于无。现重新试试，看能否发表。
删改后的正文以下：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九十三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都有纪念活动，网络上，从官媒到自媒体，也有好多纪念文章。但于我本人来说，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原本想说的话，似乎人家都说过了，或者自己以前也已经说过了。
年年纪念“九·一八”，岁岁抒发国家之耻，民族之痛，但那又有什么办法？我们在痛恨侵略者之残忍的同时，更不由得痛责自己的窝囊不争气！
为什么作为一个上千万平方公里（当时蒙古还未被正式分裂出去），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会遭受一个国土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仅几千万的岛国的肆意欺凌侵略和屠戮？这除了我们太落后（那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太贫弱外，主要还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腐败无能，整个国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
我们最大的耻辱还不是以大被小欺，而是汉奸带路党太多。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萌生“蛇吞象”的野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准了中国的汉奸带路党多。——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十四年中，中国出现了好几百万的汉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草民，中间夹杂着一批无耻文人，都有屈膝投降，卖国求荣的。有的虽然没有公开跑但敌人阵营去，但却极力兜售投降卖国理论，消弭人民的抗战精神和战斗意志。
国民党元老、副总裁汪精卫率领周佛海、陈公博等一堆干将公开投降了;整个中国，关内关外，出现了数百万汉奸军——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国民的正规军，成建制地投降日本鬼子的。
周作人等汉奸文人，公开事敌，搞起了旨在从文化根本上彻底灭亡中华民族的“汉奸文学”，他们除了政治上依附侵略者，还试图用奴隶思维给老百姓洗脑，以造就心甘情愿当奴隶的效忠日本天皇的“良民”。胡适之流的另一批文人，虽然没有跑到侵略者阵营，但大肆散布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理论，鼓吹“战必亡”，主张割地求和，“正式承认满洲国”以求得“中日关系的彻底调整”。
时至今日，在中国国内，仍然有人试图为当年的汉奸和汉奸理论唱赞歌。有人不但硬说胡适的投降卖国主张是“真正的爱国为民”，还肯定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理论。与之相呼应的，是大肆污蔑诽谤抗日英烈，他们把“狼牙山五壮士”污蔑为“亡命之徒”，说宣传王二小的事迹是鼓励未成年人去送死，甚至连经典影片《小兵张嘎》也成了他们起劲攻击的对象。
更让人齿寒，更危险的是，当今的一些人，吃里扒外，公然哈美媚日，否认日本侵略罪责。有大学教授公开在课堂大放阙词，胡说南京打屠杀是“小说般的虚构”，三十万被杀同胞”没有身份证号码不算数”;有诺奖作家公开发文，为日本在二战中遭受反法西斯同盟的严厉打击叫屈，在大肆摸黑祖国的同时，满怀激情地直抒胸臆：“我爱日本”，在深揭细挖中国人性中的“恶”的同时，极力赞扬日本人的“高素质”，以及充盈于日本社会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在到处兜售文学就是“专事揭露和批判”的同时，却对日本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其人其事作热情的讴歌——而某些公知和作家类似的“理论”和实践，却还受到某些人的大肆追捧。
纪念“九·一八”，我们不但要记住和痛恨敌人的残忍，还要明白造成侵略者能在我们的国土野蛮屠杀我们的同胞的原因，更应警惕新一轮汉奸论调，“投降有理”歪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