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先辈足迹 弘扬长征精神

中央苏区闽西核心区的形成及历史贡献

融媒体记者 章宸睿 摄

闽西中央苏区是由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开辟的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闽西苏区正式形成；1931年4月，中央决定将闽西苏区划入中央苏区。1932年3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成立。此后，红色区域不断拓展，形成了区域、人口都占据中央苏区半壁江山的闽西核心区域。闽西中央苏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以至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201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杭古田接见老红军、“五老”同志和军烈属代表时指出：“闽西，我很熟悉，这是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对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许多革命先烈为了我们伟大的事业流血牺牲。闽西老区二十年红旗不倒，一直到我们建立新中国，这里走出了千千万万个将军、元勋、共和国的建设者、创业者，所以我每次到这块红土地都怀着非常亲切的感情。整个福建都是老区，闽西和江西赣州的一部分是中央苏区，对党和革命的贡献是最大的。长征出发时，闽西子弟积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我们要永远铭记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的贡献。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长汀绘蓝图

闽西成为中央苏区的策源地

1926年夏，闽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永定支部在永定县湖雷镇上南村“万源楼”建立，这也是福建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28年3月初开始，龙岩后田、平和、上杭、永定等地先后爆发了震撼八闽大地的闽西农民四大武装暴动，将闽西的革命斗争推进到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新阶段。通过武装暴动各地先后建立起了革命的武装，并开始尝试建立革命政权，土地革命的先声在这里已经吹响。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境内，一举占领了汀州城。与红四军在江西“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相比，如此轻易地攻占当时闽赣两省边界最为繁华的重镇，实属意外的收获。为此，朱德曾感叹道：“出现了在长汀的意外战果，这是革命发展的转折点”。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就提出并付诸实践的理论。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经过沿途与敌人进行多次较量，并开展广泛的调查以后，发现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赣南、闽西党组织、群众斗争基础比较好，这一带经济状况比之井冈山地区要好得多；同时地理上为广东、江西、福建三省边界地带，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易于割据。特别是到了汀州后看到了不少国民党报纸，知道国民党军阀混战在即，便于红军的行动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红四军的行动问题，又有了新的思索。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制定红军的行动方针和斗争策略，绘制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宏伟蓝图。这一蓝图的大背景是“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的夺取群众”。重点是“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亮点是“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区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最后聚焦于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之割据与湘赣之割据相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之根基”。

毛泽东此时虽仅率红四军在长汀，但胸怀的是全局，站在全国的高度指点江山。并将目光聚焦在“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地”，由此勾勒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的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蓝图。正是这一蓝图促使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中央苏区得以迅速建立和发展。它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向“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

随后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在上杭古田赖坊协作店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1930年5月在长汀出版的《调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中，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以诗人般的情怀描绘了蓝图实现时的壮观场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头了的一只帆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坚信“惟闽西赣南一区之内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烽火铸辉煌

闽西成为中央苏区半壁江山

1929年5月19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从瑞金出发二次入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巧妙地利用了军阀混战，敌人内部处于分裂状态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三占龙岩县城、攻占永定县城，横扫连城庙前、新泉，永定坎市、湖雷，上杭白砂、旧县、古田、才溪、南阳等乡镇，歼灭了敌陈国辉和卢新铭旅的主力。中共闽西特委认识到，红四军再度入闽“不仅将打开闽西革命局面，而且可以借红军主力消灭闽西军阀，发展革命力量”。立即决定在永定、龙岩、上杭3县发动群众，在各处举行暴动，在敌后骚扰，破坏交通，宣传红军胜利的消息，造成四面响应的局面。在红四军的帮助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永定溪南、龙岩白土、上杭蛟洋等曾举行过暴动的区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他乡村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连城县举行南部十三乡暴动，并建立了连南区革命委员会。从而使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六县的边界地区全部成为红色区域。正如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红军两次到闽西，即就原有四个区域（龙岩白土、上杭蛟洋、永定金丰及永定溪南）扩大而成为长汀、武平、上杭、永定、龙岩、连城之六县游击区域”。

1929年7月20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蛟洋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全国革命中的意义，即与赣南东江及湘赣边界的革命取得联系，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进而促进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斗争。并论述了闽西苏区发展和巩固的有利条件和基本方针。有利条件是（一）闽西已有80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和武装暴动的锻炼；（二）各县都有了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三）各县已经建立了人民武装；（四）粮食可以自给；（五）地处闽粤赣3省边界，地形险要，适于与敌人作战；（六）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可以利用。三个基本方针是：（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眼里此时的闽西已不再仅仅是革命的绿洲，而且是对全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热土。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三省“会剿”，红四军采取了分兵游击的战术，有效地保住了闽西苏区，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新的发展，各级苏维埃政权迅速成立，上杭县成立了县级革命委员会；而且促进了宁洋、漳平一带革命斗争的发展，永福、龙车一带迅速建立起4个乡苏维埃政府，使苏区区域向南得到进一步扩展。

9月20日，红四军连同地方武装攻克“铁上杭”后，分赴武平、永定、上杭等地，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扩大工农武装。在红四军的帮助下，上杭、永定分别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武平东部的高梧、六甲、十方等区先后成立了2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随之，红四军又一举攻下武平城，武平县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使闽西红色区域又扩展到武平一带。1929年10月，红四军主力第一、二、三纵队出击东江，留在闽西的第四纵队在连城的新泉、朋口、温坊和长汀的涂坊一带开展游击，于11月初，协助成立了连城县临时革命委员会。

至1929年11月，红色区域已扩展到龙岩，上杭、永定、武平、长汀、连城、漳平、宁洋等县，在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内，已成立4个县苏维埃政府，50多个区苏维埃政权，4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成为继井冈山之后全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之一。

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郑重宣布闽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在拥有龙岩、永定、上杭、长汀、武平、连城6县及平和、漳平、宁化、清流、归化的局部地区，纵横300里的广大区域，高擎起苏维埃政权的旗帜。闽西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将原有各块小的苏区连成了一片，形成一块统一而巩固的的苏维埃区域，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革命根据地由初期的创建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

1930年5月18日《闽西出席全国苏代会代表的报告》中，明确列出此时“闽西赤色区域”范围：“汀属八县（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清流，宁化，归化），龙属三县（龙岩，漳平，宁洋），共十一县，和广东的大埔、江西的瑞金交界。”并指出“数月来，平和暴动起来，也合并在闽西”。到1931年4月，闽西苏区已有9个县成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即永定、上杭（武杭）、龙岩、（长）汀连（城）、连城、汀东、饶（平）（平）和（大）埔以及五（华）兴（宁）龙（川）县、蕉（岭）平（远）寻（乌）县（这两个县1931年4月后划归广东东江地区管辖）。1931年4月，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区域范围作了调整，以赣西南、闽西苏区为基础组建中央苏区。由于这两块根据地当时尚未完全打通，故这一时期还是“中央苏区”和“闽西苏区”并提，闽西苏区在隶属上已为“整个中央苏区的一部分”。1931年9月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隆重召开，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标志着闽西苏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所辖有长汀、兆征(汀州为中心)、汀东、汀西、武平、上杭、杭武、代英(上杭、永定间)、新泉、连城、宁化、清流、泉上(宁化、清流、归化间)、归化、澎湃(1932年1月，该县与宁都县合并，属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管辖)、龙岩等县。长汀成为福建红色区域的首府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贡献永不朽

闽西苏区历史影响深远

中央苏区在我党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对中央苏区作了科学定位，指出：“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 “至于中央苏区，这里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1981年6月27日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客观评价。作为中央苏区核心区和经济中心的闽西苏区，当之无愧享有同样的荣光。

（一）闽西苏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地，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按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前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毛泽东通过闽西苏区的革命实践，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主要表现在：一是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建军路线，同时也作出了在农村环境中从思想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思想，它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建军纲领的形成；二是1930年1月5日在上杭古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阐明了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独创性道路的开辟和新理论的提出，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三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于1929年下半年在闽西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的短文，之后又于1930年5月在江西寻乌改写了这篇短文，题名《调查工作》（1959年龙岩地委征集到并送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61年3月重新发表时又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该文鲜明表达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根本观点，表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已初具雏形。

（二）闽西苏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成长地，成为中共领导人学习治国安民艺术的实践基地。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张闻天、陈云、杨尚昆等众多中共重要领导人，都在闽西苏区战斗生活或担任过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九大元帅（除徐向前外）、十大将中有八位（除王树声、徐海东外）在闽西战斗过；57位上将中有过半的将军在闽西战斗过。此外，中共的许多著名将领，如叶挺、左权、彭雪枫、罗炳辉等都曾在闽西留下战斗的身影。闽西也洒下了瞿秋白、何叔衡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和胡少海、刘安恭、王良、许卓等著名红军将领的鲜血。可以说，闽西苏区是中共领导人用心血浇灌的红土地。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治党、治军和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是中共领导人学习治国安民艺术的实践基地，同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骨干，不少人后来成为缔造和建设共和国的元勋和中坚。而从闽西苏区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有邓子恢、张鼎丞、陈丕显、杨成武、刘亚楼等。

（三）闽西苏区是中央红军的锻造地，成为红军的故乡、将帅的摇篮。闽西苏区为红四军的生存发展、为红四军入闽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空间和条件。从红四军1929年3月进入闽西，在长汀首次统一着装、首次发军饷，至1929年9月攻占上杭城，红四军已由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时的3600余人扩充到7000余人，壮大了一倍。1929年12月28至29日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人民军队正式从这里走来。1930年6月，全国红军统一整编的命令在长汀传达，随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后改为红一方面军）在长汀县城宣布成立，闽西由此成为全国红军第一次整编的地方。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直属军委领导的全国各根据地红军统一指挥机关也是在长汀成立的。闽西苏区的长汀、宁化是中央主力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在整个苏区时期，闽西先后有10多万工农子弟加入红军和赤卫队，先后创建了红九军（后为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5个军及独立师、独立团等。在参加长征的8.6万红军队伍中，有2.6万的闽西子弟兵，到达陕北时，仅剩下2000人左右。可以说，红军长征每走一里路就倒下了一名闽西儿女。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将军衔的闽西籍开国将军有68人。闽西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故乡、将帅摇篮。

（四）闽西苏区是共和国政权建设的探索地，成为民主建政的典范。1929年3月在红四军帮助下成立的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是中央苏区开创中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法》《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婚姻法》《劳动法》《裁判条例》等等法令，都是中共创建苏区中最早制定的较完备的法律，为后来全国苏区政权建设提供了范本；闽西苏区率先将民主选举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开始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人民民主；从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红色地下交通线是在闽西工农通讯社基础上建立，并主要经由闽西苏区而后到达红都瑞金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基础来自闽西工农银行；苏区赤色邮政起始于闽西；中央苏区正规的红军学校来源于闽西红军学校；福建苏区印刷业发达，其中《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刊物就是在长汀印刷或创办的；苏维埃国家医院是傅连暲将福音医院从长汀迁至瑞金后改建的，等等。闽西苏区在执政为民、民主执政方面进行了许多的探索与创新，积累了初步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的最先尝试。

（五）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后勤保障基地，成为中央苏区经济中心。闽西苏区在土地革命和发展农业生产及工业、手工业方面，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当年，汀州的手工业、公营工业占了整个中央苏区的一半，是中央苏区的物资集散地，这里交通方便，商店林立、市场繁荣，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宁化是重要产粮区，成为中央苏区的粮食基地；闽西苏区创造的土改经验（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推广到全国苏区，直接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运动；涌现出“中央苏区模范乡”——上杭县才溪乡等先进典型，才溪乡创造的劳动合作社，是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互助组织，成为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早发源地；闽西苏区创办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特别是粮食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后来推广到整个中央苏区。此外，闽西苏区加强商业贸易，对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六）闽西苏区长期坚守革命阵地，成为红旗不倒的坚强堡垒。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成为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主要区域，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闽西地区党的组织从未间断，这里存在着20余年的党的省、地、县领导机关，它们是闽西人民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闽西党组织从单独领导革命斗争开始，就注意建立革命武装，并且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从未间断；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14.6万人口的地区一直保存着20余万亩土地革命的果实，创造了全国绝无仅有的奇迹。闽西因而赢得了“红旗不倒”的光荣赞誉。闽西苏区的党组织和人民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新中国成立后不完全统计，仅闽西地区全部被毁灭的村庄有539个，被烧毁房屋11.6万间，绝灭户数近3.8万户，长期坚持革命的基点村有610个。在革命战争年代，闽西有十多万儿女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其中新中国成立后获评的在册革命烈士2.38万人，占全省烈士总数的近一半。

闽西苏区历史是一幅波澜壮阔、风景独好的壮丽画卷。它不仅见证了闽西人民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取得的辉煌成就、付出的巨大牺牲，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展望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执笔：吴升辉）

中央红军长征四个出发地

红军长征的四个主要出发地为龙岩长汀、三明宁化、赣州瑞金、赣州于都。

龙岩长汀

长汀位于福建省西部，是闽西地区的重要城市。

长汀县的中复村是红九军团的长征出发地。1934年9月，为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九军团等在中复村松毛岭顽强阻击国民党东路军的进攻，为红军长征赢得了宝贵的集结和转移时间。当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在村里的“观寿公祠”前举行誓师大会后开始长征，最后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长征终点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是中央红军4个军团中唯一走的路程最长的一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据了解，当时中复村有六七百人参加长征，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故乡的仅有8位。

长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兵员支持。当地群众积极参与革命，为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明宁化

宁化地处福建省西部，是三明市下辖的一个县。

1934年10月，出发长征前，驻守宁化县的红三军团第4师、中革军委直属炮兵营、红一军团第15师（即少共国际师）一个团、红三军团医院及部分伤病员、红九军团后方机关约1.4万人，占中央主力红军总兵力的16％。当年10月7日，这些主力红军奉命出发，他们一路从宁化西面的凤凰山、大王、隘门等地出发，向瑞金、于都方向集结；一路从宁化南面的曹坊出发，向长汀、瑞金方向行进，踏上了漫漫而又艰险的长征之路，数千名宁化籍红军子弟牺牲在长征途中，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中国革命史上铸就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赣州瑞金

瑞金地处江西省东南部，是赣州市代管的县级市。

瑞金是一片红色基因浸润血脉的土地，是著名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初始发祥地。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大地上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今日瑞金，叶坪、红井、二苏大、中华苏维埃纪念园、中央苏区军事文化博览园等共同构成共和国摇篮景区。这些遗址见证了当年红军的奋斗历程和苏区的建设发展，成为人们了解红色历史、感受革命精神的重要窗口。

赣州于都

于都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东部，是赣南地区的重要城市。于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在长征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于都人民倾其所有支援红军，为红军长征提供了重要的物资和人力支持。老百姓拆下自家的门板、床板等，帮助红军搭建浮桥，让红军顺利渡河。

如今，于都已经成为重要的红色旅游胜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等一系列纪念设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铭记长征历史，传承长征精神。

“图步”长征路：

追寻光辉足迹 再越雄关漫道

核心提示

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来，当年长征路上，英雄的红军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的故事广为流传，一条熠熠生辉的红飘带，永恒地铭刻在神州大地，荡气回肠，历久弥新。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胜利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今起至9月28日，“重走中央红军长征路”活动在我市举行，龙岩市、三明市、赣州市、韶关市、郴州市、桂林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遵义市、昭通市、凉山彝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陇南市、延安市等长征沿线13个地级市（州）及丽水市共同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今天，我们循着红军战士们当年长征的足迹迈步从头越，走好新时代长征路。通过重走长征路，让我们更多地了解长征故事和沿线城市的发展变化，感受当年红军英勇无畏、百折不挠的精神风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跨越新的“雪山”“草地”，征服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向时代交出一份圆满答卷。

龙岩

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长汀县中复村

龙岩通称闽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全国著名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核心区，是毛泽东思想重要发祥地、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享有红军故乡、红色摇篮、红旗不倒的美誉。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并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开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新征程。这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亲自推动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和武平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重点工作，引领龙岩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龙岩是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这里是享誉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国家级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三明

宁化长征出发地纪念广场

三明地处福建中北部，位于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之间。三明全域为原中央苏区县，是毛主席诗赞“风展红旗如画”的中央苏区核心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四个出发地之一，红军五次反“围剿”都与三明密切相关，革命战争年代3.7万名三明子弟参加红军、1.12万名参加长征，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绿色三明生态环境优越，拥有泰宁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尤溪联合梯田等3个世界级和200多个国家级旅游品牌，是中国绿都、国家森林城市。人文三明文化积淀深厚，是闽江之源、客家祖地。

赣州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赣州于都）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俗称赣南，是江西区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设区市。

这里是“红色故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诞生，伟大的苏区精神在这里孕育形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工作、生活过，给后人留下了一批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赣南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过革命先烈的热血与豪情，演绎过革命岁月的激昂与沧桑，也珍藏了许许多多动人心弦的革命故事，映照出令人敬仰的革命情怀。

这里是“客家摇篮”，客家先民中原南迁的第一站。这里是“江南宋城”，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城之一。

韶关

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

韶关古称“韶州”，位于广东省北部，地处粤湘赣三省交界，是国家交通枢纽城市。

韶关，是孙中山先生两次北伐的誓师地，井冈山会师酝酿地，“湘南暴动”策源地，中央苏区重要屏障，中央红军长征三道封锁线突破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重要根据地，《梅岭三章》的诞生地。近年来，韶关打造了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南粤雄关与古道、双峰寨、犁市当铺等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及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郴州

沙洲红色旅游景区

郴州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是底蕴深厚的红色福地。自秦置郴县始有2200多年历史，是“第一军规”的颁布地、湘南起义策源地、中国女排腾飞地、711功勋铀矿所在地、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走出9位开国将军。

郴州是区位独特的通衢要地，是湖南的“南大门”，处于“一带一部”最前沿、是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地区，北湖机场通航北京、上海等12个城市。

郴州是平台健全的开放高地。获批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郴州片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和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桂林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

桂林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辖地级市，地处湘桂走廊南端，以“桂林山水甲天下”闻名遐迩。

桂林是一片承载无数红色记忆的沃土。在这里，数万红军将士血染湘江，用信仰信念铸起了不朽丰碑。1934年，在桂北一带发生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在这场气壮山河、惊天动地的战役中，数万红军将士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以损失过半的沉重代价，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为红军保存了骨干力量和珍贵火种，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而又极其悲壮的一笔。

黔东南

黎平会议纪念馆

黔东南位于贵州的东南部，全名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东南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站，红军足迹遍及黔东南14个县市，有各类革命遗址343处。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为“遵义会议”召开作了重要准备。黔东南是全国重要的红色旅游景区，众多红色资源成为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宝贵财富。其中，黎平会议会址入选了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遵义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随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吴起镇。

昭通

扎西会议纪念馆

昭通位于云南东北部，是云南省通向四川、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为中国著名“南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云南威信，党中央在此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老一辈革命家转战乌蒙，留下了光辉足迹，红二、红六军团经过镇雄、彝良开展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乌蒙山回旋战。走出了一生从未打过败仗、被毛主席誉为“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罗炳辉，英勇就义的革命英雄、乌蒙骄子刘平楷，不顾生死、见义勇为的英雄战士徐洪刚等革命楷模。

昭通还是云南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重要通道，是内地通往南亚、东南亚和云南通往内地的双向大走廊。

凉山

彝海结盟纪念碑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自古就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南方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居住有彝、汉、藏、回、蒙等14个世居民族。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过凉山，彝海结盟成为党的民族政策实践的开篇典范，1950年凉山解放，1952年成立凉山彝族自治州，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78年与原西昌专区合并成立新的凉山彝族自治州，2017年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州”。目前凉山州正全力打造“彝海结盟地·五彩大凉山”新名片，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

阿坝

两河口景区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川甘青结合部。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领导下转战川西北阿坝地区，在万里长征伟大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在这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征战和留驻时间长达16个月。在这里，红军将士克服高寒缺氧、瞬息万变的严酷气候；征服壁立千仞、荒野茫茫的雪山草地；击退数倍于己、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巴西会议”等一系列关乎方向前途的重要会议，确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最为坚决的斗争，有力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这里，党和红军宣传和践行了平等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赢得了藏羌等少数民族地区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陇南

两当兵变纪念馆

陇南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甘陕川“金三角”地带，是甘肃唯一全境属于长江流域的地区。古为“秦陇锁钥、巴蜀咽喉”之要地，今有“绿色明珠、陇上江南”之美誉。

陇南是一片红色的热土，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两当兵变”，打响了甘肃武装革命的第一枪。长征时期，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曾在陇南留下过战斗足迹，毛主席在宕昌哈达铺作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无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构成了陇南形态多样、内容丰富的红色文化，成为我们奋进新征程的宝贵精神财富。

延安

延安革命纪念馆

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中部，是国务院首批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延安的吴起镇，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英雄壮举和战争奇迹。延安，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战斗生活了十三个春秋，培育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黄河壶口瀑布气势磅礴，抗日战争时期，革命音乐家冼星海在这里谱写出了鼓舞人民斗志的《黄河大合唱》。

长征中的龙岩故事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本报节选部分长征出发前在龙岩发生的故事、长征沿线城市中有关龙岩的故事以及龙岩人在长征中发生的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以飨读者。

长征前夕的铁血鏖战

松毛岭阻击战，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在东线战场的最后一役。

横亘于长汀、连城县边界的武夷山支脉松毛岭，西为红色区域长汀县钟屋村（今中复村）、河田，连接长汀、瑞金；东为国民党军占领之连城县朋口、温坊地区，成为拱卫中央苏区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天然屏障；是中央红军东线战场与江西兴国、石城、宁都北线战场相协同，拒止国民党军节节推进，以保障中央机关安全与红军战略转移赢得时间和空间的重要关隘。

1934年9月初的温坊战斗后，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所部第四纵队调集第三、九、十、三十六共4个师，以及新配备的卜福斯炮营，自9月25日开始，以进占长汀为目的，从松毛岭东麓连城县朋口、温坊向长汀方向松毛岭、钟屋村、南山坝攻击推进。

红军方面，由于苏区反“围剿”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北路军周浑元纵队逼近高兴圩，威胁兴国。鉴于中央苏区北线军情紧迫，红一军团即于9月8日奉朱德“火急”电令驰援江西兴国地域。由此，松毛岭地区红军兵力大为减弱。留驻松毛岭地区红军各部为红九军团三师、中革军委直属红二十四师和福建军区独立第十七团，坚守在松毛岭主峰白叶洋岭、金华山、猪鬃岭、唐古脑等一线战略要地。

从9月26日至29日，红军历经以白叶洋岭为主战场，包括大头坑岭、白石脑、龙胸岭、大坑嵊、猪鬃岭、金华山、钟屋村等主要战斗的松毛岭阻击战，包括后续10月4日红二十四师一部南山坝阻击战斗的伤亡，红军伤亡人数共2200多。

中央主力红军在中央苏区东大门的最后一役——松毛岭阻击战中以7000余兵力，抗击国民党军4个师3.5万余众的进攻，及其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浴血抗敌，前赴后继，付出了重大牺牲，完成了阻击强敌的任务，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东路进攻的计划，保证了长汀、瑞金后方安全和红军长征前的时间、空间和各种准备。直至11月1日，敌人才进占汀州城。

闽西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后勤保障基地。作为赣南、闽西各县物资集散地的汀州，当年的手工业、公营工业占了整个中央苏区的一半，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周恩来曾经称赞道：“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闽西苏区的宁化，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成为中央苏区的粮食基地。闽西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下，倾尽一切支援前线，支援红军，以巨大的物力、财力支持中央红军出发长征。

为了保证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及准备进行的战略大转移的粮食供给，从1934年6月到9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筹粮运动。闽西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号召，根据8月底的检查，长汀借谷 30954担，兆征县借谷20504担，汀东县借16259担，上杭县借5141担，新泉县借3010担，全部超额完成计划。

在筹集粮食的同时，闽西苏区人民还积极地发展生产，开展增收节支和筹款活动，以组织财力，支援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福建省仅在1934年6月15日至22日的8天中，就收集了铜3200斤、锡410斤、铁1500斤以及子弹壳180斤，表现最好的是兆征县，其次是长汀、新泉。许多妇女将闽西暴动以来剪掉发髻后闲置在家中的金银首饰卖掉购买公债。

长汀红军斗笠厂在1934年前9个月的产量就超过了20万顶，确保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出发时每个战士都能戴上一顶新斗笠。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的工人每天加班，从而使红九军团在长汀出发长征前，在这里得到了棉衣、夹被、救护绷带、鞋子等军需物资的充分补充和更新。长汀人民还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关于“收集5万床被单”“募集20万双草鞋”支援前线的号召，发起募集和捐助活动，凡有两床被毯的群众都捐出一床，甚至只有一床单被的群众也想方设法抽出来供给红军。

此外，长汀中华织布厂、弹棉厂、印刷厂、樟脑厂、硝盐厂、炼铁厂、四都兵工厂等的工人们，在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准备阶段，也日夜加班加点，加紧生产了大量军需用品。

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造成红军在战斗中大量减员，兵力严重不足，同时为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补充兵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自1934年5月至红军长征出发前的9月，五个月中发出了两次大规模扩红的号召。

在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中，位于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的一座客家廊桥诉说着闽西苏区的这段荣光。这座客家廊桥又被称为叫“红军桥”，是当年红军在中复村的征兵处。在这座廊桥的柱子上，有一道用刀刻出的离地约1.5米高的刻线，见证了闽西儿女响应号召踊跃参加红军的历程。这条线是当年红军刻下的征兵线，身高超过线、高于一米五的年轻人才能扛枪去参军。因为当年红军使用的是汉阳造步枪，刚好一米五长，要背着步枪跑，身高至少得一米五。征兵刚开始的时候，征兵线只是临时用一根线或用笔画一下。一些身高不够又想当兵的年轻人就半夜起来，偷偷把征兵线改低。后来，红军知道后才刻了这条线。用刀刻后，身高还差一点点的年轻人昂着头、踮着脚，争先当红军。这条线，被当地人称为“生命等高线”。这条征兵线是对生命的丈量，年轻的闽西儿女选择投身革命，向死而生，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他们于水火，只有跟党走才会有出路。据《红色中华》1934年5月21日报道，长汀县自1933年12月至1934年5月1日止共扩大了三千二百一十四名红军，超过原定数目八百六十四名！

广大闽西苏区妇女也积极响应扩大红军的号召，她们不甘示弱,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甚至直接上前线参军参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前，“中央苏区红军家属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上杭等区乡甚至占2/3”。

闽西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掀起的扩红热潮，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为红军补充了充足的兵员。长征出发时的8.6万中央主力红军中，闽西子弟兵近2.6万人，占总数的近1/3。红军到达陕北时，闽西子弟兵仅剩下 2000余人。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平均每前进一里路就有一位闽西子弟壮烈捐躯。

直属侦察连是红一军团的耳目，主要在前方为大部队侦察敌情，一般不投入大的战斗，在遇到紧急情况下，才当作一个拳头打出去。

侦察连长刘云彪，是长汀县濯田镇露潭村人。他个头不大，外号叫“小老虎”。他带领的侦察连有160多人，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军政素质较好，武器装备也较优良。全连分为机枪、冲锋枪、步枪、短枪四个排。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26日，蒋介石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在红军必经的乌迳、新田、锦陂等地构筑工事，企图阻止红军长征部队向西转移。为了迅速扫除长征路上的障碍，红一军团给直属侦察连下了一道命令：坚决把乌迳新田之敌消灭。

接到命令后，刘云彪立即将全体官兵分为左、中、右三路，向着目的地新田急速前进。

10月26日拂晓，各路队伍按时到达前沿阵地。监视敌人动态的侦察员前来报告：敌人约有200人，正在新田墟附近的天昊岭山地上挖战壕、筑工事，敌指挥部设在新田墟的炮楼里。刘云彪立即下达命令：左路监视炮楼行动，中路全面进攻，右路掩护进攻。他亲自率领中路部队乘敌人不备，首先向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敌人仓促应战，还没听清枪声来自何方，就断送了几条性命。紧接着右面山头的枪声也响起来，整个新田枪声大作，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红军战士凭借地形掩护，冲锋枪、步枪、短枪一齐射向敌阵，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人乱作一团。新田墟炮楼里的敌人见前面山头上的守军与红军打得吃紧，便派兵前去增援。当敌人刚出炮楼不远，就被红军战士一齐开火，一阵猛烈地扫射，把他们压了回去。

此时,山地上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山头的敌人拼命抵抗,死守阵地,红军战士一时难以攻破敌阵。这时，监视敌炮楼的部分战士加入了正面进攻，用机枪掩护,其他战士冲出掩体，猛冲猛打，杀声震天。敌人看到红军来势凶猛，自己又缺少增援,丢下20多具尸体,东逃西窜,仓皇向外逃命。

新田之战是刘云彪率领的侦察连突破蒋介石布下的第一道封锁线打的重要一仗。（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蓝松英）

巧渡金沙江

1935年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进入云南后，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军委决定渡过金沙江北上进入川西，建立根据地。

5月3日，中央红军军委干部团接到抢夺皎平渡口的任务，当晚就赶到金沙江边。在干部团有这样一支专门打通部队过险要通道的工兵连，他们常常任务重、时间紧、条件极其艰苦。刘始明就是这些坚强战士中的一个。

刘始明，上杭县人，长征时担任一纵队干部团工兵连一排排长兼教员。5月3日当晚，刘始明率领一排在江边侦察敌情时，意外地俘获国民党军的木船和驾船民工，他当即决定连夜组织突击队过江。由于江面雾大加上守敌麻痹，突击队很快完成抢滩登陆，占领皎平渡渡口，且在渡口又缴获5只木船。刘始明立即抽调水性好、身体强壮的战士组成10个划船组和10个抢救组轮流驾船。6只木船很快回到南岸，满载干部团迅速过江，扩大战果，占领皎平渡附近山头。5月9日，经七天七夜连续抢渡，中央红军全部顺利过江，刘始明的一排受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高度赞扬。

就在一排驾船返回接应部队时，干部团炊事班忙得不可开交。老班长郭昌海带领炊事班战士又是煮稀饭、又是熬辣椒汤，肩挑手提地送到江岸。他知道奔袭了200多里的战士们还粒米未进。

郭昌海，新罗区人，长征时担任一纵干部团炊事班长。在长途跋涉中他摸索出一套绝妙的战地炊事本领，他身上总是预备几块松明。无论狂风暴雨或是晨霜湿雾，生火时松明一点就着，又快又顶事。他还发明了雨中埋锅烧饭不息火，湿柴干烧夜间煮饭不露火光等技术，极大保障了行军效率。陈赓团长赞扬说：“郭昌海总是有办法的。”

当郭昌海和炊事班的同志站在岸边，看着战士们喝着他们亲手烧的辣椒汤和加了盐的稀饭，一批批渡过江去时，脸上露出了微笑。

5月3日至9日，经过7天7夜连续奋战，2万多人的红军主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又一次打破了国民党的围攻计划，成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对长征取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傅连暲，长汀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并以原长汀福音医院全部药品和设备为基础，在瑞金创办了中央红色医院。长征前，他任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编在“红章”纵队。长征途中，傅连暲在粮食药品极度缺乏、医务人员严重不足的困境下，担负着中央机关和红军领导人保健工作的重任。他以其精湛的医疗技术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抢救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也保障了中央机关领导的健康。

1937年抗战爆发前，陕甘宁地区没有一所固定医院，只有随军流动的红军医院，延安城里也只有几家诊所。

1939年4月，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的傅连暲与外科大夫何穆奉命筹建中央医院。医院建造在延安城北约5公里处李家坬村旁的向阳山坡上的九层土窑洞里，共有40多孔窑洞，布局整齐，气势雄伟。傅连暲还从延安各机关、学校物色一些曾经学过医、护、药、检的人员到中央医院工作，并派人采购了医疗器材。11月7日，中央医院正式成立并开展门诊，傅连暲兼任中央医院院长。1940年12月，改由何穆担任中央医院院长。

中央医院创办初期，有病床30张。1941年可收容80位病人，1942年初发展到110人，1943年达180个床位。医院先后开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十几个诊室。

1942年12月，傅连暲重新兼任中央医院院长。在傅连暲的领导下，中央医院人员不断加强，设备不断补充，制度不断完善，成为延安以及整个解放区的医疗技术中心。

1945年，中央医院发展成为具有300张床位、300余名工作人员的分科医院。

据统计，在延安中央医院成立的8年中，该院妇产科接生了3000多个孩子，后来这些孩子绝大多数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该院共救治了各科伤病员1.5万多名，历年平均治愈率达97.25％，显著高于同时期中国平均医疗水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除1941年因农村旧式接生难产病危始送医院而死亡2人外，其余无一人死亡，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石少菁）

在湖南郴州汝城县永丰乡黄沙岭下，流传着何凤莲一家帮助红军的动人故事。

1934年10月底，由闽西地方武装组建和改编而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抵达湖南边境。时任红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的朱良才因腰部有伤，陈树湘师长指示他带着师部的同志及伤员从另一路先走。最后他们到永丰乡黄沙岭下休整。

村里有位大嫂叫何凤莲，一家三口很穷，全靠在屋门口摆个小小的茶摊补贴家用。

一天下午，红军部队进入这个小屋场。何凤莲立即把红军迎进屋里，嘴里热情地喊着：“同志们辛苦了，请喝茶！”

一位红军连长和蔼地问道：“老乡，我们有30多人，受了伤，有的患病了，需要治疗，住你家方便吗？”

“说哪里话，你们革命连家都不顾，我们腾个房子还不应该吗？”

这支30来人的红军部队就在何凤莲家住下了。为了让战士们睡得舒服些，何凤莲把晒得干干净净的稻草一捆捆地背来给战士们铺床。战士们安顿下来后，她又马上替战士们烧水洗澡。为了使战士们在山村里吃好，何凤莲特地带红军炊事员到菜园里，说：“你们想吃什么，就自己到园里摘，住在这里就是在自己家里，千万不要客气。”她年仅八岁的儿子小望春天天上山捡碎柴松枝，给红军叔叔烧水煮饭。战士们非常喜欢小望春，红军炊事员做了好吃的，也总是盛一碗给小望春吃。

几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出发这天，何凤莲和她的丈夫张东远带着小望春站在家门口，依依不舍地送别战士们。

红军走了，何凤莲一进屋，就发现方桌上红军留下的钱和一张字条，写着：“大哥、大嫂：我们在行军的路上，你们全家倾注着深情厚爱，关怀和帮助自己的子弟兵，使我们十分感动。这些钱是我们应该给你们的，请收下吧！我们一定多打胜仗，报答你们对我们的关爱。”（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根据《红军长征在汝城》资料整理）

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