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红色基因 弘扬古田会议精神
弘扬古田会议精神
古田会议会址 刘艳晖 摄
一、机构编制工作矛盾斗争是解析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条重要线索
系统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是召开古田会议的现实考量。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内容，在《给林彪的信》中概括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¹]等14个方面。从机构编制工作角度解析，也可以说是红四军党内由编制调整、军委机构设置、前委职能配置等问题引发的关于确立党的领导的原则性问题争论。
（一）编制工作方面
军队是由武器和士兵等战力因素编组而成的战斗集体。军队的编制就是该战斗集体对武器和士兵等战力因素进行组编的工作总称。科学核定和规范调整军队的编制，是军队建设的基本，关乎科学建军；由党的领导或者个人领导来决定军队的编制，是军队建设的根本，关乎政治建军。
军队枪支、人员等编制工作听命于谁——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问题，是红四军在发展初期党的突出的、精锐的问题。红四军初期下辖各师的力量情况是：第十师为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有近千支枪；第十一师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枪仅六百余支；第十二师为陈毅带领的农民起义部队，枪仅三百余支。陈毅自叹为“梭镖”师长。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枪械应当是要按照需要调动的，绝对打破无形有形的军阀主义，枪械应当平均分配到各团，不应当有私有观念，打破旧式军队的恶习”。但湖南省委及红四军前委的此类命令和贯彻措施均无法得到有效落实。这就是古田会议决议“党的组织问题”中严肃指出的“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和政策执行非常之大”问题的重要根据之一。
军队的编制听命于党的领导是在斗争中逐步推进解决的。《给林彪的信》中指出：“从红四军成立到去年[²]9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党在这个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³]，确立了“七十五支长枪一个连”等编制工作机制，“拔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都是如此的”“从汀州[⁴]到现在是第三个时期”，“一、二、三纵队的编制”“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政治部成立[⁵]，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
红四军发展的三个历史初期情况启示我们，拥有了一个军队番号，并不意味着就有了一个团结的队伍；党创建的军队，并不意味着党能指挥枪；没有党对编制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作基础保障，党甚至连枪和干部都难以调配。
（二）机构设立、职能配置以及体制机制评价标准方面
红四军发展初期党的领导的深层次问题是军委设置问题[⁶]。军委设置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是“原则问题”[⁷]，是红四军党内七大激烈争论问题的关键焦点。
军委设置问题争论的相关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军委应否设置的问题。少数人形式主义地主张“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提出苏联红军都有设置军委。毛泽东认为，红四军“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处“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因而反对设置军委。1929年2月在赣南寻乌召开罗福嶂前委会议，会上朱德、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压下分兵意见，以前委的名义，撤销红四军军委；此后既担任前委书记，又担任党代表，还兼任政治部主任。至此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和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的意见分歧，亦从毛泽东坚持据守井冈山、朱德建议出击赣南，从朱德建议分兵、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的具体行动之争，逐步升级为党对军队的具体管辖范围之争。（2）前委是否应该集中领导的问题。少数同志认为“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嘲笑般地提出“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饭吃也要党去管吗？”，主张“党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⁸]。刘安恭在1929年5月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任政治部主任后，第一次主持临时军委会议做出了“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决定。毛泽东认为，少数同志的意见“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的主张；坚持“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都能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的做法，“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例证”，“是一种进步的现象”[⁹]；反对“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的存在。（3）机构设置、职能配置等体制机制好坏的评价标准问题。少数同志提出，不设军委且前委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后，“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¹⁰]，不如湘赣边界时期“报告打得多的热闹”。毛泽东认为，少数同志的意见“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是与“共产主义者的态度”相背离的，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指出“实际弄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提出了“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的标准。
“朱毛之争”所涉及的枪与人员的编制工作问题、军委机构设置问题、前委职能配置以及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关系等体制机制及其评价标准如何统一问题，及其所折射的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能否顺利成功解决，攸关着红四军这支军队能否顺利建设和健康发展，攸关着“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否面临“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由此，解决党指挥枪的问题与解决党对机构编制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开始紧密关联、同进同退，共同关系着政权建设的方向与成效；实行党对机构编制的集中统一领导，上升为化解党内分歧的重要抓手，成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支撑。因此，红四军“朱毛之争”的首要问题的核心是关于确立和坚持党管机构编制制度与原则的问题。
中共龙岩市委编办 统筹
黄昌明 执笔
注释：
[1]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2] 朱毛红军会师于1928年4月。此处的“去年”为1928年。
[3] 指1928年9月重回井冈山边界到1929年3月14日占领长汀。
[4] 1929年3月14日。
[5] 1929年3月，开展汀州整编，取消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后改建。见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
[6] 引自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五、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
[7] [8] [9] [10] [11] 均引自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12] 引自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红古田杯”纪念古田会议95周年征文活动投稿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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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闽西日报
责任编辑：许兆山 朱庭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