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二级文物,尺寸:长13.5厘米、宽19厘米、厚0.4厘米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时任红四军领导人在古田主持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不仅对当时红军的成长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延安整风期间,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42年1月,毛泽东亲自指示:“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新华社作为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宣传主阵地,紧跟党中央的部署,编印出版了这本《古田会议决议》单行本。
《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
国家一级文物,尺寸:长13厘米、宽20厘米、厚0.5厘米
(1932年3月25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印)
古田会议纪念馆
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城汀州试院大礼堂开幕,到会代表一百多人。会议历时四天。会议先后讨论和通过了《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并选举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张鼎丞为主席。
《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内容共有九个部分:一、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决议;二、实行劳动法令决议;三、土地问题决议案;四、对军事工作决议;五、经济财政问题决议案;六、苏维埃建设问题决议案;七、福建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大会拥护全国红军通电;八、福建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大会致上海罢工工友电;九、拥护中国共产党通电。
《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对纠正肃反错误和土地革命路线的错误偏向等方面,作出了若干切合闽西斗争的决定,并在地方政权与武装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正确的主张。这对于推动闽西苏区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都起着积极的作用,标志着闽西苏区的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和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成熟。从此以后,闽西苏区进入强盛与发展的新时期。
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首次统一的全套军装
国家二级文物
古田会议纪念馆
这套简朴的军装,就是中国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军装,于1929年3月在福建长汀被设计并制作出来。上衣为中山装式,有两个上贴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军帽为八角帽,缀有布质红五角星帽徽。
为打破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1929年春,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紧密配合下,红军经过半年艰苦转战,成功开辟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当年,由于经济困难且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红四军服装各式各样、形形色色,大部分战士的服装相当破旧,急需更换补充。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为了便于行军作战和内部管理,朱德、毛泽东、陈毅等红四军主要领导人决定拿出一部分军饷,制作4000套军装。
红四军战士们穿上统一的新军装后,军容军貌焕然一新,军威大振。红军战士们在长汀县城南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了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的检阅。
“一颗红星头上戴,二面红旗领子绣。”从此,红四军战士们穿着这套军装,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
1929年7月红四军政治部编印《浪花》创刊号(第一期)
国家二级文物,尺寸:长56厘米、宽39厘米
古田会议纪念馆
这张报纸是1929年7月27日红四军政治部编印的《浪花》创刊号(第一期),也是我军最早创办的第一份铅印军报。
1929年,为配合红四军在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政治影响,红四军政治部创办《浪花》报。1929年7月27日,《浪花》创刊号(第一期)在闽西正式出版。这份军报为黑色单面铅印,四开二版,创刊号设有“发刊词”“特讯”“短评”等栏目。
《浪花》很快成为当时红四军宣传战绩、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作为现存正式出版的最早的人民军队铅印军报,它在党的新闻报刊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85年7月,这份见证我军光辉历史的《浪花》报,在福建省龙岩市漳平市双洋镇(原宁洋县城)一座土地庙的内墙上被发现。因报纸与土墙牢牢粘在一起,根据当时的条件,为保存它的原始样报,古田会议纪念馆工作人员把它与土墙一起切割下来,运回收藏。
白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
国家一级文物 每件通长20厘米通宽27.6厘米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有4件国家一级文物——1938年11月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这看似十分平常的几张手稿,却详细记录了白求恩同志的死亡过程和原因。这珍贵文物是由曾和白求恩同志一起创建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的叶青山同志之子叶军无偿捐赠的。
这四份珍贵的文物,分别是《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除《体温记录》表格是打印外,其余全部手写,连格子都是用手画的。其中《病床日志》详细描述了白求恩大夫从1938年11月1日因手术手部感染每天的症状及用药记录。《死亡诊断书》中详细记录了治疗经过,下方的“部长”一栏的签字中,署名是“叶青山”。这是一位闽西籍军医少将,长汀县河田乡人。这些珍贵文物,正是因为他的悉心保存,才得以流传至今。“医务主任林金亮”,则是上杭县才溪乡人,上校军衔。叶青山的回忆记录中这么写道:“清晨5时20分,在这安静的黎明,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勇敢、热情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的白求恩大夫,结束了他光辉的生命!”
毛泽东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939年12月1日在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上,他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陈海涵使用的马牌手枪
国家三级文物 规格:空枪重747克,全长 15厘米;枪管长12.7厘米,口径9毫米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
1930年6月,汀州整编后,陈海涵在红一军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〇一团特务连任排长时缴获了这把“马牌撸子”手枪。“马牌撸子”是因为这支手枪的握把上有一只口衔短矛、前蹄腾空的小马形象而得名,是美国著名的轻武器设计师勃朗宁的作品。这把手枪一大特色是安全性,这支枪具有三重保险——手动保险、弹匣不到位保险和握把保险。手动保险关闭时,套筒被限制,不能前后动作,自然就“保险”了;而握把保险则是握把后方的钢片,由弹簧支撑向后凸出,射击时只需紧握,用虎口将保险片挤入握把内,就可实现打开保险,通过这一设计可以实现在战斗时灵活掌握保险开关的目的。这把“马牌撸子”是世界上第一支采用击锤内置的手枪,威力相对小,高级军官拿来防身是可以的,但如果去冲锋陷阵就不行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中高级指挥员,也都将缴获的“马牌撸子”作为佩枪。
一九三六年戴镜元破译密电码用的钢笔
国家三级文物13.7厘米 通宽1.5厘米厘米规格:通长通高1.2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
被毛泽东称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的戴镜元,长征时任中革军委红星纵队第四分队党支部书记,负责电台工作,承担着通信联络和侦听敌军情报的重要任务。长征途中,他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情报保障工作,为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3月10日,戴镜元用这支钢笔在纸上圈圈画画,破译了国民党军正调兵遣将、在打鼓新场周围布下“口袋”的电报,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巧渡金沙江时,中央根据戴镜元用这支钢笔整理破译的国民党军队的调遣计划,从容指挥红军利用几条渡船胜利过金沙江。
戴镜元(1919—2008),福建省永定县岐岭乡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永定暴动,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10月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任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曹菊如在长征时期保存的两毫银币
一般文物 高*直径 :0.15*2.30厘米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
长征时,国家银行组成一个大队,编为十五大队,毛泽民行长任政治委员,曹菊如任支部书记。途中粮食很缺,他们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爬上终年白雪皑皑的雪山,走过荒芜人烟的草地,经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再越六盘山到达陕北。途中牺牲了6位银行工作人员,曹菊如和其他银行工作人员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的这两箱红军的贵重物品也安全到达。长征胜利后,中央军委为了表彰途中银行工作人员特殊的贡献,特给曹菊如和另两位运输员颁发2枚银毫作为奖励。这两枚银毫是曹菊如一生的念想,成为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