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概览
清朝维持多重复杂的大陆帝国的统治，理学和极权专制的结合使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元素更加丰富。儒家文化和基督文明在清朝的猛烈“碰撞”和“融合”下，极大冲击了清末社会的精神秩序。后有晚清理学的衰败，因此这也意示着清末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者 ｜苇畋
编辑 ｜Irene、Carol
极限的边界
古代中国精神世界的重构与超越（六）
女真人的近亲后裔——满人突破了明长城的封锁，以森林游牧民族之名入主中原，扫南明、克台湾、平准噶尔，将外蒙青海西藏新疆悉数纳入帝国领土，古代中国第一次完整地拥有了雪域-高原-草原-山地-森林-平原-沿海等地貌，数千年来因分裂、敌对、征伐、联姻、结盟而形成的国境线，从此成为了一国之内的省界。
清朝的版图面积虽不及元朝，但其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的组成元素更丰富，包容性更广。为了维持多重而复杂的大陆帝国的统治，清朝在政治上采用了更针对性的技术，汉人文官、满-蒙联盟、藏地、回部被分别安置于财政、军事、宗教、边防等专属领域，五族各归其位、各擅其事，发挥各自的组织功能和权重价值，清朝皇帝居高统领，以一人之力实现了帝国内部的政治均衡。在思想上则因袭元明传统，规定理学为官方学说，更加凸显了与集权专制的结合，又兼具弥漫性的统一精神象征、强有力的伦理道德准则及社会一般规范。
《康熙南巡图》 -第九卷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正统论叙事逻辑的儒学经历了数次转型重构，作为能被汉满蒙藏回以及各少数民族所接受的思想中介，深入到清朝世俗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国家的教育、考试，还是官僚的选拔、任用，政务的处理、解决，抑或基层资源的组织和运用，以及民间乡村的自治和维系，儒学构成整个国家的精神与社会肌理，建制化程度不断加强。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勤政治国，为官僚的有效施展政治实践提供了稳定的内政外交环境，创造了古代中国最后一抹帝国余晖。
可以说，满人建立的清朝在地域、政治、文化上第一次实现了中原汉人理想中的“大一统”世界，而儒学因其身兼政治表达和文化信仰的双重属性，则又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起了联系朝堂政治认同和民间文化认同的功能，为形成超越区域文明的纯粹抽象的广义“中国”概念提供了可能性。倘若真能如此，自唐朝以来便一直苦苦追索的“共识大一统”将极有可能成为现实，“中国”将超脱于“中华正统”的限定，在一个普遍的精神秩序下容纳和安放诸多特殊而自由的思想要素。
遗憾的是，衰败的理学无力突破极限的边界，“心学”唤起了个体对自由空间的渴望，但缺乏构建新的精神秩序之能力。思想界于是将目光投向了先贤经文，希望从古典文献中寻求在世俗中安身立命、有用务实的真意和方法。另一方面，伴随着清朝强力的文字审查和思想控制，动辄得罪的文字狱成为时刻抵在人们脖颈上的刀锋，理论的创新和阐述因此失去了被容许的政治空间，士族文人难得越礼法的雷池一步，唯有继续埋头考据前人经书，所谓“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释文字、典章制度、考证地理”，注重考据辨章、音韵训诂的“朴学”因此兴起。
朴学是在古代中国的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都已趋于成熟的阶段出现的，标志着自汉武帝以来以“内圣外王”为核心的经学义理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儒生士人们再也讲不出什么新的理论，拿不出什么新的思想，唯有告别形而上的哲学世界观转而步入形而下的现实治学之路，整理、传承、保存以及重新注释两千多年以来的经学典籍，复古崇古，延续着儒学的寿命。而当晚清的儒生士人们考古到汉代今文经学时，猛然发现先贤的经学曾经与政治如此紧密结合，如此适合清朝末年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力求在君主专制的余晖里找到重新表达新秩序、新价值观和新政治系统的理论救命稻草，借助古人的旧瓶装今人的新酒。
但清末的社会变革已是不可阻挡，沐浴了“欧风美雨”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了世界，西洋的船坚炮利、东洋的迅猛崛起更是动摇了天命正统、华夏正朔的根基，极大地冲击了民众的意识形态。朴学也好，今文经学也罢，都无法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所谓“同光中兴”也不过是最后的苟延残喘。陆地儒家文明与海洋基督文明即将迎来最为猛烈的碰撞、结合，这注定是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一次艰难困顿的转型，一段饱含着屈辱和奋进的百年风雨。当红太阳驱散了笼罩大陆的黑暗时，古代已逝，近代正去，新时代的希望又将孕育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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