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看到樊燮“控告”奏折后，勃然大怒，下令湖广总督官文展开调查，“若情况属实，就地正法”。咸丰皇帝举起“屠刀”，左宗棠成为砧板“鱼肉”，处境十分危险。结果大伙都知道，咸丰并没杀左宗棠，还给他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江南军务。不久，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那么，为何咸丰皇帝不杀了左宗棠，还给他高官呢？

“樊燮案”，可轻可重。

咸丰要杀左宗棠，是因为樊燮控告，说左宗棠是“劣质幕僚”，蓄意挑起地方官员冲突，罪不容诛。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左宗棠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职责是给领导出谋划策，而不是拍板。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能够与太平军一较高下的只有湘军。要办好湘军，就必须要确保湖南后方稳定。如此，骆秉章担任巡抚期间，对湖南进行大刀阔斧改革，触犯了许多旧官僚的利益。骆秉章清正廉洁，旧官僚抓不到把柄，只能对左宗棠下手。

樊燮，湖北恩施人，担任永州镇总兵，并署理湖南提督，是一省最高军事长官。但是，樊燮腐朽无能，体重250余斤，打仗还要坐在轿子里指挥。如此，骆秉章自然要弹劾他，左宗棠写奏折，建议皇帝废除樊燮。换句话说，樊燮控告左宗棠是劣质幕僚，是官场斗争表现，可轻可重。作为帝国皇帝，咸丰自然了解“内幕”，若不是为了打击湘军集团，他大可置之不理。

胡林翼、潘祖荫、肃顺活动。

咸丰下令湖广总督官文调查左宗棠，“情况属实，就地正法”，汉族官僚集团顿时炸开了锅。调查左宗棠是借口，咸丰目的是打击湘军集团，震慑汉族官僚，确保满蒙贵族之政治特权。如此，汉族官僚势必要联合起来，营救左宗棠，确保集团利益不受损。否则，咸丰步步紧逼，汉族势力将难有出头之日。

营救左宗棠，三位人物非常关键。其一、湖北巡抚胡林翼，他直接把左宗棠“接到”军营，武装保护起来。官文虽说是湖广总督，但打仗还得仰仗胡林翼，暂时不敢“活捉”左宗棠。其二、大才子，皇帝“知己”潘祖荫，一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让咸丰产生惜才之念。

肃顺，满洲镶蓝旗人，却非常鄙视满人，认为汉人才是拯救清朝。此时，肃顺是咸丰最信任的“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肃顺一句：“骆秉章之功劳，皆左宗棠也”。如此，咸丰犹豫了。

“江南大营”被攻破，咸丰需要湘军。

群臣求情，自然会对皇帝决策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若是咸丰铁了心要杀左宗棠，估计没人能救得了。例如，李绩是李世民“大红人”，但李世民要处死单雄信（李绩铁哥们），李绩苦苦求情，也是无可奈何。为震慑湘军集团，咸丰拿左宗棠开刀，也在常理之中。那么，为何咸丰最终不敢动手呢？

1860年初，“樊燮案”闹得沸沸扬扬，官文、樊燮一伙执意要杀左宗棠；胡林翼等湘军要员则纷纷出面求情，清朝官场分成两派，咸丰不知如何是好。此时，李秀成帮了“大忙”。1860年5月，李秀成第二次摧毁“江南大营”，八旗、绿营正规军彻底溃败，无力再战。

八旗、绿营不行，太平军又乘势东征苏常，攻占江浙广大地区，夺取清朝财税重地。此时，除了湘军，已经没人可以对付太平军了。左宗棠，与曾国藩、胡林翼等，并称湘军“三驾马车”，在湘军集团中地位显赫，咸丰不敢轻举妄动。

抗衡曾国藩，左宗棠是理想人选。

“江南大营”第二次被摧毁后，咸丰无奈之下，只好授予曾国藩实权，让他担任两江总督，并节制苏、浙、皖、赣等四省军政事务。那么，曾国藩是信得过的人吗？咸丰皇帝眼里，曾国藩从来就不是“听话”的人。英法联军侵犯京师，咸丰皇帝下令“勤王”，曾国藩没有奉召北上。李秀成东征苏常，曾国藩又拒绝带兵前往剿灭，有种抗衡中枢之势头。

考虑到湘军已经兴办8年，咸丰都没有给予曾国藩实权（担任督抚），而是让他充当“炮灰”。后来咸丰被逼无奈，才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职务。所以，咸丰不认为曾国藩会“感恩”。此时，曾国藩权势显赫，兵马众多，对清朝是个巨大威胁。

左宗棠，自诩为当代诸葛孔明，看不起反应迟钝的曾国藩，彼此关系不好。要知道，近代“曾左矛盾”人尽皆知，两人日后相互攻击，互不往来。如此，咸丰便有意识地培养左宗棠，让其与曾国藩抗衡，分化湘军势力，维护大清江山。

综上所述，咸丰皇帝扬言杀左宗棠，只是为震慑湘军集团，而并非本意。八旗、绿营正规军腐朽无能，战斗力低下，剿灭太平军之重任只能靠湘军。左宗棠，湘军“三驾马车”之一，影响力巨大，岂能轻易对其动手呢？此外，左宗棠与曾国藩关系不好，咸丰可借助其力量抗衡曾国藩，分化瓦解湘军阵营。

“樊燮案”过后，左宗棠授予四品京堂候补，襄办军务，不久就直接升任浙江巡抚，旋即升闽浙总督，与曾国藩相抗衡。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捍卫国土，立下不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