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近些年来非常火爆，崇拜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然而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却一直质疑王阳明思想，特别是他说过，他在读黄埔军校时期就觉得阳明心学逻辑自相矛盾。在那个年代，蒋介石极为推崇阳明心学，曾去求教虚云大师，虚云大师也与王阳明划清界限，指出阳明心学陷入我执的弊端。大家成天通过说蒋介石是阳明心学的忠实粉丝以此证明王阳明的伟大，本身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蒋是什么人?他推崇阳明心学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功?蒋的学问很高深吗？本来是明摆着的历史公论。却又不少人坚持“指鹿为马”，仍然宣扬王阳明思想伟大。我想是不是是流量太热，还是居心叵测，让人“匪夷所思”。所以，友友们要谅解我没办法只好继续写此类文章予以驳斥。
南怀瑾先生曾在讲课过程中这样评价王阳明：“我说他没有大彻大悟，没有见道。他参禅破了第六意识，分别心不起了；第七识影子都没摸到；第八识更谈不上。换句话说，参禅他破了初关了，什么是重关也不懂，更谈不上破末后牢关。”
南怀瑾批判王阳明道行不够倒不重要，以下三点评价才是阳明心学错误的关键：
第一，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却秘密服用丹药，最终全身溃烂而死
众所周知，王阳明只活了57岁。学界大都认为是死于肺病，然而南怀瑾先生却认为王阳明死于服食丹药。王阳明大半生都信奉道家思想，后来却要在思想层面上佛道划清界线。但私下里结交道家朋友，在发配龙场之前，就已经开始服用这些道家朋友赠予的丹药。他得了肺病之后（心理压抑的表现），为消除痛苦，王阳明只好“病急乱投医”。众说周知，丹药中大都含有“汞”和“铅”等有毒化学成分。偶尔服用或许能够“以毒攻毒”，可长期服用便会积累毒性。王阳明既然宣称“心外无物”，反对格物致知，站在道德制高点批评朱熹，批评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为何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本来得病吃药是一个正常的行为，皇帝服食丹药也很多，民间也很普遍。但在王阳明自己设置的思想困局中，成为一件要偷偷摸摸的事情，所以他的好友严嵩就认为他是一个言行表里不一的人。
第二，他的临终遗言怎么看也像发牢骚
王阳明人生中的最后一年，被朝廷派到广西剿匪。结果功劳被嘉靖帝全盘否定，理由是他不讲信用，用兵没有节制，恩威倒置，杀伐太重。当年明月认为最聪明最会玩政治的嘉靖帝，这个时期政绩最为卓著，却对王阳明给出这样的评价，令人拍案叫绝。这个评价收入《明实录》，是明代官方对王阳明的盖棺定论。《清史》对王阳明评价也不高，但处于维护统治的立场，没有全盘否定王阳明以杀戮平叛的事迹，不好理解吗?我就想不通，网络世界怀恋明朝，痛恨清朝的众多。但因为喜欢王阳明，却又不愿接受《明实录》对王阳明的记载。国人的不严谨，凭主观好恶，选边站队的潜在“心学”倾向实在太重。我只能感叹要做到客观中立，而不是“屁股指挥脑袋”实在太难。
嘉靖对自己的全盘否定，王阳明感到万念俱灰，他拖着病入膏肓的身躯返程。船行驶到江西南安大余县青龙铺码头时，王阳明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对弟子周积说：“吾去矣！”周积问老师有什么遗言，王阳明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八字遗言，成为阳明粉丝不断传播的“佳话”。
南怀瑾先生认为王阳明不可能死得如此坦然，盖因其见道未明，又疾病缠身（南老与拜访者聊天提及）。因此，这句遗言很有可能是王阳明弟子，为了彰显老师的“高大上”而伪造的。结合历史的事实看，王阳明内心承受的痛苦估计比诸葛亮气死周瑜，王朗还要痛苦。
实际上，王阳明临终遗言的确有三种版本。一者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出自《王文成公全书.年谱三》）；二者为“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出自《王阳明先生行状》）；三者为“渠能是念邪”（出自《遇丧于贵溪书哀感》）。如此，南老之疑在情理之中。
第三，“四句教”实乃大误？
王阳明的“四句教”即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然而我们看南怀瑾先生在《禅海蠡测》的原话怎么批评“四句教”的。
明儒王阳明，远绍陆象山心法，世称其已近于禅，其著名之四句教，为毕生学术思想中心，至有以之与禅宗心法并提者，实则大误。
四句教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若心之体，本无善恶，则此体为一废物。意动而忽生善恶，此善恶之来，纯出无根，而其于心体两不相关，何须为善去恶？为善去恶又与心之体有何关系？纵不为善去恶，心之体亦自无善无恶也，此其误一。
心既有体，在善恶之意未动以前，非绝无善恶，为潜伏于体中耳。此心可称之曰性善，亦可称之曰性恶，因善恶两俱潜伏。如心之体，在意未动前，是净明无过，则应准《大学》之义称之曰“至善”；否则当用《荀子》之意，称之曰“本恶”；何得言无善无恶？
无与有乃相对意义，各代表绝对之词。天下之无，何能生有，既认有心之体，而云无善无恶，于辩正名辞上，不免过失。不若以“无”易“非”之为有当矣，此其误二。
四句教中，为学得力处，只是一“知”字。“良知”得辨其善恶，是以用为善去恶工夫，返此动意之初。如返之于无，则终成一个废物，明此心性何用？最不解者，此“知”之一字，又从何处生起？“良知”若从心体自生，心体绝非无物；“良知”若从外来，于心体绝无交涉。
况此一“知”者，为是意动，为非意动？若为意动，落在善恶中矣；若非意动，“知”之一字，即为心之体，何云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此其误三。
阳明以一代儒宗，其四句教纲领，大误如此，世不之察，推为心性理学之极则，殊为识者所惜！
实际上，南老对“四句教”的疑问有点像王阳明弟子王汝中的见解：“四句教的主张恐怕不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无善无恶，意应该也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若说意有善恶，心体必定也有善恶存在。”
另一个弟子钱德洪则认为“四句教”没毛病：“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而人有习气，意念上自然有善恶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正是要去除私意，复归那无善无恶的本体。若意原无善恶，就用不着下功夫修行了。”
王阳明对此已经有过解释：“你们两个的见解都有道理，只是需要相互借鉴，不可各执一边。汝中所言，仅针对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一悟本体，则内外俱透，自然皆无善恶。而德洪之见，是接次等之人。普通人难免有习气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其在意念上为善去恶。待功夫纯熟，渣滓去尽，本体自然显现。”
其实“知善知恶是良知”，顾东桥的质疑最有道理，他指出《论语》中孔子认为“乡愿，德之大贼”，仅凭“致良知”的道德存养和意识活动，不在历史的长河中检验也很难辩明曹操，王莽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他们也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搏取他人信任。(这不是后人的上帝视角，你能想到这是《传习录》中记载顾东桥对阳明致良知主张的质疑吗？王阳明可笑的还有，他认为严嵩就是他心目中的大圣人，可是伪装得很好的严嵩，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大奸臣的事实，打脸打的不用多说了吧)。当然，至于王阳明是不是也是隐藏得很深的两面人也是有证据可以证明的，至少严嵩就认为他表里不一。
四句教是王阳明对自己的思想的系统总结，此前，为了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还编造《朱子晚年定论》，证明晚年的朱熹也认为“心外无物”，他倡导的格物致知是错的。立即遭到同时代的学者对群起攻击。王阳明无言以对，只好抛出四句教，没想到“四句教”又是漏洞百出，他的学生弄不明白，他自己也糊涂了。此后，阳明心学成了日本人，国人维新派凭着自己的判断，任意建构的维护自身立场的工具，所以阳明心学成为反叛者，自我主义的代名词。也有人西方学者认为阳明心学是主观意志论，现代存在主义的开端。其实都是后人的主观臆断。必须承认王阳明心学还是不少中国人的“脸谱化”“非善即恶”的思维方式，（但不是正宗的儒家思想），初衷也许真是好的，宣称是要挽救世道人心。他的所有心学主张源自对朱熹格物致知学说的批评，但他大为赞赏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致良知，知心合一为了“存天理去人欲”，就是成为道德圣贤。格物致知是成为道德完人的障碍。
因此，他不像一般理学家那样注重典籍的整理考据，形成了依据自己主观臆断提出观点主张，空谈道德心性的学术风格。本来这种人，满大街都是，一般也不必和他计较。偏偏王阳明是上层人物，又热衷于讲学授徒。这样他的一言一行对历史社会的影响就大为放大。围绕阳明心学五百多年的争论，好处是确实促进了思想解放，在亡国之痛的反思中不断发现阳明心学的弊端，真理会越辩越明。弊端是还是造就了太多治学不严谨，不重视科学研究，不重视知识的学习，“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造就了太多非理性热衷于社会革命的“盲动者”，反智者，自我主义者，而非理性的行动派，对社会的稳定，民族的进步造成冲击和深远的负面影响。
所以，王阳明心学纵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由于不用引经据典，追根溯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判断提出观点主张，甚至被捧为一代宗师。这种诱惑无疑在任何时候都是巨大的。只是有点好笑的是，创立者王阳明却认为是别人背离传统，他的主张才是传统圣学。当然他不会承认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反传统者，更不会想到自己成为了后世试图反传统者的精神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