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中国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刘瑾、宋子文和伍秉鉴。这六个人中,唯独伍秉鉴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
伍秉鉴的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发展壮大后,加入了广州十三行的行列。
何谓广州十三行呢?那是在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是13家,多时可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但由于其享有垄断清朝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故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十三行行商们的领头人——总商(商业会长)。
伍秉鉴是一位商业奇才,在他经营怡和行时,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他的商行在当时同外商联系最为紧密,可以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在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大约同时期的美国首富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其遗产只有2000万~3000万美元。
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仅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甚至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尽管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伍秉鉴却在西方商人的眼中享有很高的名望。当时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与伍秉鉴合作经营了一项生意,但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当时他又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故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知道此事后,并没有为难这个商人,而是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对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完,他就把借据撕了个粉碎,并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
伍秉鉴还曾经给他的美国义子约翰·福布斯(此人日后成为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50万银元,帮助他创立了旗昌洋行。类似于这样的慷慨之举,在外商中广为流传。在他们看来,伍秉鉴就是财富的化身,他的商名“浩官”也成了发财致富的同义词,连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也以冠上了“浩官号”的名称而自豪。
但像伍秉鉴这样的官商,在皇帝和百官眼中只不过是可随意盘剥的商人,朝廷和地方政府不断寻找各种借口,迫使行商们“主动报效”或“认捐”,单是从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就捐献了五百余万两白银,这还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
随后而来的鸦片战争,则一步一步将伍家拖入了深渊。1839年,林则徐来到广州,通过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手段,向西方展示了清政府销毁鸦片的决心。而唯利是图的西方商人们却由此认识到,不通过战争,就无法彻底打开清帝国的大门。(伍秉鉴(1769年-1843年),又名伍敦元,字成之、忠诚,号平湖。清末广东南海(治今广州)人。鸦片战争前的广东十三行怡和行行主。怡和行初仅向英商出售丝茶,承销外货。因贿通权要,勾结外商,嘉庆十四年(1809年)成为十三行的总商,他亦得三品顶戴,并靠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走私成巨富。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曾予以打击。)
处于夹缝中的伍秉鉴敏锐地感觉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清政府的贸易政策和西方的商业伙伴,对于伍秉鉴来说缺一不可。因此伍氏家族和其他行商们一起,希望通过斡旋来化解这次危机。经过一番折腾,伍家伤人失财、颜面扫地,但历史仍然不可逆转地发展下去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伍秉鉴惊恐万分竟至瘫倒在地。他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不满十三行垄断贸易,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的独特地位将被迫丧失。
十三行行商们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战争刚一开始,他们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纵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1841年,广州城破,清政府下令,让行商前往调停,经过讨价还价,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七天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600万元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
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戴上了“汉奸”的帽子。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也甩不掉这个帽子。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在战败赔款中,伍家又被勒缴100万元。
在鸦片战争中,伍家损失了200余万两白银,虽不至于让这位世界首富伤筋动骨,但却让他心灰意冷,“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1843年,一代富商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在伍秉鉴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碑文“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
注:
伍秉鉴的财富去哪了?
伍秉鉴的财力富可敌国,那么这些钱后来又都去了哪里呢?鸦片战争爆发后,统治者签订了很多的条约,其中都有写到割地赔款给西方列强,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呢?据记载,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下令商行出资三百万银元用以偿还债务,其中伍秉鉴一个人就出资一百万银元。而在此之前,伍秉鉴为了能够更好地发展事业,曾经花巨资向清政府购买了一个三品的官职。但是这并没有保住他的家财,因为做的是跨国的生意,所以与外国的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鸦片战争爆发后,因为这一理由,清政府多次向伍秉鉴开口要钱。
之后就更不用说了,再有钱的商号也经不起政府的这样压榨,加之做生意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所以作为封建王朝末期的富商,伍秉鉴的财富根本无法长期保持,也就是说他的财富是跟着他的人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隔年,忧愁和疾病彻底击垮了伍秉鉴,75岁的世界首富在广州撒手人寰。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中,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最终化为灰烬。伍秉鉴的后代现状也是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