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的武装力量一直都有着“人民军队”的称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军自创立开始，就明确了要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为此制定了非常严明的纪律。
如果军中有人侵犯了群众的利益，那么等待着他的将会是极为严重的后果。战争年代，有少数人就忘记过初心以身试法，最终他们都成了警示后人的案例。
像邓公在领导部队时，曾三次不顾大家求情，坚决要处置违法乱纪之人，哪怕心中再不忍，也要用血来重申组织纪律。这样的作风，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
第一次是在1938年1月，当时八路军129师驻于山西辽县（现在的左权县），队伍里有一位基层干部欺负当地的女子，别人家里把状搞到了师部。
邓公听闻消息后非常愤怒，当即把苦主和干部叫到一起，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名干部也是一时冲动，对于错误不敢隐瞒，立即承认罪行。师部研究过后，决定执行枪决。
此事传开后所有人都很惊讶，那名干部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一直以来待人处事都非常不错，大家以为处罚可能会是撤职或其他的，没想到如此严重。
那名女子的家人听说后也赶来求情，说既然错误已经铸成，枪毙也改变不了原先的苦果，不如让那人上前线打鬼子，戴罪立功。
然而邓公却严词拒绝，并且还专门召开宣判大会，当着数万人的面说出自己的理由：
“同志们，无论谁来求情、怎么求情，我们都是不能宽容这个战士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军阀队伍最大的区别，就是纪律严明，决不允许侵犯群众的利益。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才能在敌后生存。从古至今老百姓都害怕当兵的，山西过去一直在向群众灌输共产党有多可怕，我们要用行动来证明清白，而不是抹黑。
129师自出征抗日以来，纪律是好的，已经初步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但绝不能因此懈怠，那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所以，尽管有群众来求情，我们也绝不心软，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说完，部队就执行了纪律，此事让八路军的名声彻底打开，此后发展得更好更快。
第二次是在1947年10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抵达黄冈总路嘴镇，由于国民党和反动地主的妖魔化宣传及驱赶，镇上的百姓都跑光了。
这对我军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本就属于孤军深入，如果无法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那绝对难以生存。如何获取百姓的信任，是邓公急需解决的难题。
13日这天，邓公跟政治部保卫科长张之轩一起到街上视察情况，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突然邓公就变了脸色。
只见一名军人一手扛着一捆粉条，一只胳膊肘夹着布匹，手里还拿着白纸和毛笔，匆匆从一个店铺走出，掩上门飞快地走了。
早前部队里才宣布了极为严厉的约法三章：“枪击老百姓者，死刑！抢夺百姓财物者，死刑！奸污妇女者，死刑！”眼下却有人违反，邓公立即让张之轩过去看看是谁。
张之轩跑到那人身边后愣住了，对方名叫赵桂良，是直属警卫团四连的副连长，跟野战军司令部的刘邓等首长都很熟，该如何处理？
张之轩自己拿不到主意，就先把赵桂良关禁闭，然后将情况上报。邓公、刘帅、张际春、李达等领导商议过后，认为越是身边的人，越要严肃处理，这样才能服众。
赵桂良在队伍里其实一直非常出色，否则也无法给首长当警卫，那他为何要这么做呢？张之轩想搞清楚这个问题，特意去了趟禁闭室。
结果他刚到门口，一名小战士就冲了过来，哭着要替副连长去死。通过小战士的描述，张之轩才明白事情的缘由。
原来赵桂良拿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件是为自己的。那块布，是赵桂良见小战士被冻得生了病，心疼之下就想买来做件衣裳；纸和笔是准备给连队出板报用；
那粉条，是赵桂良发现刘伯承最近消瘦，他听说刘司令员爱吃粉条，正好店里也有，就拿了一捆。本来他是带着钱去的，可店里没人，他就想拿走应急，到时再来付款。
张之轩把这些事情汇报上去，邓公听后沉默了良久，半晌过后还是坚定道：要处决一个好同志，我也非常心痛，但是法纪如山，谁也不能以身试法！
这天下午，公判大会在镇上举行，参谋长李达宣读处决命令后，店铺老板连忙阻止，他懊悔自己不该跑到山里，东西也不值几个钱，希望能给赵桂良一个机会。
然而这个情也没能求得下来，邓公仍说：事虽不大，但军纪如山，动摇不得！纪律不是豆腐渣，不能一碰就碎！不能让人们说我们是虚张声势，他已经触犯了纪律，一定要执行。
这件事后，越来越多的百姓回来生活，他们回到家，发现物品基本都原封不动，先前国民党那些虚假宣传，不攻自破，刘邓大军的群众基础就逐渐打牢了。
而部队上下也从心里意识到纪律的重要性，此后一直遵守谨记，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
第三次是在1949年1月，前面两件事都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而这次却不同，是在淮海战役后，不过这也更能体现我军始终牢记遵守纪律这一点。
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许多战士将压抑在心里的情绪发出，造成的影响不太好。邓公在发给中央的《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初步总结报告》里就提及：
“歼灭敌人后，十五日夜及十六日整日，战场极为混乱，抢缴武器、汽车、大炮，乱放枪炮的现象，极为严重，为以往历次作战所未有。
我们高级指挥机关，未作预防处置，实为主要原因。但也暴露各部存在着极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应引起最大警惕，予以克服。”
随后中野政治部编写《人民军队要做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迅速下发到各作战单位手里。没想到的是，如此三令五申，仍是出了问题。
一位名叫王道士的老红军，时任中野6纵16旅46团下的侦察排长，他资历老，但是脾气大、爱打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职务撤了升，升了扯，到最后都只是排长。
淮海战役后审问俘虏时，他手下有一名战士，偷偷顺走了国民党军官的一块手表被发现了。
新来的连指导员吴永安是个年轻人，眼里容不得沙子，因此将这名战士狠狠批评一顿后并处罚关禁闭。
有错就罚，这本来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但王道士此人极为护短，他找到吴永安求情，说批评后就可以了，不要关禁闭。吴永安坚持己见，被王道士记恨在心。
当时大军在休整，王道士就每天蹲在禁闭室外，有一天连队比较忙，通讯员中午忘记把饭送过来，被关的战士就饿了一顿。
王道士顿时感觉找到了机会，立即跑去质问吴永安：解放军里有没有饿罪？这个说法吴永安闻所未闻，不知王道士什么意思，只能回答没有。
结果王道士立即爆粗口：X的，既然没饿罪，那你为什么让我的战士饿上大半天？骂完他还上前抓住吴永安的领口然后直接扇了两巴掌。
做完这一切后王道士丝毫没有感觉半分不妥，回到排里后大肆宣扬，副排长听后连连称赞打得好，还说自己也要去打。于是他们二人再次返回连部对吴永安进行殴打。
如此公然违纪，瞬间引起轩然大波，本来就有屡犯错误的历史问题，眼下又撞在了枪口上，纵队党委上报到野战军司令部后，邓公不理别人的求情，批复：同意死刑。
这三颗人头，一颗是立足生存，一颗是壮大发展，一颗是胜利后的警示。
邓公的做法，就是在不断重申，人民军队为人民这一宗旨，任何人不得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