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敦煌市博物馆普查队在一片被叫“吊吊水”的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遗址，当时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没多久这里遭遇了盗窃，于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90年到1992年期间对它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30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出土了7万多件文物，其中包含3.5万枚汉简，内容涵盖了帝王的诏书律令、使节的往来书信、驿站的工作档案、人畜的食材消耗情况、百姓的生活记录等等。文物的数字之众、内容之广举世震惊。
图源酒泉文旅｜悬泉置遗址
汉简上的“悬泉置”三字也透露了这片遗址的名字，它曾是汉唐两朝河西走廊上重要的驿站，是西汉敦煌郡在丝绸之路上设置的九个驿站之一，也是丝绸之路八十多个驿站中唯一一个被考古发现的遗址。
但“悬泉置”这个地方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关于它最早的记载是出自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和敦煌遗书，如果只凭史籍上的只言片语，也许我们只会知道这里是古代的邮驿站。
好在随着大量汉简的现世，这片遗址的身世和过往也逐渐清晰。悬泉置的日常工作是搞接待任务和传递消息。但凡有人落脚，悬泉置就需要提供吃、住、行一条龙服务，根据来往宾客的身份等级提供不同标准的服务。
在古代，不管是王公贵族、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如果要往来西域和内地都要经过此处，所以悬泉置在接待月氏、乌孙等西域各国政要时就充当了大汉国宾馆和菜鸟驿站的角色。
遗址里留下了详尽的简牍，它不仅揭开了大汉帝国经丝绸之路传递军情、接待国宾的秘密，更堪称丝绸之路和汉代邮驿系统的重大发现，甚至可以说更新了中国考古纪录。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汉简里不仅有宏大的历史，也有普通人鸡毛蒜皮的日常，有戍边将士的屯戍劳作，也有普通百姓的往来书信。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简牍里记载的又何尝不是一个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这一次，就让我们通过5个2000年前的悬泉置汉简，一窥历史的柔软瞬间。
1990年，悬泉置出土了一份专门记录“吃鸡”的简牍——《元康四年正月尽十二月鸡出入簿》。一名叫“时”的厨师长记载了悬泉置在元康四年招待过往官员而消耗的鸡的数量。
《元康四年正月尽十二月鸡出入簿》
出鸡一双，以食长史君，一食，东。
出鸡一双，以食使者王君所将客，留宿，再食，东。
出鸡二双，以食大司农卒史田卿，往来四食，东。
出鸡一双，以食丞相史范卿，往来再食，东。
出鸡二双，以食长史君，往来四食，西。
出鸡一枚，以食太医万秋，一食，东。
出鸡一双，以食刺史，从事吏一人，凡二人，一食，东。
出鸡一双，以食大司农卒史冯卿，往来再食，东。
出鸡一枚，以食使者王君，一食，东。
……
最凡鸡四十四双。正月尽十二月丁卯所受县鸡二十八双一枚，正月尽十二月丁卯置买鸡十五双一枚，直钱千二百一十五，唯廷给。
一份看似不起眼的、琐碎的简牍，其实写的不仅仅是驿站的食物消耗，还包含了五个重要的历史信息。
第一，鸡的消耗量。简牍详细记载了悬泉置一年间用于宴请官员的鸡的数量，有出帐也有入账，这一数字反映了悬泉置作为汉代驿站的繁忙程度，也间接说明了当时官员往来的频繁以及驿站的重要性。
第二，鸡的价格。简牍中提到了汉代河西地区鸡的价格。这一信息对于了解古代的经济状况、物价水平以及货币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揭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成本和生活水平。
第三，政府报销。简牍中提及所有用于宴请官员的鸡钱都由政府报销。这一细节反映了当时政府对于悬泉置的支持和维护，同时也显示了政府对于官员待遇的重视和汉王朝的经济实力。
第四，驿站的作用。悬泉置作为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驿站，它不仅提供了官员们的住宿和饮食，还成为了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在茫茫大漠戈壁上有酒有肉、能歇脚能娱乐，悬泉置的存在极大地促进了河西地区乃至整个丝绸之路上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第五，社会物价水平。通过吃鸡简牍，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当时社会的物价水平。这为研究古代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数据，有助于学者们更准确地复原和解读古代社会的经济面貌。
这份吃鸡简牍不仅是简单的记录，它更是一扇窗口，让生动地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画面，让我们得以窥视古代社会的生活细节和经济状况。
我们之前说过，往来西域的官员都要途经悬泉置，其中长罗侯常惠算得上这里的常客。常惠是大汉帝国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年轻时曾跟苏武一同出使匈奴，他与我们之前讲过的和亲公主刘解忧也有过好几次鼎力合作。
解忧公主在乌苏有难时上书向大汉求救，汉王朝就是派的常惠出使乌苏了解情况，这才有了后来汉乌合击匈奴的战事。因此长罗侯常惠，是大汉与乌孙交往、经营西域的关键人物。
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一份《长罗侯过悬泉置费用簿》，这份简牍由18枚木简组成，每简长23.0厘米，宽0.8厘米。
《过长罗侯费用簿》
悬泉置元康5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薄（簿）。
县掾延年过。
入羊五，其二羔，三大羊，以过长罗侯军长吏具。
入鞠三石，受县。
出鞠三石，以治酒之釀。
入鱼十枚，受县。
入豉一石五斗，受县。
今豉三斗。
出鸡十双一枚，以过长罗侯军长史二人，军侯丞八人、司马丞二人、
凡十二人。其九人再食，三人一食。
出牛肉百八十斤，以过长罗侯军长史人，斥侯五十人，凡七十二人。
……
它记录了汉宣帝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常惠出使乌孙时，悬泉置的啬夫弘倾其所有，精心招待长罗侯部属384人，为出征将士提供了丰盛的肴馔，牛羊鸡鱼酒等等应有尽有，并详尽地记录了招待事项及费用。
这份汉简不仅让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饮食习惯和物质条件，还为研究悬泉置的功能和经费物品收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更为研究西汉王朝的西域政治、特别是与乌孙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
1990年悬泉置遗址正挖掘地如火如荼时，出土了一枚特殊的汉简。这是枚胡杨木材质的汉简，虽然有缺损和墨污，但是笔记浑厚、依然清晰可读，全文共一行半55个字，言简意赅，用端端正正的隶书写着：
“敢言之 写移效谷书 曰 敦煌安国里女子邯陵 自言夫安故为悬泉置啬夫 持私案 三铜鐤 一釜 三华于 二十大杯 十小杯 七十二酒樽 一合大”
简文开头的“敢言之”是汉代同级、下级之间文书开头用语，“写移效谷书”的意思是效谷县来的文书收到。故事发生在西汉公元前24年—前6年间，全文的叙述者是敦煌县安国里一个叫“邯陵”的女子。
她说她的丈夫“安”是悬泉置的啬夫，他以权谋私，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有铜鼎三只， 釜一只，华于（盂）三个，大杯二十只，小杯十只，酒樽七十二只，满满一大盒。
邯陵鼓足勇气主动报告，想退还物品并替丈夫认罪悔过。
一则大公无私的木简，让我们不经思考，一个小小的啬夫，为什么会去贪污谋私呢？
我们说过悬泉置的主要职能是接待官员使者、传递朝廷和各级官府的公文。啬夫，是悬泉置内设机构的官吏名，分管驿置内的接待、饮食、饲养、财务、农田管理等等事务，职位低却事务繁多，因此有许多持私的机会和便利。
啬夫安被物欲迷了心窍，顶风作案，但是其妻邯陵却正直无私、通晓事理。时过境迁，但是再读这枚汉简，我们依旧会对这个2000年前的敦煌女子肃然起敬。
从悬泉置遗址里出土的3.5万余枚汉简里，有一根长19厘米、宽2厘米的木牍，即使左侧部分破损、下部缺失，但尤其珍贵，它就是——『悬泉里程简』。
这份里程简记载了河西走廊地区，从武威郡仓松到酒泉郡渊泉的14个地名的距离和里程间距：
“倉松去鸾鳥六十五里”
“鸾鳥去小張掖六十里”
“小張掖去姑臧六十七里”
“姑臧去顯美七十五里”
“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
“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
……
汉代的大小驿站，也有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等机制，从而在整个大汉帝国形成一个完整的邮驿交通、信息传递网络，对巩固大汉朝王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枚“里程简表”专门标出了附近道路的具体情况，便于计算远距离的距离，保证文书能快速送达。
我国迄今为止只发现了两枚记载汉代驿传邮置之间里程的木简。另一枚是出土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遗址的『居延里程简』，其记载了从长安到张掖郡20个驿站的详细信息。
两枚里程简“接力”后勾勒出了汉代丝绸之路东段、长安至敦煌的具体线路走向和沿线地区的重要节点，对于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东段的交通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汉代的“快递”想从长安到敦煌，要经过多少个驿站”？有了这两枚里程简，我们才能知道答案。
在悬泉置遗址里曾经发现了一面长245厘米、宽60厘米，共计101行的题书，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四时月令诏条》。
它是由当时秉政的王莽在元始五年上呈，以临朝太皇太后的名义颁布。五十条条例按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排列，涵盖了保护林木、动物、水土、建筑等各方面内容，许多“环保条例”至今仍适用，比如——
禁伐。
“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春夏两季是树木万物生长的季节，不得随意砍伐，只有到了八月草木零落后才能适当伐木。
禁渔。
“四寸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
反对竭泽而渔，过小的鱼苗禁止捕捞，所能捕捞鱼的标准长度，都要在在汉制四寸（即9.24厘米）以上。
禁杀幼小动物。
“谓禽兽六畜怀妊有胎者也，尽十二月常禁……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
诏令规定正月至十二月，都不能杀害怀胎动物，对幼小动物，也要加以爱护。
除了强调对自然资源要“取之有道”，《四时月令诏条》还指导人们根据时令生产生活：春夏要及时修筑水利设施，保证水道畅通、农业灌溉；秋季要及时修筑屋室、改善房屋条件、储藏粮食。
悬泉置题壁而书的“汉代环保法”，能让途经驿站的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从而达到警醒的作用，目的在于让人们的生产生活遵循自然时节。
在河西走廊起起伏伏的历史长河中，“敦煌”是史书中不断闪现的一个名字。这座西域门户为大汉帝国经营河西地区提供了衣食住行的基础物资保障，其中的悬泉置作为大汉的国宾馆和菜鸟驿站，也留下了无数丝路开拓和兴盛的痕迹。
这些简牍上一横一竖、一撇一捺，寥寥数字写尽这里的危机与荣耀，也向今人传递出丰满的历史细节，成为历史的宝藏。
责任编辑 | 吴丰萍
编辑 | 年超君 张奕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