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羽著《茶经》而他首开“茶艺“ | 古今人物志

作者：倪泳

播讲：徐涛

初唐及以前流行煮茶法，即用茶叶加上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熬煮成羹汤来饮用。陆羽进行了改良，在煎茶时不再加入各种佐料，只以少许盐调和汤味，并把“煮之百沸”精减为“煎之三沸”，逐渐形成了唐代煎茶道。煎茶道除了强调茶自身的风味外，也更讲究技巧，于是茶艺表演开始出现了。

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局部）中描绘的唐人煎茶法

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中记述了广德二年（764）分别发生在临淮和江南的两次茶艺表演，常伯熊不仅比陆羽技高一筹，而且他对陆羽的著作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润色。“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地方政府设置的专门接待过境官员或传递官府文书及军事情报使者的处所），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据康熙《泗州通志》记载：“常伯熊，临淮人，因陆羽论茶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新唐书》中也有相同记载。

清康熙十二年《泗州通志》中关于常伯熊的记载

从《封氏闻见记》中“楚人陆鸿渐为《茶论》”的记载可知，陆羽写作《茶经》之前写过《茶论》，常伯熊对《茶论》“广润色之”，即对《茶论》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润色，被陆羽所接受，最后定稿为《茶经》。

河北唐县出土的陆羽瓷像 

陆羽兴趣广泛，才情极高，但他喜爱如闲云野鹤般浪迹山野，品茶鉴水。他性情浪漫，喜欢率性而为，因此从性格上来说，不适合规范性要求很高的茶艺表演。陆羽在自传中毫不隐讳地称自己“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不仅相貌丑陋，还有口吃的毛病，在外貌条件和语言表达能力上存在先天的不足，种种因素导致他与常伯熊在茶艺表演上水平悬殊。陆羽虽然不擅长茶艺表演，但他胸襟开阔，能够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用毕生精力著成《茶经》，对中国茶文化作出极大的贡献，这是无人可与之相比的。

对照《茶经》可以看出，常伯熊对选茗、置具、择水、炙茶、煎茶、奉茶、品茶等许多涉及茶艺表演环节进行了广泛的修改润色，赋予饮茶活动浓厚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保留实用性的同时，极大地增强了观赏性。

茶具

如《茶经》“六之饮”中对表演仪式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意思是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就煮三碗分饮；客人七位，就煮五碗分饮，所缺两碗以“隽永”补；若六人以下，可不必管碗数，只按照缺一人计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乃至三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酌分碗数。

这里确立了唐代煎茶道的行茶规矩，要求严格遵照细致规范的流程进行，既保证每个人所饮的茶汤味道鲜醇，又可使整个行茶过程充满和睦友好和相互尊敬的气氛，也符合中国社会崇尚儒家“礼法”的要求。

手绘仿煎茶的步骤流程，原图出自台北故宫博物院

“六之饮”中说：“操艰搅遽，非煮也。”称煮茶时如果操作不熟练，动作急慌凌乱，就算不上会煮茶。这和常伯熊对茶艺表演的要求完全一致，应该是他修改《茶论》时特别强调的用语，陆羽在实践中深有体会，极为赞同，于是原文照录。

陆羽烹茶图

《茶经》“十之图”要求用洁白的绢纸抄写《茶经》内容，通过对表演者和参与者所处文化环境的渲染，增强了茶艺表演的感染力。有学者认为，“图”显然不属“论”，《茶论》中应该没有，这一章是根据常伯熊的意见后加上去的。 

隋炀帝开建大运河后，对于沟通南北，促进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隋代大运河分为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和江南运河。通济渠也称汴河，其东段起自板渚，引黄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

唐初社会动荡，经济疲惫，百废待兴，唐高祖李渊(566—635)颁布禁酒诏令；唐代宗时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实行榷酒制度（即国家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实行专卖，不允许私人从事与酒有关的行业）。酒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不易得，促使人们以饮茶代替饮酒，饮茶风气由南方向北方传播。到了唐中期，北方饮茶成为很平常的事。

中唐以后，唐政府越来越倚重江淮漕运，汴河及汴河入淮口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长安四年（704），在汴河入淮口成立临淮县。开元二十三年（735）又将泗州州治由宿预县（今江苏宿迁）移到临淮县以东。临淮县成为泗州的附郭县（即县治与州治置于同城）。

泗州（临淮）及盱眙占据汴、淮要冲，成为重要的漕运节点，临淮成为茶叶由南向北运输的必经之地。《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了当年从江淮向北方运茶的盛况：“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位于黄河下游沿岸的邹县、齐州、沧州、棣州，乃至京邑一带城市有许多茶铺售茶，茶叶都来自江淮，即是经汴河运来的。运茶车船相继不断，茶叶堆积如山，品种丰富。

泗州（临淮）模型图

结合《封氏闻见记》及《唐会要》等史料记载来看，广德二年，常伯熊在临淮县馆表演茶艺时是地方官吏，后来担任监察御史。常伯熊职务的变化应与李季卿有关。宝应元年（762）唐代宗李豫即位，次年安史之乱平定。《旧唐书》载，广德二年，李季卿“奉使河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滞，进用忠廉，时人称之。”由此可知，李季卿“宣慰”河南江淮时负有考察地方官吏及推荐贤士的任务。传评“季卿有宇量，性识博达，善与人交，襟怀豁如，其在朝以进贤为务，士以此多之。”

李季卿在临淮观看常伯熊的茶艺表演后非常欣赏，通过交流又对其人品和学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便举荐他担任监察御史，成为自己的下属，17年后，即建中二年（781），常伯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担任“入蕃使判官”出使吐蕃。

当时唐与吐蕃多次交战，常伯熊长途跋涉来到寒冷的青藏高原，肩负重大的外交使命，承担着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在紧张谈判之余，他经常在住所烹茶放松心情。唐代李肇所撰《唐国史补》中有这样的记载：“常鲁公(即常伯熊)使西蕃（即吐蕃），烹茶帐中，赞普（唐代吐蕃君长的称谓）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 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 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 常伯熊认为饮茶不仅可以解渴，还可除去心中的烦闷，从此以后，“涤烦子”便成为茶的代称。

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常伯熊一直名声不显，少为人知，主要是因为在古代品茶乃“小技”，茶学属不入正统的“杂学”，不为人重视。陆羽生前以“词艺卓异”而闻名，死后才逐渐以茶名传世，被尊为“茶圣”。《新唐书》将陆羽归于“隐逸列传”中，清代《泗州通志》和《泗州志》将常伯熊列在“方技”中，对他在茶道艺术上的成就介绍也非常简单。因此，常伯熊虽然精通茶道，但他只将茶作为“涤烦去尘”之物，没有将其作为人生追求的重要事业。

另外，常伯熊由于官员的身份和工作性质等因素，无法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著述茶书上，他更多的是隐身于幕后，在中华茶文化，特别是茶艺表演上进行了许多研究探索，成为中华茶艺表演的创始者。又对陆羽作品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改，将自己对茶道艺术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茶经》中也蕴含着常伯熊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