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哀生灵幽幽国殇，昭昭前事朝朝勿忘。”往昔的中国，历经磨难重重，在屈辱中饮泣吞声，在打压中步履蹒跚。百年近代史，是一部外交的屈辱史，更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百年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十九世纪的炮火声中，山河破碎风飘絮，“乱”世浮沉雨打萍。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先后在列强逼迫下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落后的中国已然无力抵抗西方的坚船利炮。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清政府被昔日之臣属国——日本打败。日本撕下过往臣服于“天朝上国”的面具，贪婪地向中国伸出掠夺的手，列强见状不甘落后，瓜分中国的狂潮就此掀起……
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缺衣少食，没有尊严，没有希望。而清政府也无所作为，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一面“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面维护着自己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两难之局。“落后，只能挨打。”那一声声炮响，打开的不只是国门，更是中国人屈辱外交的大门。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生；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过程，每一步都记录着国家对外交往的重大变迁。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成为了中央政府处理国际事务的核心机构。洋务运动期间，为了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清廷不得不做出改变，先后设立了北洋大臣与南洋大臣，这两个职位犹如两只瘦弱的手臂，试图在风雨飘摇中支撑起国家对外交往的重担。一次次的妥协与让步，都是国家尊严的流失。清末新政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地位凌驾于传统六部之上的外务部。与此同时，地方交涉司的设立也强化中央对地方对外事务的掌控力，实现上下一统的外交格局。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封建帝制走向了终结，新生的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王宠惠先生出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他所领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巩固了民国外交的基础，也为后续的外交近代化之路铺设基石。近代中国的外交变革，不仅是机构设置上的调整，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求生存、在变革中求发展的坚韧精神，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个变革领域的生动写照。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翻开中国近代外交史，篇篇屈辱，页页血泪。哪一次对外谈判不是丧权辱国，哪一部条约签署不是割地赔款？每当读到这段历史，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忍不住内心的愤懑。值得庆幸的是，这期间还有几位值得称颂的外交家，在强权逼迫面前，敢于挺起胸膛胸脯，勇敢说“不”。
“坚挺脊梁，捍卫国土。”1919年，顾维钧临危受命，前往巴黎和会。“君不见长风卧壑困风霜，时来屹立扶明堂。”为了争取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顾维钧挺直脊梁，据理力争：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他的滔滔雄辩虽引起了阵阵掌声，却没有改变旧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西方列强还是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给了日本。在使尽浑身解数也枉然后，顾维钧断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面对西方霸权肆意践踏弱国主权，他用一声“不”，震撼了整个世界。
历史之痛，不因时光冲刷从记忆中消逝；历史之殇，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在经历了“弱国无外交”的悲叹后，当今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综合国力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事业不断发展，和平外交，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如日方升；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摒弃零和博弈，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稳步推进。回望来时路，我们历经风雨洗礼，展望未来，和平外交的曙光已从这片东方的大地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