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 : 新时代大学生如何立志、读书、调研？

上图为曹锦清教授与刘炳辉老师合影

下图曹锦清教授与读书会师生在梁家墩合影

原来有一个政策的报告，题目是“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这一路上，我在考虑到底讲些什么？你们刘（炳辉）老师跟我说，在场的多是大一大二的同学，就讲讲怎么调研、读书吧。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发难了，需要当下准备，原来那个现成的报告好像离当下的场景有点远。还是按照你们老师的要求，谈谈调研当中我的一些体会，供大家参考。

谈三个问题吧。时间我打算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以内，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提些问题，讨论讨论。我今年七十三岁了，跟大家有代沟，差多少呢？有半个多世纪了吧。新一代年轻的学子们所忧所虑、所思所想，可能和我们这一代人之间会有差距，所以留更多的时间和大家简单地沟通一下吧，提些问题，谈谈思考。最好你们的问题把我问倒了，那我就高兴了，这样反而促进我的学习。让我回去努力学习，跟上年轻的一代。

立志、读书、调研，这三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讲人的“志向”问题。这是自古以来儒家无论家训，无论老师教育学生，都把立志放在第一位。《大学》一书开头就两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代的立志要做圣贤，要以德为中心，当然和现代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现在以专业为主线。大家立志要立个方向，这一点是古今未变。后面的话就特别重要，立志的重要性在哪里？人生有限，光阴不能虚度。所以你必须比较早地树立人生的目标。有限的一生，你想干点啥才有意义？活得有意义。这个问题叫做意义问题、价值观问题和人生观的问题，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当代社会转型时代，观念多元时代，个人可以获得充分选择自由时代，这个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因为多选择的自由，就有可能意味着乱选择和无选择，人生漂浮在各种不同的选择当中，贻误了青春。所以“立志”就是立人生方向，我一生打算干嘛？这是当下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终身的问题。年老如我73岁了，实际上还在问这些问题，我退下来干什么？怎么安度晚年？怎么可以死而瞑目？这是我要搞懂的问题。这是立志，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男人，《大学》里面有回答说道：“知止而后能定” 。这个太重要了。你方向明确了以后，就等于心安定下来了，目标也明确了。对个人这样、家庭这样、企业这样、村庄这样，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呢？定目标，所以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是目标决定权、目标控制权。现在我们确定两个百年伟大复兴，最大目标，给全国人民定位，给所有的企业定位，给所有的个体定位。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在这里选你的目标，所以“知止”。当然具体的目标有N个，按照个人的偏好来选择。古人说是有一个目标，就是“止于至善”。而善的核心无非是忠孝两个字。家讲孝，国讲忠。唐和唐以前是以孝为主，所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宋和宋以后，以忠为主，所以叫忠孝，忠孝不能两全。宋代就给了回答了，就岳飞的回答，丈夫守孝，而服从忠，这个观点一直贯穿到近代，始终不变，这叫家国情怀。

古人的目标以德为主，修身为主。所以大学讲从天子到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心之不修，身之不修，家何以齐？国何以治？天下何以安？这是古人讲的。而现代人忘了修身，接受了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那一套东西，而忘了责任。古人讲修身以责任为本，以克己复礼为本，一切古今中外的道德皆以克己，牺牲服从为要，而不是以权利为本，以自由为本。我想要我要的，那么谁给你啊？所以你必须要承担责任，而后有权利，权利和职能不能偏废。古代偏重于责任，现在西方过度强调于权利，当代青年必须考虑权利和责任的平衡问题。没有这个平衡，我们一个学校、一个家庭、一个班级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将来，一个单位，一个村庄如何协调？将来你们的婚姻，最难协调的无非是最亲密的关系——夫妻关系，而后是父子关系。因为最密集的接触，也就是摩擦系数最高的地方，你家都能够稳定下来，而几十年不裂不变，白头偕老，相互对对方承担责任，这样的人格当然可以治国。你齐家都能够齐了，那国不能治吗？这是古人的想法。那现在当然还是偏重智力教育，职业社会，人们的地位是按职业地位的高低而划分不同的社会阶层。职业地位大概有报酬地位，所以我们按职业和收入来重新发动社会的阶层。所以有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这是阶层，不是等级。因为这些阶层都按照你个人的能力、偏好、努力、选择，而可以从低向高攀升。而大学明德，高考的公正公平就是为了让贫寒子弟们通过这个渠道能够上升到高、中等收入阶层，获得相应的职位和报酬。社会有流动性，所以古今有差异。但是要立目标，每个人越早定越好，不要浑浑噩噩，不要随波逐流。定好你自己的方向，定了以后一般不要变，沿着目标，向前推进。这样你的每一秒钟，每一分钟的时间就赋予了意义，你的每一种活动都赋予了意义。所以他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立志。

十年前我有一个朋友到我家里来谈，他说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国家都要同时问三个问题。

第一，你到底要什么？这是一个为你而专设的问题，别人替代不了。你到底要什么？对于年轻人来讲，一个职业、一个婚姻当然是头等大事，这两点事定了。那么人生一般也就安了。尤其五四运动以后讲婚姻自由，过去包办婚姻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黑格尔也讲过：“有一份有意义的职业，有一个和谐的家庭，人生在世复何求哉？”他是德国的一位哲学家，和我们儒家的回答好像也差不多。所以中西差异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所以第一个就要想明白你到底要什么？必须自己回答，因为你自由了。个人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是一份沉重的人生责任。自由不是一个好玩的东西，是一种责任，就是你要对你的全部选择及其成败，承担全部责任。所以要问你到底要什么，要明确。

第二，你能要什么？年轻人志向可以高远一点，但这个志向高远不能成为自大的借口。但是你到适当的时候，必须要问你能要的和你的能力，和这个时代提供的机遇有关。成功总是努力加机遇，你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为了解决这个痛苦的矛盾，古人就是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为了这个安慰，就是输了，说我努力过了，可以了。这就证明结果不是你能够完全把握的。所以你要不断地问你能要什么？第一个是我选择一座高山爬，比如选择喜马拉雅山，能不能登顶那不一定，我想我选择喜马拉雅山爬，我可能爬不到8848米，我可能爬到三千米、四千米，没有能力再爬了。但我回过头来望一望那几个小土丘，要比他高出不知几米，我已经接近自己的能力了，我死而瞑目了，我一生过得值得。所以第二问题要问你能要什么？

第三，你准备放弃什么？放弃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你选择了A，放弃了B。B也是很好的选择，但是你要放弃，对不对？在恋爱方面，你说我不放弃，我这个也爱，那个也爱，然后为自己惹到婚姻的麻烦，甚至惹上杀身之祸。这个男性的性嫉妒，他会形成一种暴力，女孩子们可要注意了，所以要定，定下来就好了。在这段时间，你不动，万一发现这个目标有问题，当然也可以改目标，但你不能同时有几个目标，人生精力有限。一个村庄的发展也是一样，目标定下来了就不能乱改。所以中央讲一茬接着一茬干，而我们换了一茬干部，就换了一茬方案，那还不是把一个地方治得一塌糊涂。大量成本投下去了，没有收获，又换了一个方案，那怎么行？目标定下来，除非已经判明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那么不是放弃所有目标，要重新定目标。所以概括为我开头讲的立志的三句话，还得用那个领导的方法来概括。和大学的意思也一样。问你一生要做一生的事情，人生的目标要制定，这叫长期的目标，再为这个长期目标设定终极目标，再设定近期目标。有了目标，人生就有了希望，就有了方向，就有了动能，就有了那种不会随风飘移的，漂浮零散的孤立和孤独感。有了目标，才能抗衡人生的风险。抗挫折能力就增强，对自己活动的意义感增加。而现在大学生生长在优渥的环境里面，独生子女甚多，家长的所有财富积累都向子女倾斜，他就没有经历过所谓穷苦的那种挫折，所以抗压能力就比较弱。现在各个大学每年都有由于一点鸡毛蒜皮的挫折而引起自杀的事件，这样的概率风险不断提高，令人痛心。年纪轻轻的，包括本科的，硕士的、博士的，现在蔓及年轻的教师。太痛心了，我亲眼看到的就一个，十楼跳下去，我在七楼上课，一声响，有人跳楼了，我一看下去了。他把自己毁了，他把自己毁了，他把这个家庭毁了，独生子女把家族毁了。这个家庭是靠子女撑起来的，是父母的全部希望，极端的自私，缺乏抗压能力。究其缘由，缺乏目标、人生的目标，没有意义感，没有意义感的人生很容易被挫折所摧毁。年轻的一代切记要早立人生目标，这是第一个问题。

回去读点《大学》吧。尤其那几句话我是一直铭记在心的，“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是成才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要条件，因为成功还需要有各种机遇，这个机遇不是你个人所能把握的。儒家把不是你个人能把握的那种状况用一个字概括，古人叫“命”，叫天命。对天命，儒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倒是一个反儒家的道家庄子给出了定义。什么叫天？高深莫测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认命是一种重要的人生哲学，遇到挫折怨天尤人，解决不了问题。碰到了就碰到了，接受它，然后无怨无悔，继续你的奋斗历程。这第一个。

第二讲讲读书吧。据说你们这里大一、大二的同学居多。如果你高中没有完成人生的定位，那么大学四年必须完成，是人生的最后阶段。这个四年要完成定位，不能拖到研究生、博士生，所以你活着到底是为了干了什么？这个定位定好以后，然后你知所学，所以大学它是有专业的，分专业。专业社会现代大学虽然讲德、智、体，后来又加了美和劳。核心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个智和体就特别重要。在座的进入了大学，已经把眼睛给做坏了。那么多人带着厚厚的眼镜，这个是有点问题的。我一生很庆幸，读书但没有把眼睛读坏。当然现在有点老花眼，这个是年老的缘故，没有把身体读坏，更没有把脑子读残，我最怕的就把脑子读残。自以为有知识而其实无知识。

所以读书我主要是讲专业，目标确定以后，大学就有一个专业问题。当然，到了研究生、博士生，专业定向也就完成。理工科的专业人员分化是一个必不可免的事情，也波及到文科，文科也模仿理工科进行专业分化。在知识高度积累的时代，知识的分化、专业化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专业化就没有职业化，这是现代职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然而对于文科来讲，过多的专业化带来了片面化，而使得我们通过专业来审视这个复杂的、变动的社会成为不可能。这是我们现在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困难，高校的改革到底以专为主还是以博为主？在90年代，我们华东理工大学已经探索了大学一二年级是以基础教育为主，二三年级再选专业。后来复旦现在还这样的，一二年级是以博为主，三四年级可能再选专业，它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整个文科的分化日益精细。

比如按照西方的第一级分类，按照科学标准分类，第一类叫自然科学，这是一级分类。而后叫社会科学，再就是不能用Sciene方法来处理的那一类人类经验叫人文学科，这都是一级分类。二级分类在自然科学里，我们过去讲，分为数理化天地生，数学里面分了，化学里又分，物理学里面还分，物理学里面有力学、电学等等。力学里面还要分，日益细分。文科里面也分，凡是用Sciene方法处理的那一类都归入到社会科学，又据说这种应用Sciene方法来处理的叫经济现象，所以叫做经济学。所以经济学现在最牛，被我们比作经济帝国主义，用经济的现象解释一切人类现象，甚至于解释各种婚姻现象，就把婚姻现象也解释成为投入产出关系，买卖交易关系。把人类最神圣的领域也有按照这种市场里边的加以解释，我们能够接受吗？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有人接受，有人暗中接受了而嘴巴上不接受，诸位怎么考虑的那是你们年轻一代的事情，对不对？至少在学术领域、情感领域、权力领域，我们不允许市场的货币关系大规模入侵，侵入到我们的权力领域是腐败，侵入到我们的婚姻爱情领域叫堕落，侵入到我们的学术领域就是腐败加堕落。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

在座都学社会学科是不是？我前面讲清楚了没有？这个分类大概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分类，和德法的分类不一样，德国知识的分类没有这样严格，一般英美的高校，大类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能用科学方法处理的那类人类经验就是Arts，翻译成人文学科，诸如历史学、宗教、哲学、艺术等等。那类是和人类情感相关联的，那类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定量处理的。记住，能够用科学处理的是经济学。我们现在看经济学那些著作就等于看数学差不多，有各种图表、曲线和预测。前不久在北京开会碰到几个经济学家，我是嘲笑了他们一通。我说所谓现代经济学家和古代的巫师有什么两样？古代的巫师用龟甲来占卜，占卜里面也有曲线，按照这个曲线走向来判断凶吉，你不是用图表吓唬别人吗？2008年的危机，西方有那么多经济学智库都没有一个预察到，没有告诉我们会出现那么大的危机。所以英国女王跑到英国的智库里问这么大的事件，你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叫做“女王之问”。把全球的经济学家和智库弄得羞愧难当，所以现在经济学家比过去要谦虚得多了，都说我们估计怎么样，而且还有说未来是吃不准的，我们搞不清楚，诸如此类的。

总而言之，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社会研究领域一方面必须专业化，而且这个专业也和将来的某些职业对口，凡是大学里不能找到这一对口的文科专业，就业都相当困难，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专业化带来的弊端甚多，所以就决定了我们第一种读书，专业化地读书如何来读？

第一，当然是读专业类的“史”。把你这个专业，无论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等，把这个领域最著名的“史”拿来读。读史，社会学史、经济思想史。如果你搞人文学科的就一堆史，什么史？财政史、税收史、行政管理史，读一本经典的“史”，这是第一步。通过这个“史”你知道，你这个学科的渊源、理论积累以及矗立在这个学科上的几个山峰、几个经典的人物和经典的著作。你知道了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基本理论、他们对后世的影响，理论演变的来龙去脉，好的史书会告诉你的。这是第一，读史，读专业史。

第二，读专业的经典著作。因为专业史就是人头史，就是一个个人物的介绍、还有他的著作。比如社会学肯定就有三个人头，也就是三个“大家”，古典社会学，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就把那些重要的对整个这个学说具有理论奠基意义和发展意义的那些人物的著作称之为经典，所以第二步是读经典。这个经典要反复读，所谓“经典”是被时间顽强冲刷而保存下来的山峰，矗立在云端的山峰，引领这个学科的学生沿着这个山峰攀登，而不畏劳苦的人才能到达那个山峰，而后获得对时代当中这个专业领域的经验进行思考的前提。是不是句子有点长？听明白没有？没有听明白的摇摇头，要不要重复？经典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被时间像硝酸一样腐蚀。像我就知道自己的位置，我的著作随着我的死亡大概就死亡了，甚至于我没有死亡但那个著作也被遗忘了。一本书就领个风骚两三年，没了，有的人还能够读我20年的书我已经欣喜若狂了，就是说它成不了经典。我们是未来成为经典人物的铺路石，他们如果通过我的著作而建立起一座未来的丰碑，那我就非常有幸了，因为在他的著作里面可能会提到某某时代，某某一个名叫曹锦清的人写过某某书，这本书对我有一点价值，那我就很欣慰了。

所以经典是那些思想家们的东西，我们带着崇敬的心（去读），在历史上那些经典、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都是不朽的，他们是地上的神。什么叫神？就是不朽的意思。什么叫不朽？在历史上几次三番死去还会活来，听懂了没有？他在怨恨中死去，他在感激中活过来。看看我们的孔夫子不就是这样的命运吗？五次受到诋毁，在诋毁中他死了吗？不，复活了，因为他受到诋毁，他活着呢。如果他真的死去了，你何必把他遗忘了，何必要诋毁他呢？他顽强地活着，故诋毁他。是不是？文革再来一次批判，批林批孔，90年代以后尤其本世纪以后，尤其十八大以后，孔子又带着迷人的笑脸向我们走来，进入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这代人进行对话。我们再看《论语》又特别亲切，是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看，它永久的魅力。“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也快乐，是不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以（面对）经典，我们要崇敬古代诗人，要焚香沐浴而读五经。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崇敬心理了，但对专业领域、为专业奠定理论基础的那些经典著作要读，要仔细读。

除了专业的书以外，和专业相关领域的书也要读。譬如你现在读社会学的，如果你不懂经济学怎么懂社会？你不懂法学怎么懂社会？所以必须还要知道一点经济学，知道一些法学，作为辅助的学科。怎么读？也这样读，读经济思想史，而后读重点的经典著作；读法学思想史，而后读法学的经典著作。明白没有？这类读法，我把它叫做系统性地积累专业知识。系统性地积累，这是大学本科应该完成的任务，而不应该是研究生完成的任务。系统地阅读，循序渐进地阅读，读必须做笔记，这个阅读方法是我学习列宁的，看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的第一章讲列宁是如何读书的，我在30几年前读这本书的，对我非常有感触，然后我就遵照了他的读法来读书。

第一种做法是要系统性地读，要循序渐进地读，要做读书笔记地读。不做读书笔记等于不读。这样就会系统地积累起知识来。在古代把这种读书方法叫做“我注六经”，就是系统地读，这是一种读法，大学本科必须要有这个专业知识。如果你对这个专业知识没有兴趣，大一是不是能够换专业？各个高校是不一样的，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你既然选择这个专业，要热爱它，培养起兴趣。然后有激情、有动力去这样读书，这是第一种读法，我讲明白了没有？大四必须完成这个问题，在本专业完成。然后你考研就明确了，在这个专业里面选择一个口子深挖、打井、做任务，然后再拓宽基础领域，都按照这个方向积累知识。这样你每次做笔记，笔记的方法可以向列宁学习，如果这本书是你的，时间有限，就直接把笔记做在书里，叫“眉批”。如果你有很多感想要写，周围的天地都不够，夹张纸上去，写好某年某月读。因为你三年以后再重读，看看你当时写得怎么样？聪明还是愚蠢，如果说“那么愚蠢”说明你进步了，你批判以前的那种想法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最后你再看，这本书因为是高峰，我们在攀登。马克思自己讲过，“只有沿着陡峭的山峰攀登而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他指的是《资本论》的第一章非常难读，他怕读者因为难读就放下了，所以序言告诫读者要沿着陡峭的山峰攀登而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叫储备性的系统性阅读，你要理解别人的东西，这是第一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是带着问题读。林彪有一句话叫做，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他讲学毛泽东思想，（今天）不能因人废言。这话我觉得是一个真理，是带着问题学。带着问题读，就是你要把你的问题、思维，通过阅读而读进去再拎出来，这也是尼采的读书方法，他反复讲这种读进去再读出来，反之你没有读进去，你什么也读不出来。古人把这种做法叫做“六经注我”，此话是南宋的陆九渊（陆象山）讲的，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是相对应的一个派别，王阳明是明中叶的，陆象山是心学的开创者。我几十年前看过陆象山的全集，全忘了，就记住两句话，我献给诸位。第一句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张”。就是自己要有主张，带着自己的主张、自己的问题意识来读。他又讲到底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读书方法。我的意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读书方法不要对立起来，这话渊源于《六祖坛经》。慧能的《坛经》大家看看，慧能《坛经》后面和弟子的答话里有一段话讲到读书的。有一个弟子叫法达，名字我记不准了，来拜会六祖，说我读了几十年的《法华经》，一直迷惑，悟不透。慧能说，哪些问题？他说我不识字，你给我把《法华经》念一遍，念了一半他说停。他说很简单，你为什么会读了几十年没有读透？你被《法华经》绕得头头转。是法华转你，而不是你转法华。慧能自称不识字，是否不识字我不知道，我猜是应该识字的。

其实他是第一个有胆量摆脱印度翻译过来的庞大经卷的压迫，而从这种无数文字的纠缠里面摆脱出来，而独立自由地解释佛教经典，是把佛教彻底中国化的第一人。慧能故世以后百年的大唐就到柳宗元那个时代，天下谈佛教就是讲禅宗的。所以唐宋讲佛就是讲禅，讲禅就是南禅，南禅就是坛经。这样一个人物（了不起），我们在四五个世纪里匍匐在印度传过来的佛教面前，精神不得自由，崇洋媚外得不得了。因为中国人的思维简约而朴实，印度的思维想象力极高。充分的想象力，地域的想象力有十八层，天有三十三层，时间短到刹那，像这个词还是梵语，现在我们这个词还用梵语，刹那间，“刹”那是梵文的音译，我们现在还有。长叫一劫，这个“劫”是梵语，一劫有几亿年。这两个时间单位，短如刹那、长如劫都是佛教。我们的时间单位很朴素，昼夜、四季、一年，周而复始，如此而已。

所以当时圣人讲，孔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以圣人只考虑六合之内的事情。所谓“六合”，上下左右前后尔，就是我们感官所及的世界。这个现世是我们考虑的，死后的世界他不考虑。要是问死后有没有灵魂，他就骂回去了，你活着就活好了。“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也讲祭祖有祭拜。你假定祖先还在，灵魂还在。那孔子回答很巧妙，祭神如神在，“如”字，“如”神在。那不祭呢，他老先生没说呀，我代他回答就不在了。所以对于鬼神一般来讲，不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关注我们的现实，修身、齐家、治国，这个才是当务之急。印度人把这些全部抛弃了，就考虑来世的问题，六合之外的事情，所以唯独印度有发达的宗教文化而没有历史的记录。印度人写史就苦恼了，都是外国人访问留下的一些踪迹，按照这些踪迹来写印度的历史，这个我扯有点远了。

讲两种的读书方法，要讲的还有很多。比慧能大概再早一点的玄奘，玄奘是一个博学家，是个伟大的翻译家，是一个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因为他写了《大唐西域记》，印度人就凭这个来写那一段历史的。然后这个人在印度佛教佛学的重要方面，他从来没有摆脱过奴性，他一直认为已经翻译到中国来的那些佛经充满着矛盾，一定有问题，真经一定还在印度，所以不远万里到印度去取经，结果取来的最复杂，最繁琐的那个法叫唯识宗。取回来了，太复杂了，传到二传传不下去了。谁耐他的烦啊？所以中国人，第一思维方式务实，第二表达方式简约。

你看看西方人表达方式也有问题，一写就是几十万字上百万字，而且称之为理论系统。我就特别反感。我们做论文都要套个西方的理论的东西，我说什么叫理论，你给我搞搞清楚好不好？搞一套系统几十万字。当然马克思也未能免俗。这个《资本论》写个几百万字上千万字，干嘛呢？他的女儿问他，写那么长干嘛呢？他说该死的德国人，他们认为不写那么长了就认为不是著作，所以他写那么长，结果一辈子都没有写完。他出了第一卷，那是1867年出的第一卷，二卷、三卷、后来第四卷都是他的战友恩格斯代他写的，第四卷应该还没有完，还委托其他人再写，他没有写完，留下了大量的残稿。而且这个字就是老婆认识，还有恩格斯认识，别人也都不认识，因为他毕竟是德国人，黑格尔写的书一套一套的，看不下去，是一套一套的，我们一看就头晕。怎么那么庞大的体系，你看马克思一套一套的，列宁也是一本一本的。而毛泽东最长的著作多少字？不到五万。到我们邓小平更好，就这一点讲话，但它意义重大，它为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奠定了方向性的基础。所以思维方式是有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读书，两种的读书方式，一个是我并不排斥“我注六经”，因为你要把六经搞清楚，是不是系统性的积累，但更重要的是“六经注我”，为我做注，那就牛了。那些书都是你的奴隶，马克思讲过这样的话。

前面讲我对经典要崇敬。第二句话就是说他们也都是你的工具，以你为主。慧能之所以厉害，佛不在印度，这个极乐世界也不在印度，西方也不在西方世界。佛在心中，我就是佛。明心见性，立地成佛。所以慧能在三传、四传以后，那就完全对外在的佛（不在意了），佛经可以拿来擦屎，当然这个也有点……佛像可以烧掉。呵祖骂佛，到这个程度，你到处去求佛，佛祖就在这里啊，你骑驴找驴啊，干嘛呢？要建立起中国人的自信。古代是我们对外来佛教的自信，现在我们要建立起对100多年来西方传入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一种自信。真理在你的心中，在中国的当下，在你的调查研究当中，而不在书里。书是一种工具，帮助你理解中国当下经验的工具。这两句话多重要，对立而统一。我讲清楚了没有？（众人鼓掌）掌声就不要了，我讲清楚了你们就点头，没讲清楚你们就摇头，我再解释下。

第二带着时代关注的问题，带着你专业关注的问题来解决，总而言之带着问题来做。我们这个时代，近代以来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前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那是李鸿章的感慨。现在我们又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结果是引发了我们面对着晚清的五战五败，积贫积弱。我们传统的武库，无论是物质武库还是思想武库，都不足以应对来自工业化的海上国家的入侵。我这个定语词你要搞清楚，来自海上工业化国家的入侵，我们三千年头一遭碰到。以前碰到的是北方游牧部落的问题，如五胡乱华时期，北魏在那里建国，鲜卑人建国，又如晚唐五代，其他人建立的北方（政权）。经过元，后来是清，那是完全蒙古问题。大清是满族建立的。所以北方游牧部落在军事上入主中原，但在制度和文化上概无例外地被华夏的文化吸纳。所以军事的失败从来没有摧毁我们华夏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近代以来西方坚船利炮背后有它的科学，有它的强大的制造业，后来发现还有据说是更优秀的政体，还有更优秀的文化，只是我们没有遇到过的。所以我们的物质武库长矛大刀打不过坚船利炮是自然的，我读近代史每一页都特别沉重，翻不下去。当时也就不明白一个道理，怎么几万人打不过几千人，后来阅读原始材料才明白了。古代的打仗是面对面的，即使你射箭，也是面对面的在射。百步把人射死就不容易了，听懂没有？总而言之打仗是面对面的打仗，他们哪里想到十公里以外，巨大的炮声响起，尸横遍野，敌人都没有见到一个，它引起的恐惧和震慑，那是溃败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进入到热兵器时代了，冷兵器不足以对抗。当然思想武库里面也缺乏对抗，所以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魏源在《海国图志》里面第一次提到要向西方学习。而后洋务运动失败，又说西方的富强是在制度方面的，需要有政体的改革，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新制度了，推翻帝制之后又有两次帝制复辟。陈独秀说，肯定背后还有更好的西方的东西没有进来，是文化的原因，包括鲁迅一代人说国民性要改造。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情况，那一个时代是“病急乱投医”，不能说他们错，因为急。所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问题的发问方式是西方何以富强？我们何以贫弱？发问的方式决定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回应方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整个民族国家的发问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何以也行，西方也不过如此，是你们这一代人要回答的问题。

发问方式的改变，引起了整个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所以近代百年，我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西方何以强大？我们何以贫弱？我们何以在尽快的时间赶上去？后面一步一步地追肯定不行，所以什么要发明出来？要迎头赶上，“大跃进”，现在我们还用“弯道超车”“大跨度”“超常规”，都展现了我们这个民族虽然贫弱，但要急于赶上的那种心态，近代所有的学说都是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何以贫弱？西方何以富强？我们何以快速地赶上？这些问题预示了我们把学术的重点放在来检讨我们民族何以贫弱的原因，是不是专制、腐败？还是做在科举，八股把人才搞掉了。然后说文字不行，象形文字写诗可以，做科学论文不可以，所以说我没有科学思维，就是那个字（导致的）。激进的要废除汉字，是不是这意思？从日本也开始废，之后越南废，然后就是朝鲜废。越南废得很彻底，用罗马字来拼了，然后朝鲜也废了，日本废了一半废不动了，就搞成日本字现在这个样子，还有2000多个汉字，还有2000多个汉字片假名搭起来。我们差点废掉，我们用拼音体来取代，结果现在还停留在拼音，它是辅助的呀，它没有成为一种正式文字，原因是我们的汉字结构的同音字太多了，现在韩国已经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同音字太多了呀。

总而言之，过去我们问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行？就等于你的成绩在班级里面考来考去就考了后几名，那么要问为什么我的孩子怎么老这么差，要检查呀。这个小子调皮，不用功。然后就开始用功了，但成绩还不好；方法不对，再找老师辅导学习方法；方法也对了，还不好，那么倒霉，基因不好了（众人笑），他老爸老妈基因不好了，到了基因就完蛋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黄种人本身出问题了。所以日本人就拒绝自己称为黄种人，而我们倒比较愉快地接受自己是黄种人。黄种人是西方给我们的分类，不是我们天生就是黄种人。在耶稣教晚明传到中国，利玛窦在1582年来到了澳门，他先后到过肇庆、南昌、南京，后来终于到北京去了。1610年死在北京，葬在北京。到北京去看看他的墓，他是东西方交流的第一大人物。他与明末上海的徐光启合译并出版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几何”这个词沿用至今。他们的报道里都讲中国是白人，没有说是黄种人。什么时候欧洲人把中国人视为黄种人呢？时间比较确切，1750年前后。因为欧洲人已经打遍了全球，黑的他分出来了、黑白，然后又分出来，他分了几个人种都分出来了，但是黄种人呢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到1800年前后就明确了。就欧洲中心主义的确立，欧洲中心主义在1750年到1800年之间，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的中心主义就确定。

我们的黑格尔的著作里面，包括马克思主义里面都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这个时候按人种来排了，白人第一，那么我们原来排了第二，后来就排了第三，总而言之变成黄种人了。这个消息传到我们国内，大家看看果然我们都是黄种人，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尚白的，我们的黑是晒黑的，“黎明百姓”的“黎”是黑，因为是劳动者。闺女坐在家里面一般来讲皮肤是白的，我们喜欢白皮肤的。而且你原来强调是（欧洲）南方的，意大利、法国、还有西班牙为主的，他们的皮肤绝对不比我们白多少！你现在看看就知道，他的皮肤就白了？意大利你又白什么白？（众人笑）就是德国俄罗斯那北边那些白了，白的有点可怕（众人笑），失血的白。然后我们就欣然接受就是黄种人了。很简单，因为黄在中国的颜色里面是尊贵的，黄河、黄土、黄（皇）帝。黄在日本那里是贬义词，所以长期不接受他是黄种人。1904到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这件事情，被认为是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那个时候黄种人才有点自信，在之前日本人也没有自信，从西方引进了很多白种人来改良日本种族，也到了这个地步，配对、换血。我们也差一点，所以当西方告诉我们的华夏民族也从西方来的，当时我们也很兴奋。包括章太炎这样大的学者也认为“华夏西来”说，你看看，一个民族悲剧到如此的地步。在西方列强的重压下，还有后来大量的学说进入下，我们抬不起头来。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建党百年小康社会建成了；我们建国百年，我们进入到第三阶段要强起来了。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可以正面和美国完全对等地对打了，至少在国际舆论上面，我们不再忍让委屈了。阿拉斯加会谈上，第一次啊。我们外交部长一直是不错的，原来周恩来是外交部长，后来陈毅做，后来是乔冠华做，都是不错的。这次他说的这个话，我就突然对他刮目相看。他说，你们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来跟我讲，我们不吃你那一套。而且你讲人权、民主，我们要解释了，我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我们给定的解释，联合多个国家接受。什么叫人权？发展权是第一要点。疫情当中抗疫，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你的那些个人权吹什么吹呢？而且把自由吹到天上去。所以我们对那些话语，对那些被全球接受的那些价值观，我们接受，我们重新注释，是我注人权，我注发展，我注民主，我来注释他，明白没有？你那个瓶子我要的，你那个酒不喝，我换我自己酒可不可以？黄酒就比你所谓什么酒好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有没有这个道理？

这叫做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这个时代来临了，你们要承担责任。走慧能的道路，走毛泽东的道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你们要走社会科学中国化，我们不是排斥，而是把中国化化为自己的东西。当然要以你为主，以中国为主，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建立起我们的学说自信，要从问题出发。你们那一代要完成，我们这一代给你们做点铺路。尤其要读文科的，尤其是读要读硕士、读博士，如果我们不能在硕士、博士的头脑里面产生出这样的人物，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失败，我们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这是个问题，这也叫立志。发问的方式变化了，我们要给出我们的理解和解释，要对西方输入的理论给予中国化的定义，就是说中国几十年发展的经验，用这个经验来重新创作西方理论。

中国有好故事，但是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太弱，这个领导人反复讲了几次。我说我们民族务实、善干、善做，就是不善于说。印度人和西方人善说，一套一套几十万字，但是印度人不做，西方也做，但没有像我们这样善干，努力地做，从基础开始做起来。但是我们确实也要从实践提高到理论的高度，百年的“西学东鉴”已经接近尾声了，消化吸收的过程逐步完成了。

你们一旦要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过程，所谓创新，就是我们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这个经验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你有十四亿人口，将农业国搞为工业国。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史无前例。第一批工业国家，英国他们，也不过几百万人。第二批工业国家也不过几千万人。第三部分战后的，那就一亿人，因为日本就一亿人。美国1900年前后也是一亿，刚刚突破一亿多。我们是十亿多。我们一建国就六亿。这样企业的国家进入到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基本基础，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我们制造业的技术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今后十年、二十年完成高端技术的进步替代。意味着什么？中国和西方关系发生什么？这与你们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我们国内会发生什么变化？产业调整。这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负面效应。它引动了整个城乡关系的变动，也引动了与低端技术相结合的劳动者。如何让低端（产业）淘汰以后，劳动者怎么能通过培训而进入到中高端技术，这是大问题啊。总而言之，巨大的技术变动，必然会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动。分配格局的变动，会引起整个社会关系的变动。社会关系的变动，会或迟或早会引起观念和心态的变动，心态的变动是最缓慢的。所以技术变动比较快，技术变动引起的社会变动而引发的心理变动，这个过程带来了巨大的迷茫、焦虑和不适应，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如何使整个的发展，高质量的发展，如何又保持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的大问题。研究，必须要从问题出发。

第三个问题，我来讲一下调研。在一个平稳的、不大变动的社会里，古人的话是对的，叫做“秀才不出门，了知天下事”。因为不变动和稳定，爷爷传授经验给爸爸，爸爸传授经验给儿子，道理是差不多的。所以孙子的生活场景与爸爸、爷爷的相似，因此古人积累的知识可以不出门就了知天下事。而变动的时期不这样。在社会快速变动的时期，出现的新经验、新问题，我们通过旧有的思路是回答不了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直接的调研就是阅读变动社会的重要方法。把调查研究放在认识社会的方法论的至高点的第一位，是毛泽东同志。他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且在这里得出结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熟读马列，却不懂中国国情的，像王明之流，没有发言权，要给我闭嘴。一直到毛泽东1939年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40年写《新民主主义论》。这两论一出，王明闭嘴了，所以可以开展延安整风。王明对经典的熟悉程度远超过毛泽东，他可以背出很多的著作。某个观点，某篇文章某一页，他就是个书呆子，博学而无知的人太可怕。博学，却无知，这是对现实的无知啊。在中国革命里，怎么革命他不知道。他老搬苏联那一套东西，老以苏联为中心。你是中国人，应为中国人民而革命。你的立场应该是中国的立场。所以王明是博学了，却无知。因此毛泽东把调查研究放在很高很高的位置，就像毛泽东把游击战放在战略高度来认识一样。那么正题来了，由游击战开展的辅助战役，阵地战为主。你把游击战抬高到战略的高度，那是毛泽东。一个弱小的军队要和强大的军队打，而且能够打胜仗。那只有集中力量来打阵地战。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那肯定是这样的。日本人进来你怎么好正面直接打？那只能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调查研究原来是这样，是作为认识世界的做法。第一条，在变动的世界里，调查研究是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第二条，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马列主义也是西方的，在这两个条件下面，我们强调本国经验的优先地位，再强调调查研究的优先地位。因为所有社会科学都是西方过来的，包括学科分类，全是西方的。因为他率先工业化，率先积累了和工业社会适应的知识能力。你不可能自己从头再来一遍。当然学和不学不一样，所以必须要师夷长技才能制夷。这个长技到后来包括整个教育体系，包括知识分类。所以必须要学。整个知识系统之中，自然科学问题不大，因为它是以地球为中心的，不是说你美国做了十年到中国来就不一样，它有普适性。社会科学一定和它产生的国家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离开了它的历史文化，而通过翻译，移植到另一个领土来，一定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我讲两条，西方翻译过来成为我们学界主流的那些东西，必须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在变动的社会，就是新的经验，找新的经验就是具有突出的意义。就认识变动社会调研有突出的意义。有你这两条，调查研究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根本性的方法和意义了。

调查要点面结合。你调查的点是这一个，在这一个案里面何以是典型？非典型的个案无意义，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非典型的个案研究无意义!个案的研究是使个案成为典型,因为典型才具有一般意义。所以何为典型？即具有一般意义的个案。那么通过对具有一般意义的个案研究,这是个案调查的意义。要使这个能够成为现实，点和面结合就是比较研究，所以比较研究是必须的。否则你何以调查这个村，典型具有复制意义。没有复制意义的，都不叫典型。复制意义可以有普遍的复制意义，也可以是同类状况的复制意义，可以分类型去研究的，我不展开了。总而言之，个案研究当中的典型分类。所有的文学，都是个案。《红楼梦》是个案，《阿Q正传》是个案，《孔乙己》是个案。那为什么文学作品能获得那么多读者的共鸣呢？因为它典型。阿Q是典型，鲁迅通过阿Q这一个案的丰富反映了普遍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所以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读出了我的阿Q的东西，所以会引起共鸣。文学是创作的，调查是不能创作的，它以真实的材料为主。调查一定要带着问题。去调查前你一定要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调查？为什么而调查？是调查什么的关键？要目标明确，设计好主题。为什么调查？而不是怎么样调查，而不是到何处去调查。这些问题都要解决的。这样使调研上升到自觉的高度。这叫做点面结合。第二，就是理论和经验的结合，意识和当下的结合。研究一个村，你看到这样的东西。景物、多少人、房子、土地、经济结构、有多少人打工，还有社会结构怎么样。这些都可以调查出来。还有一套方法，就是放在历史的过程里面来，要把当下放在过程里面来了解。把当下的个体放在全局的面上来了解，也要把当下的个案放在某种理论的预期里面来了解。或者三维审视。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讲，感觉来的东西我们未必能够理解它。坐在那里听课，我感觉坐在那里写东西呢？但我对周围不理解。那么不理解我就对你不能下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理性判断要和你长期地接触，把你的个案放在你的历史成长里去理解，放到你的家庭里去理解，放到你的同学圈里面去理解。我花一年时间，我可以下判断。这也是将来你们谈恋爱的经验呀。一见钟情肯定是胡扯的，情来得那么快，消失得也那么快。因为他看到另外一个也会一见钟情。这种激情不能成为婚姻的基础。把他放到他的成长史里面，放到他的同学圈里面，放到他的家庭关系里面理解。对父母他比较孝顺，并且有一个稳定的朋友圈，那么这个性格是稳定的，交往是稳定的，这个人将来交的男朋友、女朋友将来也是稳定的。这要经过调研才知道。所以感觉来的东西，不能深切地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真切地感知它，上升为理性认知了。

关于调查研究，毛泽东有许多相关的书。有一本书叫做《毛泽东与调查研究》，这本书可以去看一看。还有《毛选》第四卷文章可以去读一读。1942年他写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里面讲的具体情况调研方法可以参考。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要在调研当中不断地积累常识。有一次我带学生去一个村里面调研，有一个博士生的问题问得我们无地自容，这个问题蠢不可及，显示出博士生缺乏常识，所以中国教育要积累常识。你们如果在调研中无知，农民是不会怪你们的。一定要多问。一亩地大概是多少？地有什么分类？土地种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时候种的？什么时候收获的？产量如何？后来又如何？成本投入如何？产出如何？这些都要积累起来。一个点状的知识建立起来以后，那你到第二个点调查，就变成知识了，问的问题就更准确了，愚蠢的问题就可以消失了。总而言之，要积累常识，对周边的问题都问个为什么，积累起来，不要太实用主义。总而言之，要对周围生活敏锐，有感觉，有兴趣，有情操，提高自己生活质量。一个人如果对外界冷漠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要多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样通过调研不断地积累起的知识有时候比书上的知识重要。实际的经验，自己履历的经验，经历过的它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理解书本知识、间接知识的一个重要管道，没有这个管道，无法理解。所以个人的阅历、履历、感知能力、常识知识，是阅读书本知识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个人修养，因为你对每一个新增事物都有兴趣。你把这类激情保持终身，是生活质量的提升，对世界不冷漠。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自杀。所以通过调研，我们可以向一切学习，一切的经验积累起来，在将来说不定都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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