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外文化交流史，诸多海外汉学家如同一条条纽带，连通中外文化，并将古今中外交织成网，缀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之花，尤其在让世界各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真正读懂中国方面有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译典籍，让世界认识中国。典籍记录并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其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译介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题中之义。典籍外译最早溯至16世纪，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作为“中学西传”的核心议题，其内容涉及文化类和科技类，其文本包括汉语典籍及少数民族文献。当对外译书目进行统计时会发现，汉学家一直是中国典籍外译的主力，从最早的来华西人如利玛窦、罗明坚等到近现代专业汉学家儒莲、卫礼贤等，他们或节译或全译，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译成多种西方语言，西译的典籍为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提供养料，并为西人认识中国奠定文本基础。
相较于中国译者，海外汉学家的译介行为属于典籍翻译中的“译入”，凭借着对目的国语言、文化及读者特征的了解，他们的文本选择、译介策略及出版形式较少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较大程度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传播效率和影响范围。汉学家的“译入”与中国本土学者的“译出”，好比中国典籍译介的一对翅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需要在坚持文化自觉和本土立场的前提下，将本土的“译出”与汉学家的“译入”密切结合，并在语种、选材、出版、传播等方面相互配合，才可实现中国典籍外译的“一体两翼”协同发展。
授汉语，向世界讲述中国。王国维曾提到“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汉语书写中国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对于汉学家来说，汉语更是讲述中国的重要工具。为了学习和教授汉语，他们或编纂词典或研究语法或撰写教材。他们不仅通过理论和实践在形、音、义等方面发现汉语的新特质，还是中国方言、谚语、俗语的记录者和使用者，他们“由古至今，从文到语”的汉语观拓宽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汉语本体研究的范畴。
另外，海外汉学从研究汉语汉字开始，并通过教授汉语汉字进行身份界定和代际建设。从法兰西学院到各个国家的汉学系、东亚研究中心、中国研究所等，汉语课程的设立和讲授是其发展的基础和重点。当代汉学家多是一方面投身中国文化研究，一方面致力汉语教学，并在推动汉语的学科化、本土化和社会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和意大利已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制定了汉语教学大纲及教材，促进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化建设，同时还就课程设置、师资培训、教学模式的本土化进行探索，这背后离不开本国汉学家如白乐桑、马西尼的支持和努力。再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为例，他曾在哥德堡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汉语，并面向公众出版汉语入门书籍《中国语与中国文》。该著作以不同语种再版多次，打破了汉学的专业壁垒，推动了汉语的国际化进程，为普通民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开辟了更多的空间。
总的来说，汉学家们将对汉语的学习和研究落脚在汉语讲授中，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也是培养青年汉学家、促进汉学蓬勃发展的关键。
研学术，让世界读懂中国。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常被视为“他山之石”，不仅在异域垒石成山，展现中华巍峨之貌，还能以石琢玉，助力本土学者反思、拓展传统的学术边界。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虽浮光掠影，却凭借对中国地理及物质的记录进一步打破了欧洲自希罗多德时期对中国的“赛里斯”想象。之后旅华的商贾、使节和游人则开始结合实地经历和书籍信息为欧洲描绘了更为翔实且具体的中国形象，像加斯帕·达·克路士的《中国志》便是欧洲学者撰写、叙述中国的案头必备。
17至18世纪被荷兰汉学家许理和称为“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这一时期，在经历了之前简单零散的记录和描述阶段后，早期的汉学家开始在真正意义上研究中国，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科学艺术等，中国知识也由此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成为欧洲社会思想及政治制度重构过程中常常借鉴的“中国之镜”。19世纪专业汉学兴起，汉学家对中国知识的生产及研究则过渡到学院派模式，主要特点是补充研究资料、创新研究方法及转换研究视角，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中国知识全球化内涵就此体现，本土学者也借此“异域之眼”，丰富并滋养了中国学术的研究体系和范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汉学家在进行汉学研究时，或多或少会受到文化差异及文化隔膜的影响，进而不可避免产生一些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主观判断和研究结论。这便要求中国学者在同汉学家对话时，拥有鉴别能力、坚持扬弃态度，这也正是国内开展海外汉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即真正实现中国学术与海外汉学研究的良性互动，通过互鉴推动文明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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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4年11月8日第8版
本期编辑：翟月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