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在疫情肆虐的背后，一场看似毫无关注度的跨国房产买卖在泰国清迈悄然展开。
彼时，知名作家野夫向他的众多文人朋友发出了一封意味深长的私函，以"方舟计划"之名，邀约他们前往清迈购置别墅。
这封私函堪称现代版的"出埃及记"，在"末法时代"的危机感召下，野夫以"救世主"的姿态，许诺要为"至爱亲朋"打造一处理想家园。
几年过去，这个披着乌托邦外衣的房地产项目碎满一地。一群自诩为现代社会启蒙者的知识精英，在这场交易中暴露出惊人的前现代性思维。从项目发起、运作到危机处理的全过程，处处可见赤裸裸的"去法律化"表征。
这仿佛一面照妖镜，映照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性时的深层困境。
一、野夫的系统性"去法律化"表现
1. 项目筹划阶段：情怀当道
野夫是这样开启他的"救赎"大业的。作为一个深谙文字魅力的作家，他的购房私函堪称文学性房产广告的巅峰之作。
"这是怎样一个急剧恶化的时代"、"我们真的救不了众生，唯有努力完成对至爱亲朋的召唤"、"在不远的远方，预制一艘方舟，显得确有必要"——这些充满末世感的文字，让一个简单的房产项目摇身一变，成了躲避人间疾苦的“诺亚方舟”。
然而，在这封满载文学气息的私函中，关于泰国房产法律法规的介绍付之阙如。野夫甚至承诺"基于对这家公司和老板的了解和信任，我愿意作为信用担保人，保证大家的资金安全"。
多么荒谬的承诺！一个作家，凭什么以个人信用来替代法律保障？这分明是把现代商业交易带回到了"清官能断家务事"的前现代社会。
2. 销售运作阶段：江湖义气
如果说项目筹划阶段的"去法律化"尚属无心之失，那么在销售运作阶段，野夫的行为则充满了刻意为之的色彩。
他巧妙地利用"大哥"地位，对"小弟"们施加心理压力。以大眼为例，野夫在半年内反复游说："今天就要把清迈抱团的方案发给你，你到底想好了没有，到底要不要。" "想办法凑120万，这边是可以安全享受余生的。" 直到让对方因不好意思而就范。
更令人瞠目的是，购房款项居然是直接打入野F提供的某些个人账户，而非开发商的对公账户。当有人质疑这种操作的合规性时，野F一句"这是江湖局"就轻松化解。在他的世界里，"江湖义气"似乎成了凌驾于商业规则之上的尚方宝剑。
3. 矛盾处理阶段：强权逻辑
当项目暴露出产权难落地、质量有问题等致命缺陷时，野F展现出一以贯之的"去法律化"表现。
对于提出质疑的住户，园区里搞起了"批斗会"。一个11岁小女孩因感染新冠，她的家人竟然被迫在全体业主面前"认罪"道歉；对于表达激烈的业主，园区采取断水断电、非法扣留护照、驱除保姆等手段。这哪里是奔赴自由的理想家园，分明是一座某种程度上被强权统治的孤岛。
面对危机，野F接受采访时的应对也是充满了江湖色彩。他一会儿说"肠子都悔青了"，要"用余生来赔偿"；一会儿又戏言"让这些业主来把他打死"。这些充满个人色彩的戏剧性表态，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诚意，不如说是逃避法律责任的烟幕弹。
在他漫长的人生中，野夫早已不是商业小白，却为何在这起交易中表现出如此彻底的"去法律化"倾向？这恐怕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使然。
二、知识精英群体的集体"去法律化"
1. 大眼：一个令人唏嘘的范本
如果说野夫的"去法律化"行为还可以归因于其江湖气质，那么作为曾经的资深媒体人和吸睛量巨大的“意见领袖”，大眼的表现则更耐人寻味。在整个事件中，他配合野F上演了一出"舍法求情"的现代版《桃园三结义》。
他购房的决策过程特别能说明问题。他原本应该不知道清迈会跟他有什么联系，在野F的邀约下，在长达半年的犹豫后，大眼不是因为项目本身的可行性而决定入手，而是因为野F一句"大家都希望有你为邻"的情感绑架。
他丰富了一个汉语词汇，叫"盲购"，就是连房子的实物都没看就付了钱。这种完全无视商业风险、寄托于"江湖信誉"的行为，与他平日倡导的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眼被商业“钱景”所吸引，与歪嘴一起，当起了“二道贩子”。当项目出现问题后，他的应对体现出典型的前现代思维。他先是退还佣金，仿佛这样就能撇清责任；继而在四面佛前下跪发誓"我要是挣了一分钱，出门被车撞死"。
这种以道德表态代替法律责任、用宗教仪式取代商业规则的做法，不正是知识分子群体"去法律化"思维的集中体现吗？
2. 业主群：一幅令人痛心的群像
大眼并非个案。在这个由文化名人、社会精英组成的业主群体中，"去法律化"几乎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他们中有著名作家、有社会活动家、有媒体人、有企业高管，这些本应具备现代意识的群体，却在这场交易中集体迷失。
最突出的是他们对"方舟情结"的集体沉迷。面对野F充满末世感的购房私函，这些平日以理性著称的知识分子不是去关注项目的法律风险，而是深陷于"避世安居"的情感想象。他们中甚至有人感慨："当我们把钱给了野F，就像把命交给了大哥。"这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式交易，与现代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相去何止万里？
更值得深思的是业主们在危机后所表现出的“沉默的大多数”群像。一位体制内的业主说："如果闹出事，找我的就不是j察而是j委了。"另一位业主则在电话中失声痛哭："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吧，如果真闹大了，在哪儿过年都不好说了。"
很多人宁可默默承受损失，也不愿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这种对法律途径的天然排斥，恰恰暴露出知识精英们内心深处对现代法治的根本不信任。
当然，我这里不是指全部，还是有勇敢者站出来，包括跃然纸上的当事人，也包括基于道义的自媒体作者，还包括默默运作的利益相关者。
3. 人ZHI逻辑的回潮
这些逃离的知识精英们，在清迈的"世外桃源"里，却很好地复制了他们声称要逃离的一切。小区内部分明是一个披着现代外衣的前现代社会的浓缩版，据说，园区甚至要搞起内循环式的商店、食堂和车队，不知是真是假？
一个自诩要追求Z由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具体行动中却完全重演了他们所反对的一切，面对这种深刻的悖论，我们夫复何言？
三、我为什么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无比艰难"？
为什么连野F、大眼这样的文化精英，在面对具体商业行为时，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去法律化"？这绝非偶然，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思维基因在起作用。
千年科举教育塑造的不仅是一个选拔系统，更是一种精英依附人格。"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让知识分子习惯性地将自己定位为道德教化者而非规则遵循者。野F在清迈项目中反复强调的"江湖人情局"、"一生信誉"，正是这种思维定式的现代投射。当一个作家认为自己的"人格担保"可以替代法律保障时，他其实是在重演古代士大夫"举贤荐能"的角色。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知识阶层对商业的普遍鄙视。看看大眼对带货、卖酒的态度就知道了。这种源自"重道轻器"传统的偏见，让他们在面对商业行为时总是摆不正位置，要么像野F那样用道德情怀来包装牟利，要么像大眼那样带着某种优越感去"玩票"。他们似乎从未意识到，现代商业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明形态。
当然，仅仅归因于历史传统显然无法完整解释问题。现实环境的催化作用同样功不可没。
在一个法治并不完善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对法律的不信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性选择。当清迈项目出问题后，众多业主不愿走法律途径，并非全因无知，而是基于对维权成本和风险的清醒认知。这种现实处境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对人情关系的依赖。"有事找野哥"，这话听起来像江湖习气，实则是在特定环境下的无奈之举。
更复杂的，是人际关系网络对个体的束缚。当野F以"大哥"身份拉人购房时，那些平日标榜独立人格的文化人，居然大都不能抗拒这种软性胁迫。这表明，在现代社会的表象之下，依附性的人际关系依然主导着精英群体的行为方式。一个人再怎么标榜现代性，也很难真正摆脱这种深入骨髓的关系依赖。
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转型之所以"无比"艰难，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认知与行为的巨大落差。知识分子在理念层面也许已经接受了现代法治理念，但在行为层面仍深深禁锢于传统思维模式。就像野F那样，嘴上高喊Z由，行动上却在小区里复制着最原本的强权逻辑。这种认知与行为的分裂状态，使得他们的现代化转型总是停留在表层。
其次是利益与情感的复杂纠葛。当一个商业项目被包装成"理想家园"，当销售对象被笼统地称为"至爱亲朋"，当法律责任被道德义务取代，现代商业关系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团乱麻。野夫项目之所以难以协调，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混淆了商业逻辑与情感逻辑。
最致命的是群体行为的互相强化。一个人的前现代行为也许只是个案，但当一个精英群体集体表现出这种倾向时，就会形成某种自我强化的效应。清迈小区的业主们之所以能容忍如此赤裸裸的"去法律化"行为，正是因为这种行为获得了群体性认可。
"WG"结束快50年了，但在这个清迈小区里，我们依然能看到批斗会，看到集体的沉默。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转型远未完成，它所面临的阻力，不仅来自外部环境，更来自群体自身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的顽固性，才是转型之路"无比艰难"的根本原因。
因此，知识分子不能从头脑里破除"人ZHI迷信"，“野F现象”就会随时找到存活的土壤。清迈项目的失败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再高的"德"也架不住"法"的缺失。知识分子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转型，首先要学会对制度性保障怀有基本的敬畏。
其次是建立契约意识。可以说，这次清迈购房，这个知识精英群体完完全全抛弃了契约精神，全然依赖于"江湖义气"。你不要认为你也签了合同，那明显是一张自欺欺人的纸；你也不要认为那仅仅是因为野夫的忽悠，你难道没有一点拨云见日的能力吗？
再就是要实现知行合一。很多知识分子在言说层面早已接受了现代性理念，却在行动层面仍在重复着前现代的行为模式。这种言行不一的状态，才是知识分子现代化转型最大的障碍。
最后是实现人际关系的去人身依附化。野F项目中充斥的"大哥-小弟"式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前现代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阻碍了现代商业规则的建立，也妨碍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养成。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也必然是人际关系去依附化的过程。
野F的"房事"悲剧远不止是一起简单的商业纠纷，它是当代知识分子现代化困境的绝佳注脚。从表象看，这是一群文化精英在“尊者”光环下的集体迷失；从本质看，这是几千年文人传统与现代法治理念的激烈碰撞。
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还在用前现代思维处理现代商业关系，当启蒙者自身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之路注定荆棘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