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清，1949年3月出生，河北涿鹿县涿鹿镇前巷村人。满族。1968年参加工作，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12月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1973年1月—12月在涿鹿县虸蚄口学校任教。1974年1月—1976年12月任涿鹿县石门公社文教干部（文教助理、总校长）。1977年1月调任涿鹿县教育局副局长。1982年初—1985年8月任涿鹿县教育局长、教委主任。1985年8月—1989年12月任涿鹿县教委副主任。1990年1月—1998年5月任涿鹿县教育局局长。2001年5月因劳累，积劳成疾导致突发心梗去世，53岁。
1987年以来，赵志清荣获涿鹿县委、县政府授予1次记功、2次记大功、1次晋级、2次评为县“优秀职工之友”，2次评为县模范工作者、县优秀党支部书记。1992年被张家口地区行署评为“义务教育先进工作者”，1993年被张家口市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1995年被张家口市政府评为“义务教育先进工作者”，被涿鹿县委、县政府评为“优秀领导干部”。此外还获得县扶贫和社教先进工作者称号。被选为涿鹿县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共涿鹿县七届党代会代表，1998年3月，当选为涿鹿县委委员。
赵志清与夫人
赵志清个人简介和照片由张秀梅（赵志清局长夫人）提供
永远的“小赵局长”
行者
在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一个已经离去20多年的人,一个平凡的教育工作者，还能有人时常忆起,还能让人提起当年干的一些事情,细数一二,是非常难得的。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涿鹿教育战线上，就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终生从事的教育事业上，从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干起，一步步走来，起起伏伏，一直干到教育局长的岗位，呕心沥血，直至把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奉献其中，而且干出几件利泽身后的实事，让人称道,肃然起敬。
这个人就是至今让人提起仍扼腕叹息，英年早逝在工作岗位上的涿鹿县原教育局局长赵志清。一个在县域教育界响当当的名字，一个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
赵志清上大学期间
1984年我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县准备参加工作。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小学统考，被涿鹿中学初中重点班招生入学，又是第一批初中考入师范学校。虽然也算科班出身，毕竟只是中师学历，参加工作能分配到县城或者离城稍近的中小学教书已经满意。但我没有到学校教书，直接分配到教育局工作出乎意料。
欣喜之余，得知那届毕业生仅我一人有此殊遇，原因是教育局需要一位年轻的文秘人员，应付越发繁多的往来党政公文撰写起草，而我受家庭熏陶，读书时作文略长，在校刊、各级报刊发表几篇稿件，书法、钢笔字也可以，被局领导选中。当时也窃窃自喜一阵，多年后回顾那时际遇，反而自觉不如上几年讲台，有一些教学实践，丰富人生经历和基层锻炼一番更有益。一生过往不能假设，也无所谓好与坏，只能顺其自然，道一声命中注定吧。
参加工作那一年，我18岁，稚气未脱，腼腆羞涩。虽然尽量装扮的老成持重一些，但是稍微改变环境，遇到生人很快将校园学生的底色显露出来。到教育局报道那天，父亲帮我拎一些行李，领我踏入陌生的工作单位，正巧遇到一位中年人匆匆走出来，提着公文包，看样子要急忙外出，他与父亲相熟，停下快速脚步，相互打着招呼，简单聊了几句。我借机用怯生生的眼神瞅了对方几眼，他高高的个头，身材适中，浓密乌黑的头发，映衬着白净的脸庞。深色框镜后面有着一双成熟睿智的眼睛，当对方看向我时，仿佛能看穿我忐忑心理似的。我不由得躲闪着他锐利的目光， 临走之际，他既像开玩笑又像与我打招呼似的，对父亲微笑说：“儿子上班了，用你领着？以后搞对象你还跟着呀。”说的我和父亲皆不好意思，我更是低下头。对方走后，父亲告诉我，这个文质彬彬、模样帅气的中年人是教育局局长赵志清。
上班以后，我被安排到教研室，临时负责中教组政治专业的教学研究，顶替刚刚休产假的一名女同事的岗位。实际上，自己刚中师毕业，又没什么教学经验，根本谈不上什么教研，也就是跟班跑个龙套，更多的工作是协助局办公室写点小公文材料。那时办公室主任是贾明德，专职材料员闫自明，局里大材料都出自他们之手。二位老前辈已经四五十岁，文字工作熟练，我给他们打打下手，分担部分小活。局里从长远考虑也需要培养后备力量，以老带新，以备不时之需。
办公室自不必说是局里核心机构，在领导眼皮底下。那时教研室与局机关不在一处办公，局里对教研工作很看重，中小学教学研究蓬勃开展，硕果累累。赵局长经常到教研室指导视察。我俩在办公室和教研室经常见面，很快对他有了较多了解。赵局长参加工作就在教育线，从乡村教师起步，很快到乡镇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由于年轻有为，不到30岁被组织提拔当上教育局副局长，30岁出头又进一步成为教育局一把手。80年代干部队伍相对老化，他不仅在教育局领导班子中，在全县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中也是非常年轻的。我参加工作时他已经在局长的岗位上干了二三年。由于前任局长也姓赵，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干部，在教育界贡献也很大，德高望重，县内也称得上老资格，局里同志皆尊称其为“老赵局长”，为称呼方便，区别开来，人们皆称赵志清为“小赵局长”。如此相沿多年，涿鹿教育线上两位赵局长名气都很响，以至于现在有些老教育人已淡忘他俩的名字，皆以“老赵局长、小赵局长”而津津乐道。
我那时只是局里年龄最小，没有任何经验的普通职员，一心只想干好本职工作。需要下乡调研，到学校听课，教研室安排几名同事一起去。我是被带着辅导的角色，跟着有经验的老教研员逐步学习锻炼。办公室这边有会议，需要起草文字，马上参加局里活动，经常两头跑。我与赵局长接触逐步增多，由于涉世浅，底气不足，心里一直把他视为高高在上的大领导，每次见到他总是不自在。他仿佛看出我的心理活动，尽量在我面前表现的随意一些，还开些玩笑。有时我伏在办公桌写东西时，他还弯下腰，双臂从后面揽着我的肩探头看我写的内容，重重的上半身压得我更是心跳加速，精神紧张，生怕哪点写的不好让领导不满意。实际上他并不在意我在干什么，也就是让我这个小职员放松一些，同时也是与我们几个小年轻接触交流中，暂时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轻松一下工作状态。身为一局之长，总不能与他年长许多的老职员，工作多年的校长、主任太随性吧。
几次以后，我慢慢习惯了，与赵局长在工作场合相处自如一些。有一次我看书时，他走过来翻看一下，轻轻说了一句：“你应该多看一些专业教材，增进业务，提高学历”。我认真的点点头，深以为然。因为赵局长是过来人，真心希望看到每个年轻下属的进步成长，更何况教育线本以教书育人为天职，作为一局之长，处处关注着整体团队的素质提高。随着局机关重点工作越来越多，文字材料相应的增多，我参与起草公文日渐频繁，有时候独立承担专项任务。记得第一个教师节前夕，县里要表彰10名“园丁奖”获得者，赵局长亲自点名，让我到倒拉嘴乡炼山坪村总结一名姓王的老师个人事迹。我第一次单独出差，乘坐班车到村小学，一住就是一周时间，通过调研走访，完成了数千字的总结材料。不久，王老师成功获奖。园丁奖荣誉颇重，不仅有近千元奖金，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员两年工资收入，还可以由一名扎根边远乡村的代课老师转为正式教师序列。自己内心为他感到高兴，也为自己圆满完成任务感到欣慰。
除做好本职工作，我还配合局里教研、教学、教育管理等多项中心任务，撰写一些新闻报道，向各级报刊投稿，进行宣传，经验交流。其中小学语文集中识字等内容被《光明日报》《河北日报》《张家口日报》等报刊发表。那段时间，赵局长在单位与我照面时皆微笑点头，虽然没有言语表扬，我能够读懂他表情流露出的赞许鼓励。
正当我准备着复习资料，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专业课程，迎接脱产进修考试时，我个人命运有了新的转折。80年代中期，全国普及法律常识轰轰烈烈展开，中央制定了普法规则，第一个5年普法活动正式进行。县委成立普法办公室，挂靠在政法委下面，从各单位抽调人员，我被教育局选派借调到普法办从事文字工作。面对新单位、新任务，我只能重新开始，原计划的脱产进修已不现实，为适应新工作环境和任务，趁着自己年轻没什么家庭生活负担，我按照赵局长叮嘱的意思，一边工作一边在职学习，报考全国法律专业自学考试，通过近两年的刻苦攻读，终于按期毕业，拿到河北大学颁发的法律专业大专文凭。
下一步，我计划再接再励攻读本科课程，同时争取早日拿到律师资格证书，实现职业转型。在一个偶然场合，我向主管普法办的政法委梁书记提出转行到政法线工作的意图。这位干净利落、即将离休的资深老领导办事也是那样的痛快利索，马上答应说：“公检法司几个部门，你挑一个，教育局那边我也给打个招呼，放你就行”。我高兴地等了一段，竟没有下文。一打听才知道，政法线几个单位，梁书记随时可以沟通，他前几年在检察院、司法局担任过一把手，现在还分管着那几个政法部门。我手持法律大专文凭，文字材料基础尚可，人又年轻，这些单位人手皆紧，哪家也需要，只是我的原单位教育局出点小偏差。
据说在局务会上提到我的调动之事，赵局长表示反对：“我们教育线培养的人不能随意平调到其他部门，如果上调到县委、县政府机关，我们就同意”。此后确实是教育线上很少平调到其他部门，只有县委县政府机关进人的情况。我获悉后郁闷一阵，转念一想，理解了领导的意思，又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这是从整体考虑的。此时我对赵局长又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平时看着随和的一个人，但关键时刻还是讲原则性，相反，不像以后某些官场嘴上讲原则，私下另一套。又过几个月，听说政府机关需要年轻的文秘人员从事政务信息工作，这次我本人回局找到赵局长，当面弱弱地说了此意，没料到他答应的很快，从此我离开教育线改行从政。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赵局长工作轨迹也有了转弯，各种原因众说不一。那时上面正讲干部能上能下，有人说他年纪轻轻当上大部门一把手压不住阵，有说高考原因等等。还听闻在县里召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会议上，县主要领导讲话中对教育局的工作提出批评，言辞尖锐略有偏颇。坐在台下的赵局长也是年轻气盛，书生意气，觉得领导讲话有失公允，竟当场站起来与台上正在讲话的领导大声理论起来，使得对方不得不暂停讲话，会场气氛一度尴尬，让领导下不来台。此后不久，赵局长被免去一把手职务，降为副职。原来退居二线的老局长再度复出。此后再见到赵局长，感觉脸上看不出有太多变化，还是以前那样的表情和状态，内里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毕竟这样的经历在官场上并不常见，毕竟政界有许多变化莫测，毕竟这些年他付出许多，包括汗水、心血和委屈。
过了两三年，赵局长又转“正”了，我在政府机关文秘岗位越来越忙，与他工作交集多了起来。我连续5年执掌政府综合文字，大型会议材料如一年一度政府工作报告等，需要方方面面工作总结和设想，涉及教育这块内容，我都要登门拜访他，听听建议，征求意见，然后着笔，做到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因为他在教育线耕耘多年，有独到的理解和思想，只有把部门计划转变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才能成为现实，我这个曾经的教育人有义务和责任起到二传手作用。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90年代中期，关于县职教中心“转型扩规提质”议题，年底他特别叮嘱我要在来年政府工作报告要办的10件大事中列入，力争促成此事。几天后，政府和有关部门讨论报告内容时，就此事长时间议论，赵局长作为部门负责人据理力争，有的领导和部门持有疑议。会上，我作为记录起草报告的文秘人员，鲜有的发表几句参谋性言语。本来这种场合根本轮不上我们“小字辈”发言，我只是临场动意，也不顾什么官场套路。因为之前我也了解一些外地经验和做法，掌握一下上面的政策动向，适时向领导提出建议性意见，有意无形呼应了赵局长的方案，最终使主要领导拍板定下此事，散会时，赵局长多望了我几眼，个中意思不言自明。
赵局长二次掌舵教育局整整十年，那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也是涿鹿教育打基础、强规范、求突破的关键阶段，他深知重任在身。团结全体教育人克服重重困难，殚精竭虑，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事业上。回顾赵局长在教育线上20多年经历，特别是两次主持全面工作，公认有以下五方面突出贡献：
一是以人为本，营造风清气正、和谐融洽的工作环境。教育线无论在哪一级，哪个区域，都是一个大系统。仅县域范围就有几千教职员工，几万学生，教育局长一职备受瞩目，责任重大。赵局长是教育线内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终生未离开过，他始终把教育线视为一个大家庭，不仅以身作则带好队伍，还要关心关爱每个下属、全体基层教职员工。80年代我在教研室工作时，就感到赵局长如他的名字一样清正志远。有一次我回农村老家，从自家树上摘了一些苹果带给他，他既未生硬拒绝，也没有完全收下，只是顺手捡了几枚放在桌案上，谁进来给谁吃，其余大部分让我拿走，说是吃不了这么多，并强调下不为例。我感觉他是个儒雅的学者型领导，个人生活特别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不爱请客送礼那套，这一点也是教育线公认的，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对教育事业的钻研上，似乎那些世俗常见的消遣娱乐在他眼里不值得花费时间，一心只想着怎么把教育工作干好，带出一支优秀的教育队伍。工作中既讲原则，又有人情味，那时一批多年奋斗在教学一线基层校长、教导主任，年老体衰，逐步被安排回县城，进教育局有关股室，既照顾这批人的工作生活，还能发挥他们的余热。还有几位在“文革”中站错队的同志，有的前些年曾是县里风云一时的人物，有的刚落实政策复出工作。无论何种情况，不歧视、不排挤，也不搞特殊，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使这些同志能在短时间内安下心来，放下包袱，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做出应有贡献。那一批老教育人中，很多至今耳熟能详，虽然他们当中大多数已做古，其余也是耄耋之年，如郭生颖、蒋洪声、毛存民、李治、郭永祥、王艮成、潘守生、王天洪、李锡九、王毓明，康占垣、李福佩、张纪宗、曲洪瑞、张芳、董效、刘克铭、马明德、董成章、王春元、刘志臣……
有一个家是城里的李老师，是教研室的业务骨干，经验丰富，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二胎被县里开除公职，为养家糊口，不惑之年只身奔赴宁夏贺兰山下一边远学校重拾教鞭。赵局长既要严格执行上级规定，又非常怜惜这个人才，专门给此人写一封信劝他返回，在县城附近找一所学校，为其安排代课教师。只是此人碍于面子，去意已决，不久给赵局长回一封信，表达感谢之情。赵局长在教研室通报此人回信情况，依然感到深深的惋惜之意，让一干下属真切感到一局之长的人性关怀，也因此造就这支团队的凝聚、包容、理解、团结。这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只有这样的团队，才能使所有人释放出更多的潜能。从那时开始，教育线不论老少都对赵局长深表敬意，背后众口一调称之“小赵局长”。几十年过去，一些老教育人口中仍是这样称之。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称谓，而是满含赞许、认可、崇敬和怀念。
二是统筹协调，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扎实教育工作的基础。
80年代，全县教育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办学条件艰苦，别说乡下学校，就是教育局办公地点位于任宅巷一处百年老院中，房屋陈旧，年久失修，拥挤不堪。教研室、进修校、招生办等几个下属单位分散在其他几处破败平房。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重视教育，邓公提出教育“三个面向”的指示犹如一声春雷震响华夏大地，刚刚主持工作的赵局长顺势而为，奔走呼吁，八方协调，使涿鹿教育有了良好开端。那些年，县委县政府把教育与计划生育一样列为中心工作，将学校设施建设等项教育工作列入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岗位目标责任制。每年都要召开全县教育工作大会，党政一把手亲自参会讲话，有时还要请上级主要领导到会做指示，表彰先进，明确任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其中有两年，赵局长出面连续请来地区教育局局长齐庆河，齐局长是资深教育专家，他对涿鹿教育的指示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反响很大。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教育经费逐年增加。80年代末，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 1/4，到90年代中期已达到四成多，比全省平均数多出近一倍，在当时县乡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周边县区都羡慕涿鹿，这一良好势头一延至今。九十年代前期全县小学教育达到“一无二有八配套”，并经省政府验收合格。教育局被省政府授予改善办学条件先进单位，全县80% 的学校建成新宿舍，90年代末期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
三是精于业务，狠抓教学研究，促进教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
赵局长任副局长时主抓教研，从70年代末就超前一步布局，通过中央教科所教研员张天若等指导协调，被列为全国小学语文集中识字为数不多的几个试点，推行辽宁黑山北关实验学校经验，先后到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观摩学习。经过数年的探索推广，集中识字教学终于在我县落地开花，结出累累硕果，到80年代末，普及到全县400所学校900多个教学班2万多名学生。县教育局、实验小学、石门乡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我县的先进经验被《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多家报刊总结宣传，连续多年成为教育界一簇盛开不衰的鲜花，而以赵局长为代表的众多教育工作者，无疑是这个大花园里辛苦付出的园丁花农，闪闪绽放的花朵万千，很长时间争奇斗艳。
这里仅举一例，就是在那个火红年代中涌现出的标杆人物，并为涿鹿教育线做出了贡献，带来了荣誉的周玉萍老师。周老师是本乡本土的涿鹿人，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实验小学教书，以后担任过教导主任、小学校长。她的小学集中识字教学受到中央教科所的好评，先后代表县里到全国公开授课示范。30多岁被评为全县第一个小学特级教师。由于成绩突出，后被中央教科所组织选调到深圳市重点学校任教。经过20年来的在外打拼，先后在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等多个岗位历练，终成深圳市十佳校长之一，享受国务院津贴，成为当地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为家乡争了光彩。虽然出外多年远离家乡，周老师仍然时常忆起当年青春岁月，忆起赵局长的殷殷指导。
中学教研也是风生水起，不甘落后，专门请来全国著名的语文教学专家宁鸿斌指导培训。对他的“卡片辅导”教学法进行推广，效果甚佳。教研员王天洪、李锡九等人老当益壮，与地区教育局胡文儒老师合作颇具份量的专著，名传一时。年轻老师崭露头角，争当全县试点教学承担人，知名的易永灵、尤秀斌、李丽丽、唐绍军、王金平、李海霞等，科学的教研活动对此后教育质量和成绩提高起到推动作用。
四是持之以恒抓高考，稳步提升成绩，形成良性循环。
赵局长是恢复高考那年提职教育局副局长，主抓教学业务，可以说是与高考一路走来，各种酸甜苦辣体会深刻。80年代中期，有几年县里高考成绩不理想，个别年份应届毕业生高考严重滑坡，录取寥寥，被戏称为“一根毛”、“少林寺”。县领导很不高兴，赵局长等教育局一众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压力甚大。那时他经常反思，夜不能寐，工作中坚持打起百倍的精神，偶尔不免显出憔悴的疲态。他以透支身体的代价面对困难局面，与全体一道默默承受着一切，研究办法，埋头苦干。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为以后更长的时间奠定扎实基础。现在分析，那段时期高考成绩滑落有复杂的多种因素。其一，国家政策层面原因。由于“文革”影响，人才断档。从恢复高考开始，连续几年相对宽松一些，让部分耽误一段又赶上末班车的考生踏入门槛，补充一时人才不足，解决青黄不接问题。经过几年探索阶段，高考步入正轨，门槛趋高，把关趋严，高考难度加大，教育水平不平衡问题凸现，自然而然出现基层落后地区高考成绩下降，不仅是我们，其他周边县区也有类似情况。其二，师资原因。随着教育的普及，生源加大，而师资力量跟不上。文革前一批老牌大中专学历、经验丰富的老师，家在外地的相继调走，有的接近或相继离退休，新的师资回来的少，学历经验偏低，在职培训提高尚需时日，短期内无法解决眼前困局。其三，生源问题。那几年恢复高考后又恢复中考，初中毕业优质生源除少数具有城市户口、家庭条件好些的尖子生外大部分被中途截流，先行一步进入中专和师范学校，因为那几年中专中师百里挑一，堪比后来的“985”和“211”，甚至比现在的公务员都难考。含金量今非昔比，不仅可以直接转为令人羡慕的城市户口，还可以国家包分配工作，抱上铁饭碗，解决后顾之忧。笔者就是第一批考中的师范生，深有感触。又过几年，随着形势发展，中专中师已不能满足更多好学生的目标理想，含金量逐步降低，大部分优秀学生把目光瞄向大专、本科和重点院校。生源加强，高考成绩逐步上来。赵局长二次当政的后十年，我县高考成绩稳步提升，录取率从百分之二三十达到90年代的百分之四五十，最高年份已超过百分之六十。
五是立足长远，极极推动职教中心建设发展，培养服务于家乡的本土人才。
赵志清参加黄阳山植树活动
上世纪90年代初，占地百亩的职教中心主校区开工建设，从审批、规划、征地、施工、招生、管理等方方面面，赵局长在县委、县政府的主导下，推动新学校的建设，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协调完成这一浩大工程。项目运行几年后，为了使这所初具规模的综合性职业学校教学更上一个台阶，经过外出学习参观、调研谋划后，拿出整合扩规、提质增效的方案，得到县里支持。特别在县内经过考试，择优选拔合格生源，保证质量。毕业后县内承认学历身份，安排工作，充实到基层单位一线岗位。因为职教中心还在初创阶段，设施条件不完善，满足不了教学的需要，县里窘于财政紧张，需要新生缴纳一定学费，弥补学校建设发展的需要。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各种议论皆有。少数相对保守的干部群众认为县里是寅吃卯粮，存在短期行为，可能给后人留下负担。大部分人还是持赞同支持态度，认为符合政策，眼光超前，利国利民。几年下来，一所规范达标的中等职教学府拔地而起，培养数千名合格的本土人才。用现在的视角看待当时，职教中心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成绩却是巨大的，意义深远。当时县里安排工作的几届毕业生，经过20多年的工作实践，大部分成为县内各级各部门的中坚力量，有的进入领导岗位，有的成为业务骨干，有的成长为技术精英。无疑，那个时期职业中学建设发展是我县教育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十年过去，作为每个受益者和普通民众，应当记住那一届领导，记住时任教育局局长赵志清，记住参与其中的每一位付出者。他们在特定时段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有益之事。
从调入教育局工作20多年，特别是两次主政的10多年，赵局长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涿鹿教育的发展，做的若干大事、实事有口皆碑，许多都是打基础的事情，泽被后世。正如曾国藩所言：“其居此官，即欲尽其职；其行此事，即欲尽其心”。有的人一生中徐徐渐进，缓步而行，延伸生命的长度，靠时间的积累释放能量，贡献于世；而有的人疾步行走，只争朝夕，靠压缩生命的时间，骤然释放绚丽的色彩，直到丝尽炬灰，赵局长属于后一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因为多年工作的过度付出，身体早衰，强撑了一段时间终于不支，组织上安排他退出一线岗位，养病休息。巧合的是，他去职休养，与我到基层锻炼是同一时间，从此双方见面接触渐少，只是偶尔通话问候几句。又过两年我主持单位全面工作后，辖区学校在赵局长的老同事杨存山校长主持下，率先在偏远乡村小学推行寄宿制试验，引进微机教学，教育改革有声有色，市级领导也专程前来指导鼓励。我准备邀请赵局长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前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走走看看，因为在他青春韶华时在那里付出过，有所牵挂，有未尽的事业。
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得到赵局长溘然长逝的噩耗，我流下几行热泪，久久不得平静。回顾我所了解他的过往，对他英年早逝感到隐痛。他不到天命之年因病离开为之付出全部的工作岗位，天命不久，随风飘逝。本来，他年轻时有一副好身体，精神饱满，一天到晚有使不完的劲头，兢兢业业，为人忠厚，宽以待人，关爱下属，人们都说他是个好人。他骨子里是个雅致儒者，有文人的性格情怀，工作认真，严于律己，追求完美。表面上对人热情爽快，风风火火，内在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委屈，更多时候把美好的一面留给别人，长期内敛，压抑自己，缺失应有的释放，终至个人的早逝，是命运使然？还是性格决定命运？人生苦短，有时真说不清楚，也无法改变。我辈能做到的只有顺应自然，为所当为，活在当下。
赵局长走了20多年，有时我还能梦到他工作时的样子，音容笑貌萦绕在脑海耳边。当年那批教育人渐渐老去，大部分已退休，每每还会情不自禁的提起他，忆起他年轻时与大家共事的往事，因为他已是涿鹿教育线永远的“小赵局长”。
上天安排一个人走的匆匆，可以免去许多让残破的身体被病魔啃噬得百孔千疮，以垂垂老矣的不堪样子付之世人。佛理有云，生又何欢，死又何苦，每个人的劫难，可能是为了提升你的灵魂层次，但愿“小赵局长”以年轻的形态永恒，更应进入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吧！
2025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