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丽江】父亲，您是那座高山
文摘
2024-12-15 12:40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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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您是那座高山
——写给去世25年的父亲（二）
张赛东 文/图
因为背着“地富子女”的名分，父亲很低调，不论干农活、找副业，总是挑重活干，吃比别人多的苦。心灵手巧的他，干农活样样在行，挖地、薅苞谷、割稻子、打麦子、犁田、刨地等的动作不算很快，但很少停歇。包工时，他是工分挣得多的人，找副业也是一把好手。用父亲的话说：“就算别人想找我‘地富子女’的把柄，也是有困难的。”不少长辈也夸赞他：“别看阿彩长得瘦，力气可不小。”这话传开，有几个贫下中农青年不爱听了。有一次，在老屋北面的坡地里薅苞谷歇气时，身宽体胖的民兵排长（小我父亲12岁，在青年中算是力气大的）在附近的大树上荡了几次秋千、身手矫健地来了几个体操动作。在大家的喝彩声中，他得意地从树上跳下来，突然提出要与我父亲摔跤。这可吓坏了父亲，连说：“我赢不了你。你力气这么大，又比我年轻，我不应战。”民兵排长却不依不饶，说我父亲的话不是谦虚，而是看不起他，还说摔跤只是给大伙解解闷而已。有几个老人见他不依不饶的样子，都纷纷劝我父亲应战，我父亲仍是谦和地不愿应战。这时，号称“大字不识但会吹破牛皮”的李绍清站出来说：“这样吧，两边都是我的侄子，我来做中间人。双方自愿比赛，三局定胜负。只比摔跤，点到为止，不能出手伤对方。摔跤过程中如果不慎受伤，不得找对方的麻烦，请病假后村里不扣工分。”他的话音刚落，大家就叫好，生产队长也大声表示同意。“赶驴上架”的父亲只好应战。双方交手才几个回合，民兵排长就被我父亲压在身下不能动弹，李绍清高声宣布：“第一局，张言昌胜。”民兵排长一脸不服气，可是，第二局仅几个来回，他又被父亲摔倒在地。李绍清宣布比赛结束时，民兵排长红着脸不服气地说：“最后再来一局，我才认输。”听着大家的起哄声，李绍清说：“胜负已定，第三局只算进一步交流。都是乡里乡亲，一定要把握分寸，点到即止。”结果，民兵排长又输了第三局，他站起来后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父亲说：“阿彩哥，看不出你瘦瘦的却真有力气，我感觉与你摔跤时有劲使不出。佩服，佩服。”只听父亲对他说：“说哪里话，阿涛表弟。是你谦让了，我觉得你的力气比我大得多，只是有点性急，我只不过使了点巧劲而已。”看得出，民兵排长还是很讲“武德”和风度的。后来，他与我父亲一直相处得不错，从未因父亲的家庭成分原因主动找过麻烦。再后来，还与他在几个假期里一起做搭档犁地。如果是包工，他还会多分点工分给我（当时集体劳动做零工时工分是定额的，做包工会按任务量及业绩算工分，有“零工磨，包工勤；集体地瘦，自留地肥”等顺口溜）。1987年的寒假里，父亲生前建的最后一所正房上梁的那一天，在乡邻的庆贺声中，父亲自豪地说：“感谢各位。年内我终于三喜临门了。”我出生在一个牛圈改造后的偏房里。1968年，父亲建了第一所正房，木料大部分从五六公里外的山上砍来。当时，父亲在村子南面的大湾桥山上当副业队队员，他利用下工的业余时间见缝插针地砍大料、椽子等，还陆续用手推车分批推回村。下午下工后装车并推到老家西边村子的公路边时，差不多已是晚上9点多，然后，他还要分批把木料扛过300多米的田间小路才能到家。等扛完木料，常常快到夜里12点，简单吃几口母亲热的饭菜后，他便一觉睡到早上5点多，吃过早点又推着手推车去工地赶工，且从不迟到（副业队的上班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钟）。另外，由于二伯父在离家10多公里、地处大山深处的金普完小教书，他家的正房木料基本上也是父亲以这样的方式准备的。![]()
青年时期的父亲。
父亲跟我讲这些过程的时候显得轻描淡写，他说：“那时候我的体力好得很，不管如何累，睡一觉后就又生龙活虎，一晚上睡四五个小时就行，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上山砍柴、背柴，五年级时开始跟父亲扛木料，并从那时直到工作几年后的周末及假期，一直随父亲不间断地改变家里的居住环境，这才逐渐对父亲的付出与艰辛有了越来越深的体悟。每个假期，父亲都把活安排得很紧凑：改造畜圈房、厨房，筑墙、下石脚、脱土基、砌山花、上楼板、盖瓦、隔整房子、请人打家具、打地坪等。除了扛大料、竖房子等需要请亲友、木匠帮助外，其他自家能做的活总是全家一起上阵。父亲常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力更生才能改变面貌。你们几个兄弟姊妹一天天长大，房屋太破烂，来个客人、朋友连住处都没有，你妈和我没脸面。”1985年，父亲准备再建一所新房去批木料指标。我劝他：“房子是要建的，但缓一缓得了。这几年家里供我读大学、供弟妹上高中，压力够大、够辛苦了。我认为，等我参加工作再建新房吧，那时，我也会有些钱。”父亲说：“人争一口气。老房子里住着几家人，共用一个小院子，打粮不方便。而且，你都快工作了，家里还这么破旧，这怎么成。”说干就干，父亲请了两个堂哥及其他亲友，从腊月起在山上砍好一所正房、一所厨房、两所圈房和大门的木料。暑假，我和弟弟顶着烈日、雨水与父亲在孔壁落的山沟里奋战了一个多月，把拖得动的木料先归集到沟底路边再分段拖拉，大部分聚拢到离公路边不远的地方，最后请10多个乡邻亲友拖扛大料，把所有木料拉到家里。1987年寒假，新房竖柱上梁的那天，父亲高兴地对我说：“这是一年之内的第三喜：竖了新房子，家庭环境大变样，等院子地坪打了，打粮食就再也不用求人了（此前一直背到村西或村东的公共粮场上去打，庄稼变成粮食要往返多次）。但第三喜不算什么。前两喜是去年阿凤、阿文考上大学，你毕业后参加工作拿了工资，成为国家干部，这才是我最高兴的。”上一年，两姐弟从同一所普通高中一起考上大学，这在当年高考录取率较低的情况下算很不容易了。消息传到家里，父母别提有多高兴，乡邻亲友也纷纷前来祝贺。
1990年，已经54岁的父亲上山下地仍健步如飞。他说，在新房子正房北面再建一所两间的平房做厨房，这个一院才像样。因为原来的厨房紧挨老屋北墙，有点简陋（我记忆中最早的厨房是利用老屋的走廊搞的，较狭窄，一烧饭，整所老屋就烟雾弥漫，后来才独立建在北屋）。父亲想做的事情，九头牛也拖不回来。要建厨房，离地基不远的一棵高大茂盛的君迁子（小柿子，又称黑枣）就得处理掉。那棵树的树龄在40年以上，有一围多粗，比正房还高很多，干壮、枝繁、叶茂，树冠像一把巨伞。从记事起，每年光果实要打10多篮子，晒干后，母亲会在赶集时背到石鼓街上去卖一部分补贴家用，剩下的作为逢年过节的重要礼物送给亲友。也有一些是我们兄弟姐妹香甜可口的主要零食之一（七八岁前，我不止一次因吃多了君迁子导致排便困难而哭闹，母亲每次给我吃了滑石粉才解决了问题）。
大年初二，父亲准备上树了。他说：“我这几十年砍过无数的树，但这棵树还真有点舍不得砍。它是一棵摇钱树，这么多年，它为我家找了不少钱啊。但是，两所房子旁有这么大的树，落叶会伤瓦，老树枝也不安全，再说，篱笆边那几棵它的‘子女’也已经成大树了，它的使命该结束了。”在我“阿爸，要小心再小心”的叮嘱中，只见父亲腰别一把斧头敏捷地爬上去，一会儿就到了树冠处，同时将一根绳子一头系在腰间、一头拴在树枝上，从高处往下将树枝有序地砍断后丢下来，再将树干由上往下分段砍断下来。才两天多，一棵10多米高的大树就只有树桩留在那儿。看到我及亲邻惊叹的神色，父亲自豪且轻松地对我说：“你大伯、四叔（分别比父亲大、小两岁）和我虽然从小一起上山砍柴，但他们教书几十年了，如果现在让他们来砍这棵树，恐怕两个人花一个星期都不行。假如请村里能干的年轻人，少一星期恐怕也没有人能砍好。你们时常劝我不要上山了，但我自己有把握，再爬山10年都不会有一点问题。我这把身体，活到90岁不会有问题。”又过了3天，父亲就将树干、树枝劈完后码成两大堆，这够家里烧水、做饭半年了。![]()
凝聚着父母亲心血的老屋。
堂哥赛进快3岁时得了一场重病，父亲把他背到离家4公里的石鼓卫生院，卫生院的医生说：“他这个烧忽高忽低的，病因我们也拿不准，最好到丽江城里看看。”当时，二伯父在近20公里外的山区教书，个把月才回家一次（要走一天才到得了家），通信也异常困难。在爷爷、奶奶的要求、二大妈的央求下，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父亲就背着堂哥出发，走过海落塘，摸黑沿着金沙江边岩石上的崎岖险峻山路，经沙坝、过冷水沟一直爬到雄古坡，继续爬到泊施落，越过几座山头后穿越拉市坝、翻过黄山垭口，天黑后终于走到丽江城区。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堂哥的病基本治好，父亲带着他乘班车返回石鼓。每当父亲跟我讲起这事时，总是显得轻描淡写，似乎只是小事一桩。但走过这条路的老一辈人都深知，这条路即使是健壮者空身行走都异常艰辛：走得两头黑不说，草鞋都要备两双，尤以金沙江边悬崖下的小道令人胆寒，总也走不到边的拉市坝子也让人印象深刻。何况背着一个孩子行走的已经不算年轻的父亲（父亲曾说，背柴背粮背得再重也不算重，背着人走路才是真的难背）。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不坐班车到丽江城区？父亲说，一是当时的班车好几天才有一趟且车票不好买，二是他曾多次走路到过丽江城，三是当时2元的车票钱够两个人在丽江城生活一个星期了！他还说：“你大哥得病后特别能吃，只要在饭桌上就喊着要‘油油’‘馒馒（白米饭）’‘嘎嘎（肉）’。那时，我找副业后身上有点钱，就尽量满足他。我俩在丽江城可是下了不少馆子。”堂哥赛进在12岁时还有一次因吃蚕豆过多而得病，父亲及张家大叔、二叔、三叔、小叔等轮流背他一路小跑到公社卫生院，几天后才痊愈。因此，初中毕业即因成分不好而无缘推荐上高中（或参军）、只能回家务农的堂哥自然成了父亲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叔侄如父子，上山砍木料、扛木头，农忙犁田、刨地，经常形影不离。“三爷，你帮我去砍几天木料”“阿进，我砍在孔壁落的木料可以陆续拉了，你帮我几天”“阿进，我明天要犁田，你帮我牵一下牛”……叔侄间不时隔着篱笆的呼喊声，胜似一家人在饭桌上对面而语的亲切。父亲去世后的那些天，堂哥悲痛异常。他神色黯然地说：“过去，我只要有干不动或难干的重活，只要喊一声‘三爷’就有了帮手。唉，以后去哪里喊呢？”1993年的一天，父亲借了邻居占春哥家的一头黑牛，与家里的黄牛搭档，到东边山坡上的大干地去犁田，父亲在前面牵牛。谁料，两头正值壮年的公牛（平时虽经常在一起，彼此熟悉，一贯和睦相处）在犁地过程中突然就打起架来。父亲的呵斥及鞭、棍无法劝阻脾气大发的两头公牛，猛然间，争斗正酣的两头公牛连同犁具一起从地边20多米高的陡坡上摔到悬崖下的中沟里。等父亲连跑带滚绕道下到坡底时，只见两头牛怒目圆睁，一头当场死亡，另一头也奄奄一息，犁具也被损坏。“可惜啊，可惜。”父亲连声叹息。为了减轻损失，嘉玉、赛进两个堂哥联系了石鼓街上的牛肉馆，及时卖了牛肉。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很大，我在几个月后回家见到父亲时，他神色黯然，情绪仍然还很低落。他自责地说：“自己作为犁田老师傅，把两头正值壮年的公牛套在一起犁地，这就犯了常识性错误。何况大干地下面是那么高的陡坡，地形那么危险。”说完唉声叹气着又自责起来。我从小跟着父亲一起生活20多年，一直认为父亲是最坚强的人，看到他不管遇到什么不顺与风浪，总是从不慌乱、淡然处之，有时甚至会一笑而过——在他作为“地富子女”有时需要陪斗站在生产队粮场火塘边烟熏处时；在仅有的一小半猪肉及猪头在即将过年被没收时；在辛苦近半个月烧出一窑好炭时，因火星未灭，等第二天清晨我俩发现炭已烧成灰时；在山上砍柴多次从树上摔落时；在雨季路滑背炭回家不慎滑倒时……莫不如此。所以，在我的眼里及心灵深处，父亲就是“坚强刚毅”“不屈不挠”的代名词。在面对困难或挫折时，父亲从未软弱过，他用哼鼻子或轻蔑一笑的神情，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但是，这次是怎么了？我只好用各种话语安慰他。直到一年多以后，父亲才逐渐走出内疚与自责，我看到他的眼里又露出了自信而坚毅的光芒。后来我想，父亲在这次耕牛摔死事件中受到的打击如此之重，除了年龄渐长、承受力下降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有以下两点：一是出于对两头牛的生命的敬重；二是本可避免的事件和损失因自己的过失发生了。![]()
故乡石鼓镇望城坡。
我家最长的一封信是父亲写给我的。我上大学及参加工作的前几年，差不多一两个月就写信给父母亲，报告学习、生活及思想情况。报平安、谈学习、谈校园生活、谈工作去向、要学费、要生活费，超支是因为买衣服还是买书，给同学借钱用是什么原因，教学工作成绩及当选优秀教师，家里春耕秋收、插秧收麦、请工还工，假期基建安排，父母的健康、弟妹的学习及干家务情况等，都凝聚在一封封家书的字里行间，相互缓缓地传递着简单平常但却深厚质朴的牵挂和情感。一封书信寄出去几天，心里就牵挂上了，信件该到丽江了吧？该到石鼓邮政所分发了吧？邮递员是否到石鼓街上转托给可靠的人捎带了没有？乡邻是否把信忘在家里或又转交其他邻居了呢？在昆明上学时，寄出家信20多天后，我就常常每天一次到学校收发室看父母（弟妹）的回信是否到了。家里的回信有时由父亲口授弟妹回复，二妹及弟弟到丽江城区上高中后，大部分回信就由父亲或小妹回复。我的去信往往有两三页，而父亲因为上山下田常起早摸黑，回信一般只有一两页。用他的话说，拿斧头把、拿锄头把觉得轻，一拿起笔杆子就觉得沉重，加之晚上灯光弱、视力不好。可是，有一次父亲给我来的一封信却足有10多页，是我所有的家书里最长的一封。那应该在1994年吧，接到父亲的信我就感觉与平时不一般，沉甸甸的。那时，我的人生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30岁左右的我历经困难和波折，多次撞了南墙后柳暗花明：在当了6年多教师后，好不容易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我分外珍惜，全力以赴地扑在工作上。另一方面，刚经历了刻骨铭心、肝肠欲断的失恋，因而打算暂不考虑个人问题，等工作有起色、有成绩了再说。打开父亲的信，那略带王、欧风格的刚劲隽秀的钢笔字便映入眼帘。在信中，父亲敞开心扉谈了很多近况、家史、对现实的看法、对人生的思索、对前途的希望、个人问题的催逼等，殷殷之情流淌在信笺上、渗透在字里行间。信的最后，父亲说：“吾儿赛东，自感提笔越来越重、表达越来越吃力了，以后也会写得越来越少了，所说不一定都对，谨作参考。”父亲的那封信给我的震动非常大。即使是常动笔的我，不花半天时间也写不出那么长的信。我抚摸着信纸上父亲的一个个指纹印迹，陷入了长长的沉思。事后我知道，父亲连续花了3个晚上才写完那封信。十分遗憾的是，在我历经多次搬家后，那封凝聚着父亲心血与深情的家书，不知为何竟遗失了，许多内容却已经烙在我的脑海中。那些字里行间传递给我的坦然面对挫折、自信坚强向前走的精神特质一直伴随着我。父亲一生极其俭朴。父亲对每一粒粮食都格外珍惜，饭粒掉在桌子上必定捡起来吃掉；掉在地上的粑粑也要捡起来吃掉，确实沾灰脏了的也要清洗后丢到猪食桶里喂猪、喂鸡；带到山上的饭吃了后，吃剩的残渣也要带回来喂猪；饭桌上，弟妹吃不完或不吃的猪皮子、啃不动的骨头、剩饭剩菜几乎都会由父亲解决。父亲还常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告诫我们：吃饭要吃得干净、彻底，最好一颗饭也不剩。即使后来包产到户后家里的粮油渐渐宽裕，我及弟妹先后参加工作拿上了工资、端上了“铁饭碗”，家里的生活条件大大提升后，父亲也是如此。记忆里，父亲几乎穿了一辈子的黄胶鞋，我们给他买的布鞋、皮鞋只在洗脚或过年时偶尔换换，10多年后，他的皮鞋还非常新。他说，还是黄胶鞋好穿，轻便、防滑还合脚。他的外衣几乎是羊皮褂和旧棉袄，他说：“穿上这个，我背炭背柴时好做垫背，多背10斤、20斤也不累，冬天还暖和。”因此，在我记忆中，抑或多年来的梦里，父亲总是穿着羊皮褂或旧棉袄。我及弟妹工作后偶尔给他买新衣服或鞋子，父亲总是很反对。他说：“穿着打扮要与身份、环境相协调，我除了过年在家两三天外都得要钻山沟，穿新衣服给谁看？再说，穿新衣服、好衣服干活反而浑身不自在。一件新衣服我可以穿20多年了，你们买了就是浪费；等以后我老了、不上山干活的那一天，你们买多少我就穿多少，天天穿新衣服。”所以，父亲去世后，我和嘉玉、赛进堂哥等商量给父亲买寿衣时，最终确定了给他买了一套西装。嘉玉堂哥还说：“按三爷的脾气，可能只会选中山装，但他一辈子未穿过西装，还是给他买套西装吧，如果他责怪就先责怪我这个大哥吧。”父亲俭朴的习惯从小就深深感染着我。我参加工作至退休，在外吃饭打包是自然而然的事，加班吃工作餐或接待较多的那些年，我也不怕别人笑话而打包；接待客人时，我对喝几百或上千元一瓶的酒是非常心疼的，总是叮嘱接待办或随行人员尽量不要给客人劝酒；下班回到家或业余时间，我喜欢换上旧衣服或穿上干活方便、合身又耐脏的迷彩服做点家务，或在小区植绿或修剪树木，觉得很舒服（进小区问路、问事的不少人常把我当作保安或物管员，我也很开心）。不合身或旧一点的衣服，我会洗干净后送给挂钩贫困户，以及部分家境不好的亲友。我知道，虽然中国农村的面貌改变巨大，但不少人仍然像我上中小学时那样，能穿上别人送的旧衣服，心里也会倍感温暖。![]()
作者与弟弟找寻父亲的足迹。
1980年7月，我考上高中。那时，高中招生比例低，要考上还是有难度的。为此，父亲很高兴，说是到时要送我去。暑假里，除了随父亲上山烧炭外，家里的农活、家务多得总也做不完。临开学时，我对父亲说：“阿爸，家里这么忙，你不用专门耽搁一天的。”“我要去的。毕竟，这是你和阿文第一次出门。再说，我也想到学校看看。”父亲回答。是啊，我小学在村里上，初中在两公里外的石鼓街读，每天都早出晚归，这次到5公里外的原丽江县四中上高中，得与弟弟一起住校了（弟弟也同时考上四中初中部的尖子班）。开学那天，我和弟弟背着床上用品及学习用具，父亲用篮子背着一个专门请木匠做的大木箱，箱子里、篮子里装着生活及学习用具。3人经过石鼓街、铁索桥后，在长江第一湾畔绿意盎然的柳林里稍做休息。脚下是松软的沙地，眼望着不远处泛黄的江水暗流涌动、急速地流淌，父亲对我俩说：“如果不是两年前恢复高考的政策，那阿东肯定只能在家跟我一起务农，上山、种田一辈子，哪有地富子女上高中的份。我送你俩的目的，是希望你们学习要一鼓作气，像身边这条大江一样一直流向远方、再也不回头，以后，不要打算回家跟我和你妈一起干农活了。”到学校安顿好，我和弟弟睡一张床，一是因为我俩都瘦，冬天快到了，一起睡暖和；二是当时家里正在凑再买一套被子的钱。父亲安顿好我俩兄弟即刻就要回家，临走，他叮嘱了一些关于学习、生活的话，特别说：“两兄弟先克服着挤一挤，我再卖几背炭就给阿文买套新被子来。”说完，抬脚甩开大步、穿着旧棉袄的身影不久就消失在足球场边的田间小道上。四中在离金沙江江边约一公里的一个小山包上，冬天特别冷，我们兄弟俩就这样舍不得分开地睡了一学期（从记事起，兄弟俩就与父亲一起睡一张床，稍大点，兄弟俩就一起睡，直至我高中毕业）。一学期后，弟弟又转回石鼓中学，虽说当时四中给我们兄弟俩都评了助学金，但毕竟需要花销，其次是弟弟回到离家约两公里的石鼓街，可不用住校，早晚还能干点家务活，路途上也可以与二妹做伴。高一上学期结束，我的数、理、化较差，而语文较拔尖。分析情况后我认为，如不偏科，我不管再怎么努力，一年后肯定连中专都没希望考上，必须背水一战。于是，冒着风险义无反顾地决定要自学文科。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全力以赴争取考大学。当时，四中不开设文科班，此前也从未有人考上大学文科，学校教学质量也非常一般，高考成绩不理想，有人能上专科线都差不多算是“放卫星”了。理科应届考上大学本科的多年来也只有数得清的几个人而已。想自学考上文科大学，这在四中所有教师及学生眼里简直是天方夜谭，有的教师还把这事当作笑话，甚至个别教师还在课堂上对我冷嘲热讽。寒假里，在上山烧炭的路上，我把自学文科的想法与父亲作了深入交流，他说：“人要有点‘独’气，自己看准了就要坚定地走下去，一定要尽力。张家还从未出过大学生的。我就是这样，别人不想干的活我愿意干，别人做不了的活我做得了。人争一口气。”高考后的暑假里上山下田的日子，我一直忐忑着，没有把上了两年高中竟因偏科连毕业证也拿不到的情况告诉父亲。有一天，在薅玉米时，对高考结果无底的我对父亲说：“阿爸，如果今年考不上，让我再补习一年，而且，我承诺只补一年。如果再考不上的话，我就安心地回家当农民，与你做伴。”（那时高考的确有难度，有的补习两三年能考个中专、专科都算是“跳龙门”，还有的连续补习几年都考不上，只好回乡务农或走向社会）。父亲很爽快地说：“只要你愿意读，我和你妈妈再累再苦也会供你读书的。”没想到，我以高出本科线数十分的成绩考上大学，第二天，通知去填志愿及体检的消息就传来了。我成为学校3个参加高考班（两个应届班，一个补习班）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同时是四中历史上唯一的文科本科生、几年来石鼓乃至江边一线少有的应届考上本科的文科生。听到消息时，我和父亲正在地里薅玉米，那天，父亲薅得特别起劲，天快黑了都不想收工。上小学、初中时，父亲虽然会趁卖柴卖炭或赶集的间歇来学校看我，或到学校向班主任李天鹤老师了解情况，但送我到学校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金沙江畔，杨柳年年绿；父亲的叮嘱，梦里依稀会响起。（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