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闽方言的文化密码：中西文献的深入挖掘与学术探讨

文摘 2024-11-13 11:23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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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方言被誉为“汉语活化石”，其保留和传承了古代汉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诸多特点，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为研究古代汉语提供了重要窗口。明清以来，不断有外国传教士来闽传教，其研究闽方言并编撰了相关著作，为理解不同语言现象和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维视角。

漳州闽南书院于11月10日开办了《中西闽方言文献的挖掘与研究》专题讲座，福建师范大学首批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宝琛计划”特聘教授马重奇先生，受邀主讲了其在挖掘、集成与研究闽方言韵书与西文方言文献的研究成果。他从典籍入手，深入剖析了闽南、闽东、闽北、兴化等方言的形成特点，详实讲解了相关韵书及西文研究著作，并分享了自己在闽方言文献方面独到的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为闽方言学习者、语言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闽方言西文文献产生的时代背景

据介绍，早在明代万历三年（1575），首批外国传教士来到福建，使得语言传播成为关键。福建的民众看不懂《圣经》，外国传教士一方面研究闽方言，编撰出闽东、闽南、闽北方言的字典、辞书及研究著作供教士们学习；另一方面用罗马字把《圣经》译成各地的方言拼音文献，用口头宣讲的方式直接面对群众宣讲教义。

传教士大多是语言学者，他们将《圣经》译为汉语后，在《圣经》译本上标注出福州土白、厦门土白、兴化平话、建宁土白、客家话等相应读音，从而实现用福建本地方言向福建各地的信徒们传教的目的。1840年至民国初期，用西文撰写的字典、辞书、手册以及《圣经》方言译本层出不穷。这些文献，成为福建方音史研究的资料。

闽方言韵书与西文研究文献的挖掘

马重奇教授认为，语言原来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不过在社会文化现象中语言内容较为复杂庞大，所以把它独立出来进行研究。方言包含着不同朝代、不同区域的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也蕴含着历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

福建师范大学首批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宝琛计划”特聘教授马重奇先生

当前中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根据教育部2019年《中国语言文字概况》介绍，汉语方言通常分为十大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晋方言、徽方言、平话土话。

福建方言十分复杂,大致可以分为闽语群和客赣语群。闽语群包括：闽东语、莆仙语、闽南语、闽北语、闽中语。客赣语群包括：闽赣语和闽客语。闽赣语以邵武话为代表；闽客语以长汀话为代表。闽语群当中以闽东语、闽南语、闽北语最为活跃。当时闽方言韵书编撰得多，西方传教士编撰的字典辞书也多。

讲座现场

闽方言韵书基本上都是以韵图的形式出现，声母均以传统的“十五音”（以15个汉字表示），韵母也是以字母形式出现（以汉字作为字母表示），声调根据不同次方言的情况，有8调、有7调、有6调等，设计出各种各样的等韵图。

西方传教士编撰的方言字典辞书，有的是根据闽方言韵书来编撰的，对方言韵书中的声、韵、调做了详细的描写，并用罗马字进行标音；有的方言字典辞书则是传教士做大量的田野调查，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语音进行编撰的。

(一)闽南方言韵书与西文闽南方言研究著作

闽南方言韵书特别多，马重奇教授分别介绍了福建漳州、泉州、厦门三片闽南方言文献、粤东潮汕闽南方言文献、台湾闽南方言文献和海南闽南方言文献。

据史称，16世纪初中国福建漳州的“月港”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和移民口岸。1510年已经有“小苏杭”之称，1567年改名为“海澄”，正式被指定为对外贸易港。《明史》记载：“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何乔远《闽书》(1620)亦载：“吕宋为西洋诸番之会”，“闽人多往焉，其久贾以数万。”

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在漳州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洋”。万历年间，月港盛况空前。每年进出月港的大海船达200多艘。以1565年开始，连接吕宋到墨西哥的大帆船航线正式开辟。这一航线的贸易活动维持了230年之久。在16-17世纪之间，吕宋出现了一批批手稿本闽南话—西班牙语词典，如：《汉西字典》(1604)，综合了17世纪初叶漳州府海澄、龙溪、漳浦三个县的方言音系。《西班牙华语词汇》(17世纪上半叶)，综合了明末漳州府海澄、龙溪、漳浦、平和、云霄五个方言点的音系，还记录了漳州的大量词汇，反映当时漳州人在菲律宾的生活与文化活动。但不足之处是一本六百多页的手稿本没有一个汉字，研究起来十分费劲。《西班牙-华语辞典》(1626年至1642年之间)，以漳州府龙溪县方言音系为基础，兼收漳州其他县方言的个别韵类。据考证，此书为《西班牙华语词汇》的修订本，收了两万多词条。

讲座现场

马重奇教授说道：“《漳州方言语法》(1620)，综合了明末漳州府海澄、龙溪、漳浦等方言点的方言音系，还记录了漳州方言许多词法和句法。据了解，明末此类文献计有二十多种。目前，我们只收集到以上四种。”

到了清代，西方传教士在漳州传教也留下的三种重要文献：英•麦都思编撰《福建方言字典》（1831），反映了19世纪初叶漳州府漳浦县方言音系。英•戴尔编撰《福建漳州方言词汇》（1838），收集八百多条的漳州词汇，并以韵母加以分类，反映了19世纪中叶漳州府龙溪县方言音系和词汇。荷•施莱赫编撰《荷华文语类参》（1882-1890），该文献收集了清末的龙溪音韵、大量的词汇、短语、句子、典故，并注明文白异读，涉及清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也反映了19世纪末叶漳州府龙溪县方言音韵、词汇和语法。

以上明清7种漳州方言文献，其中明末4种文献所反映的音系基本上都是多种音系，而清代三种文献所反映的音系基本上都是单一音系。这些文献对福建方言史的撰写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讲座现场

此外，清代4种漳州方言韵书，也都是反映单一音系的。即：清•东苑谢秀岚编撰《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反映了19世纪初叶漳州府漳浦县方言音系。这是第一部反映漳州方言的韵书，排版规范，是十九世纪以后闽方言韵书的典范。清•无名氏《增补汇音》,反映了19世纪初叶漳州府海澄县方言文读音系。该文献是在《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基础上改编的，但反映的音系性质不一样。清•无名氏《渡江书十五音》(不详)，反映了清代漳州府长泰县方言音系。清·洪秋屏撰《雅俗通音》，反映了20世纪初叶漳州府漳浦县方言音系。

由上可见，明清时期反映漳州地区已发现中西闽南方言文献11种，其中明末的西文文献4种，清代的西文文献3种，清代汉语方言韵书4种。

闽南书院

泉州在宋元时代一直是很重要的海港，政府在此设有市舶司。明代嘉靖年间，市舶司迁往福州，加之实行海禁，泉州港就此走向没落。马重奇教授表示，明清时期均有许多传教士来到泉州传教，可是难以找到更多相关的文献，仅查到《华语韵编》，又译为《中国语言词汇集》，泉州土话一西班牙），以及泉州编撰的方言韵书：廖纶玑编撰《拍掌知音》(康熙年间)、黄谦编撰《汇音妙悟》、英•杜嘉德撰《厦英大辞典》、清•无名氏撰《闽书四十一韵》。

厦门是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五个港口之一，随着港口不断开发与扩大，从泉州和漳州两个地区移民来开发的百姓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种兼漳、泉二腔的语音。西方传教士编撰了大量的字典、辞典、语汇、教材、手册等，以供教徒们学习。如：美•传教士罗啻编撰《翻译英华厦腔语汇》等。

潮汕闽南方言也是福建闽南方言的一个次方言。据《闽书》记载，潮汕闽南方言最早从福建莆田、泉州移民潮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西方传教士于19世纪上半叶就来到潮汕传教并产生大量的方言文献。如：美•传教士璘为仁编撰《潮州话初级教程》等。

与会嘉宾热情互动

讲座也介绍了关于台湾闽南方言文献、海南闽南方言文献，如：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编撰《台湾十五音字母详解》、日•小川尚义编撰《日台小字典》《日台大辞典》、丹麦•冶基善著海南土白《创世纪》等。

(二)福州方言韵书与西文福州方言研究著作

从明代起，福州一直是福建的省会，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福州方言韵书，如：戚继光编的《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明末），是第一部福州方言韵书。

清初，林碧山改订了《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编为《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声》；清乾隆十四年，晋安汇集而成《戚林八音》；古田钟德明编撰了《加订美全八音》等。这些韵书基本上是在《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框架上改编的，所反映的均为福州方言音系。

据介绍，西方传教士到福州以后编撰了许多字典辞书，其中以美国传教士Robert Samuel Maclay（麦利）和C. C. Baldwin(鲍德温)编撰的《福州方言拼音字典》(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in the Foochow Dialect)最为重要，该字典由福州美华书局1870年初版,共1107页。其后历经1897年和1929年两次再版，是来榕传教士的集大成著作。据考证，该部字典的声韵调系统所反映的音系应该是十九世纪末福州市郊即今仓山区和台江区一带的口音，字典的编撰虽然参考闽东传统方言韵书《戚林八音》，但并非《戚林八音》的翻版，而是立足于时地时音有选择性地参考吸收《戚林八音》。该部字典的罗马字注音体系对其后的福州方言字典编撰和福州平话字的成型影响颇大，正文完整地保留了十九世纪福州方言文读和白读两套语音体系。

讲座现场

西方传教士还出版了《福州的中国话》(1856)、《福州方言词典》(1870)、《榕腔初学撮要》(1871)、《英华福州方言词典》(1891)、《福州方言字典》(1929)、多种《福州方言手册》等。

此外，讲座还介绍了福安方言韵书、闽北方言韵书、兴化方言韵书，及相关西文方言研究著作。如，《安腔八音》《班华字典》《简易识字七音字汇》《六音字典》《建州八音字义便览》《建宁方言词典》《马太福音建阳罗马字》《渡江书全部》《新约全书附诗篇：兴化白话》等。

中西闽方言文献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陈寅恪先生于《敦煌劫余录序》中倡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罗常培先生在《十韵汇编》序中也说：“有一分材料才有一分的结果，有十分材料才有十分结果。”

“做汉语史研究，想要有新的突破，必须要善于发掘新的材料。只有掌握新的材料，才能有创新的成果。新的材料掌握的越多，科研成果就越多。”面对如此珍贵的中西文闽方言文献，马重奇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研究方法有许多种，我们常用的研究方法是内部比证法、同期音韵数据比较法、历史比较法、音系差异与音变。”

漳州闽南书院叶明义山长

漳州闽南书院叶明义山长表示，中西闽方言文献的挖掘与研究在方言学、语言学、词典学、语言文化以及中外文明交流史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与价值。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闽方言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也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文化讲堂

此次讲座旨在深入探讨闽南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以及如何通过方言文献的挖掘研究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这一文化遗产，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闽南文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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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闽南书院

文/编辑 | 文霞

图|何文芳郑佳雯

视频| 记者在线

审核 | 洪奋强赖松青

监制 | 叶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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