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的哲思，朱子文化的普世价值与现代启示

“视缚房三间，制度殊草草。”朱熹园里的书院是朱子于公元1183年创立的，数百年来几度兴废，饱经沧桑，书院的名称也几经变化。它称过武夷书院、紫阳书院、朱文公祠，现在叫做“武夷精舍”。张建光先生说道：“人住的地方叫宿舍，灵魂精神所住的地方叫精舍”。

武夷精舍是朱子理学的重要遗存。武夷精舍的大门上，有块清朝康熙帝所赐的牌匾，上书“学达性天”。据张建光先生讲解，此四字意为：通过学习教育，通过修身养性，性可与天齐，人能成为圣贤君子；即朱子学说直抵人的本原、天的本原，在朱子那里人道和天道是统一的。

朱子的祖籍是江西婺源，但他一生都和福建密切相关。福建是朱子的诞生地、成长地、成就地和终老地。朱子18岁参加乡试，拔得头筹。19岁考中进士，走上坎坷的仕途。但终其71年的人生，为官时间并不多。人言“仕宦九载，立朝四十六天”。大部分时间奉祠武夷山下，著述立说，教书育人。他曾表示：“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奋发读书著述”。朱子几乎著作等身，著有“经史子集”26部140卷，字数在2000万上下。

朱子在武夷精舍前后8年，撰写了《易学启蒙》《孝经刊误》《小学》等著作，特别是修订完成《四书章句集注》。这标志着理学体系的集大成，中国儒学由旧到新的“华丽转身”，中国文化的格局在样式上也由“五经”进入“四书时代”。元代开始，《四书章句集注》被朝廷钦定为开科取士的标准典籍，并一直延续到1905年科举考试取消为止。

张建光先生说道：“朱子理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孔孟之道，是‘新儒学’，其历史意义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朱子理学是执政者治国理政的官方哲学。

其二，朱子理学是读书人修身济困的人生信条。在“学而优则仕”的导向下，天下学子无人不读“朱书”，朱子文化是读书人的“宗教”，士大夫的人生信仰。“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朱子理学是成就圣贤君子之道。中国读书人的集体人格就是君子之道，中国文化就是教人成为君子，不做小人。

其三，朱子理学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民众“圣经”。朱子理学上连天道，下接伦常，是以宇宙之“理”为本体，以伦理之“礼”为外在规范，“理本礼用”的学说。朱子建立了以个人修养、家庭伦理、处世为人直至平治天下的一整套规范和秩序，成为人们“内圣外王”的行为准则和心灵指导，“家孔孟而户程朱”。朱子认为天理流行常在日用之间，因此要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自小培养良好的道德、克己复礼。人只要遵守道德准则，就能“天人合一”，与四时合其序，与日月合其明，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从而安身立命，进而成圣成贤。

朱子从理论和实践上继承了孔孟的民本思想，发展了孔孟的民本思想。理论上，他从天理的高度论述民本思想，为孔孟的民本思想找到了本体论的依据。实践中，朱子身体力行民本思想。初任福建同安县主簿，他把《左传》的“视民如伤”作为座右铭。他担任地方官九年，两件事做得很突出，即救灾和办教育。而这两件事，就是我们现在看来也事关民之大本。

朱子是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朱子既重视官学，更钟情书院教育，一生中与他相关的书院有67所，亲手创办的正规书院有4所。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热衷书院教育，朱子可以说是第一人。

中国书院始于唐初，盛于宋代， 但书院教育制度的确立却是朱子完成的。朱子对“岳麓书院”的学子提出“忠孝廉节”道德要求；他知浙东时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并制定学院的学规，列出了“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即《白鹿洞书院揭示》；朱子“武夷精舍”的教育可以说是新学校、新教材、新方法、新理念，教学活动全面而生动。《九曲棹歌》就是朱子常领学生朋友优游山水而写就的，正因如此，东南三贤之一张轼感叹：“当今道在武夷”。

朱子是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献家，还是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也认为，“朱熹是近六百年来，影响我国学术思想最大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他还是文学艺术家。钱穆大师曾叹曰，“朱子倘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中占一席地。大贤能事，固是无所不用其极也。”他一生能诗能文，各类散文游记2777篇，诗歌1400多首。他的诗歌为大家和百姓所喜爱。他写《春日》“万紫千红总是春”，他状秀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咏梅，“自况多情刘郎”，他描海棠，“忽惊花屿红”；童心大发时，“书册埋头无日了，不如抛去去寻春”；兴之所来，也曾“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讲时，曾向世界介绍《春日》。

朱子不仅诗写得好，注得也好。一部《诗经》注解汗牛充栋，而钱钟书认为朱子所作是从汉代到清朝最好的，“尊文本而不外鹜，谨严以胜汉人旧解”。他对辞也解释最佳，晚年集中精力研注《楚辞》。1959年，毛泽东主席从北京前往上海，他同随行的张治中将军说，朱子所著的《楚辞集注》：“这是一部好书。”

朱子还通翰墨、精书画，是“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他还懂音乐，写过专著；他还能抚琴，寄情于弹奏之间；他对茶也内行，晚年陷入“庆元党禁”案，题字落款为“茶仙”。他认为武夷茶的文化底蕴是大德中庸。

此外，朱子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很大的建树。主编《中国科技史》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朱子为“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子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则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朱子是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儒学由孔子创立于东周，发展到隋唐已经式微。“朱子回应了所处时代的价值，理想的挑战，高扬中华民族人文道德和人格精神的大旗，所以有人说，先有朱子后有文天祥（《过零丁洋》《正气歌》）；回应了外来文化和非道统的挑战；回应了理论转型的挑战，不仅仅是从文本上将‘六经’转变为‘四书’，而是将旧儒学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哲学化改造，实现了孔孟之道的理论化、系统化和时代化，建立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新儒学。”张建光先生讲解道。

关于朱子理学的现实意义：

（一）复兴民族精神，激活内生精神动力。朱子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之一。朱子学说实质上是“道德之学”，只要我们将它与时代精神结合，一定会重塑中华民族精神，激活中华民族复兴的内生动力。

（二）增进两岸认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朱子文化也是两岸共同的文化。2014年台湾当局在遥祭黄帝陵后说“台湾人来自闽粤 ，台湾的文化思想由郑成功、陈永华来台引入的朱熹闽学而广为流传。”朱子文化在台湾，大部分政要认同，专家首肯，百姓信仰。朱子文化能够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提供思想认同、心灵力量和中华智慧。

（三）发展中华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与文化之间，可以交流互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价朱子理学时说，“作为一种学说，后孔主义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曾达很多世纪，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所以，朱子文化完全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历史渊源和重要涵养。

（一）对朱子文化的重视和肯定，是习近平总书记朱熹园讲话重要精神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曾八次莅临武夷山。当年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就是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同志推动主持的。

武夷山文化遗产的核心是朱子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世界研究朱子理学的基地”。申报“世遗”成功时，习近平同志发来长篇贺信予以勉励，随后又主持制定《武夷山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提请省人大通过实行。总书记始终关心朱子文化的研究和传承。2002年初，中国社科院致函福建省，建议在朱子学发祥地武夷山设立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批示要求办好，并予以支持。这个中心自成立以来，培训、研究、整理、出版、宣传朱子文化，成为朱子文化弘扬的重镇。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结合实际化用朱子文化经典，据不完全统计有十一次之多，包括朱子的诗歌、对联和相关论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杰人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建国后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前（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朱子学的研究几乎是中断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坚定的文化自觉与自信，走进山东曲阜孔庙，走进湖南长沙岳麓书院，走进武夷山朱熹园，寻看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淬炼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张建光先生认为，“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才有今天这样万紫千红的局面。”

（二）对朱子“民本思想”的肯定，是习近平总书记朱熹园讲话的又一重要精神。

总书记在朱子民本思想语录墙前停留了很久，听完张建光先生的汇报后说：“朱子民本思想这几条，和我们是一致的。”民本思想是朱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和实践。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中学习时，曾引用朱子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论述，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重大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

张建光回忆道：“在向总书记汇报过程中，我耳边总回响起总书记所说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等话语。这次武夷山考察，处处都体现了他的人文情怀。总书记在武夷山一路走下来，见到游客群众，总是热情向他们介绍武夷山，介绍福建，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福建山水人文深深的感情。

同志们说习近平总书记记忆力惊人，张建光更认为他平易近人，对基层干部情深意切。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性，源于三重修养：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群众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长期同百姓和基层干部同甘共苦的实践形成的修养。

（三）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朱熹园讲话的又一重要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了文化自信”。在朱熹园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这既彰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自觉和充分自信，增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铺染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生命底色。同时，又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发展的方式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是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榜样。

（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论断的首次阐述，是习近平总书记朱熹园精神的最重要精神。

在听完张建光先生关于“朱子文化”的汇报后，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其中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纪念建党百年的“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把这一论断作为党的百年奋斗经验写进了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去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分析了“第二个结合”的前提、结果、意义，指出了中华文明的特性，最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深刻领会“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精神实质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断，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遵循，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导原则，我们应深刻理解、认真落实、从而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飞跃的同时，也实现中华文化的新发展。

（二）牢记嘱托，推动朱子文化传承发展

朱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的文脉，也是海内外华人的文缘，更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文明，应当“理行天下”，传承发展。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物化”与“活化”的关系，“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讲座接近尾声时，张建光先生引用新儒学大师马一浮先生的所言，引人深思。马一浮先生说：“吾国应有特殊之文化，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得，今后生只习于现代浅薄之理论，无有向上之精神，如何渴望复兴？”

“1938年，在国破家亡的最危险的时刻，马一浮先生为流离南昌的浙大师生开课，没有讲军事，也没谈形势，讲的是理学家北宋五子之一张载的‘横渠四句教’，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建光先生说道，这是儒学家、理学家，也是所有有道德的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和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