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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进入了屈辱的近代史，也开启了现代化转型之路，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
然而，这一百多年的转型历史，可用“大动荡”来形容：
内外战争不断，积成累累白骨；民众自由匮乏，经济多次崩溃；人伦、道德、公理，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中国现代化转型如此艰难，其根源在于，与其他文明相比，我们面临着四个极为特殊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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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历史包袱沉重
中国有着一万年的农业史、四千年的文明史、两千年的大一统史。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古老文明都已经灭亡，唯有中华文明逃脱了灭国、分裂的厄运，延续至今。
从地理来看，华夏文明极其封闭，与地中海的几大文明相隔甚远，周边几乎都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因此古老中国的视野，很难像古希腊那样，充满竞争和进取。
从历史来看，华夏文明是一个“过度早熟”的文明。当很多地区还处在部落社会，华夏文明就有了规模化的官僚组织、税收系统和国家认同。
在几千年的治乱循环中，中国调试、积淀出一整套精细的统治规则，包括父权崇拜、以政领教、重农抑商。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家庭为单位，整合力强，具有顽强的再生力，每一次社会变迁都会重回到旧的轨道。所以，传统史观总结出的“规律”就是“分久必合”。
我们就像一个阅历丰富的山中老人，当面对外来文明时，总会下意识地自我封闭、拒绝改变，以自己悠久的历史为傲，负重前行。
当历史的进程走到急需掉头的关键时刻，古老的文明遗产，反而成了现代化转型最顽固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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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力的垄断与失衡
中国国土广大，面积相当于欧洲国家的总和。但中国却没有延续西周、欧洲“分封建国”的模式，一直是统一的大帝国。庞大的规模、复杂的利益，带来了“大”的难题。
“大”的第一个难处，就是发展极不均衡。
中国南北、东西的发展极不均衡，东西之间的悬殊尤其严重。
由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导致中央在财政上必然实行“平调分肥”的政策，结果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个别发达地区率先发生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被扼杀，而动乱却常常从落后的西北地区爆发，“两头不讨好”。
“大”的第二个难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与地方失控的矛盾。
秦汉之后，废分封、立郡县，层层设置官僚机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形成一个日理万机、事事必统的庞大机构。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评价该结构：统治基础是金字塔形，管理机构却是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越到基层，有效的统治就越少。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是这种秩序的必然结果。
“大”的第三个难处，就是扼杀了地方自由和民间活力。
比如赵匡胤每到饥荒年间，就大量征兵、扩充官僚机构，抽干地方的经济、民力；
明清两朝消灭丞相，以锦衣卫、军机处和文字狱实施专制统治，极力铲除民间的自由与活力。
于是，中国传统政治陷入了统治成本高昂、政治频繁崩溃的陷阱。2000多年的王朝更迭，一直重复、甚至加强这样的叙事。
可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也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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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口负载过大
▲惨烈的“丁戊奇荒”。
在现代的分工市场，人多是一种优势。比如中国加入世贸后，凭借“人口红利”，很快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在农业社会，“人口”却被视为负担和风险。
中国自春秋时代起，就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历代皇朝为了消灭社会不稳定因素，都施行重农抑商、编户齐民政策，以此最大限度地压榨农民。
大量的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农业工具落后低效，只能靠增添劳动力、增加复种指数来维持生计、缓慢积累。同欧洲相比，中国的耕地负载一直是最重的。
这样的经济极其脆弱，稍有瘟疫灾荒，就会导致民不聊生、饿殍遍地。
再加上“统治精英”的权力不受制约，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以及“万邦来朝”的野心，总是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财、鱼肉百姓。
当天灾叠加人祸，失去土地的流民会爆发出巨大的、报复性的破坏，比如李自成、洪秀全的农民起义，造成血流成河，国家经济崩溃，将帝国王朝几百年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
这种“编户齐民”和“百姓流离”的恶性循环，在全世界都无出其右，也成为中国特有的转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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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错过转型机遇
▲在位47年的慈禧
社会转型必然触动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遭致激烈反弹，这是所有转型国家都必经的阶段。
然而，一个国家越早完成现代文明转型，就可以获得越多的时代红利。比如英国在实现君主立宪后，很快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向全世界输出英语、议会和蒸汽机，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
相反，一个国家如果一再错过转型机遇，就需要付出几十倍的代价、几百年的时间追赶。
中国从1840年被迫开放国门，到1911年晚清灭亡，总共只有70年。
但是，“要不要仿造洋枪炮”拖了20年；“要不要修电报”拖了12年；“要不要修铁路”拖了17年；“要不要模仿西洋设立海军司令部”，在挨打了几十年后，依然在迟疑。
直到亡国前，国家早已分崩离析，落入战乱、饥荒、屈辱的动荡中。然而大清国仍在争论“要不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定宪法”，“要不要尊重百姓的私有财产”……
历数100多年中国错过的转型机遇，任何有良知、有见识的人都会扼腕叹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奋力追赶，依然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延长线上。
▲格林威治时间
以上四个难题看似繁杂无解、各不相同，但其实正如制度学者所言，一切纷繁复杂的问题，都是某种制度化的表达。
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宪法之治”的问题。正如政治学者王人博教授，在《1840年来的中国》一书中所说：
宪法出现以后，现代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人类的政治进程，才汇聚到统一的赛道。
宪法绝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几页纸，它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形态、权力的来源与归属、更决定了民众拥有哪些基本权利。
宪法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是一个国家走向长治久安的毕业证。因此可以说，中国百年现代转型之路，就是百年宪治的转型之路。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汲取“文明转型和清醒决策”的思想资源，对每一个现代公民都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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