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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进入了屈辱的近代史,也开启了现代化转型之路,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
然而,这一百多年的转型历史,可用“大动荡”来形容:
内外战争不断,积成累累白骨;民众自由匮乏,经济多次崩溃;人伦、道德、公理,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中国现代化转型如此艰难,其根源在于,与其他文明相比,我们面临着四个极为特殊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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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历史包袱沉重
中国有着一万年的农业史、四千年的文明史、两千年的大一统史。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古老文明都已经灭亡,唯有中华文明逃脱了灭国、分裂的厄运,延续至今。
从地理来看,华夏文明极其封闭,与地中海的几大文明相隔甚远,周边几乎都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因此古老中国的视野,很难像古希腊那样,充满竞争和进取。
从历史来看,华夏文明是一个“过度早熟”的文明。当很多地区还处在部落社会,华夏文明就有了规模化的官僚组织、税收系统和国家认同。
在几千年的治乱循环中,中国调试、积淀出一整套精细的统治规则,包括父权崇拜、以政领教、重农抑商。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家庭为单位,整合力强,具有顽强的再生力,每一次社会变迁都会重回到旧的轨道。所以,传统史观总结出的“规律”就是“分久必合”。
我们就像一个阅历丰富的山中老人,当面对外来文明时,总会下意识地自我封闭、拒绝改变,以自己悠久的历史为傲,负重前行。
当历史的进程走到急需掉头的关键时刻,古老的文明遗产,反而成了现代化转型最顽固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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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力的垄断与失衡
中国国土广大,面积相当于欧洲国家的总和。但中国却没有延续西周、欧洲“分封建国”的模式,一直是统一的大帝国。庞大的规模、复杂的利益,带来了“大”的难题。
“大”的第一个难处,就是发展极不均衡。
中国南北、东西的发展极不均衡,东西之间的悬殊尤其严重。
由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导致中央在财政上必然实行“平调分肥”的政策,结果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个别发达地区率先发生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被扼杀,而动乱却常常从落后的西北地区爆发,“两头不讨好”。
“大”的第二个难处,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与地方失控的矛盾。
秦汉之后,废分封、立郡县,层层设置官僚机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形成一个日理万机、事事必统的庞大机构。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评价该结构:统治基础是金字塔形,管理机构却是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越到基层,有效的统治就越少。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是这种秩序的必然结果。
“大”的第三个难处,就是扼杀了地方自由和民间活力。
比如赵匡胤每到饥荒年间,就大量征兵、扩充官僚机构,抽干地方的经济、民力;
明清两朝消灭丞相,以锦衣卫、军机处和文字狱实施专制统治,极力铲除民间的自由与活力。
于是,中国传统政治陷入了统治成本高昂、政治频繁崩溃的陷阱。2000多年的王朝更迭,一直重复、甚至加强这样的叙事。
可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也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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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口负载过大
▲惨烈的“丁戊奇荒”。
在现代的分工市场,人多是一种优势。比如中国加入世贸后,凭借“人口红利”,很快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在农业社会,“人口”却被视为负担和风险。
中国自春秋时代起,就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历代皇朝为了消灭社会不稳定因素,都施行重农抑商、编户齐民政策,以此最大限度地压榨农民。
大量的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农业工具落后低效,只能靠增添劳动力、增加复种指数来维持生计、缓慢积累。同欧洲相比,中国的耕地负载一直是最重的。
这样的经济极其脆弱,稍有瘟疫灾荒,就会导致民不聊生、饿殍遍地。
再加上“统治精英”的权力不受制约,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以及“万邦来朝”的野心,总是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财、鱼肉百姓。
当天灾叠加人祸,失去土地的流民会爆发出巨大的、报复性的破坏,比如李自成、洪秀全的农民起义,造成血流成河,国家经济崩溃,将帝国王朝几百年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
这种“编户齐民”和“百姓流离”的恶性循环,在全世界都无出其右,也成为中国特有的转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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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错过转型机遇
▲在位47年的慈禧
社会转型必然触动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遭致激烈反弹,这是所有转型国家都必经的阶段。
然而,一个国家越早完成现代文明转型,就可以获得越多的时代红利。比如英国在实现君主立宪后,很快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向全世界输出英语、议会和蒸汽机,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
相反,一个国家如果一再错过转型机遇,就需要付出几十倍的代价、几百年的时间追赶。
中国从1840年被迫开放国门,到1911年晚清灭亡,总共只有70年。
但是,“要不要仿造洋枪炮”拖了20年;“要不要修电报”拖了12年;“要不要修铁路”拖了17年;“要不要模仿西洋设立海军司令部”,在挨打了几十年后,依然在迟疑。
直到亡国前,国家早已分崩离析,落入战乱、饥荒、屈辱的动荡中。然而大清国仍在争论“要不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定宪法”,“要不要尊重百姓的私有财产”……
历数100多年中国错过的转型机遇,任何有良知、有见识的人都会扼腕叹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奋力追赶,依然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延长线上。
▲格林威治时间
以上四个难题看似繁杂无解、各不相同,但其实正如制度学者所言,一切纷繁复杂的问题,都是某种制度化的表达。
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宪法之治”的问题。正如政治学者王人博教授,在《1840年来的中国》一书中所说:
宪法出现以后,现代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人类的政治进程,才汇聚到统一的赛道。
宪法绝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几页纸,它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形态、权力的来源与归属、更决定了民众拥有哪些基本权利。
宪法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是一个国家走向长治久安的毕业证。因此可以说,中国百年现代转型之路,就是百年宪治的转型之路。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汲取“文明转型和清醒决策”的思想资源,对每一个现代公民都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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