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撰写有关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闻述评，我特意研究了一下获奖者的主要论文，感觉其结论具有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与他们研究中最被推崇的工具变量的选取有关。此外，他们似乎完全忽视了人口变量，这也降低了其研究对中国过去发展的解释性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参考意义】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0月14日授予三位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中，对繁荣的归因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再到地理条件乃至制度等不一而足。
获奖者认为制度是繁荣的关键，但不同于早期“讲故事”的论述，他们采用现代计量方法来检验制度与繁荣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最初研究是基于64个曾在17到19世纪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以早期殖民者的疾病死亡率为工具变量，来估计“对征用风险的保护度”这一制度变量，对1995年的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的影响。
具体思路是，殖民者低死亡率意味着当地更容易移植宗主国的制度并延续至今，该变量不直接影响当代繁荣，所以可确保由此估算的制度对繁荣的影响具有因果性。
然而，看似严谨的方法并不能避免其结论的局限性。要研究制度影响繁荣的普遍规律，应该纳入所有而不只是前殖民地国家。如果我们将东亚、中东这些在19世纪前不是殖民地的国家纳入分析，或许可以虚拟它们的“殖民者死亡率”并将其设为最大，因为它们未被殖民所以当年自然不会移植殖民者的制度。
但我发现这样纳入后，原来的结论看起来并不成立。当然，也可以说这些非殖民地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虽然没有被殖民，却学习了西方的制度，但这种设定等于对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制度粘性做了完全不同的假设，而这似乎也否定了其选取工具变量时采纳的基本假设的普遍性。
实际上，我并不否认制度对繁荣的关键作用，只是认为，他们研究中最被推崇的工具变量的选取，不仅相当于隐晦地假设了导致现代繁荣的制度成分都来自于欧洲，更实质性地排除了东亚和中东这些未必与其结论吻合的样本点，导致其结论很难具有普遍性意义。他们的后续研究打了不少补丁，但看起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按我们的连接紧密度加权的规模效应框架，早期殖民者低死亡率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建立和继承了与宗主国更紧密的连接，可以享受更大的外部规模效应从而更加繁荣，而未必如作者研究蕴含的只是因为移植了西方的制度。我也注意到他们在研究中也曾纳入欧洲裔占人口比例，发现该变量并不显著，但相关分析排除了“新欧洲”，而该变量并不能替代连接紧密度。
只要获取相关的数据，按连接紧密度加权规模效应框架下的结论会更可信，因为基本数据单位是连接网络的数量极为庞大的节点，如个人、企业或居民点，而不是样本数仅数十个，且相互间连接紧密度大不一样的国家和地区。由此得出的繁荣与加权规模效应的关系，与制度决定论未必矛盾，因为制度可以影响连接紧密度。
获奖者还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发展是双刃剑，虽然有望提升福利水平，但也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等众多问题。他们给出的药方是建立更包容的制度，一是让工人拥有发言权，能参与到影响技术发展方向的过程，二是确保技术发展与人互补，而非取代人。
我认同他们提出的技术发展是双面刃的看法，但反对他们的药方。提升制度的包容性是对的，但应对人工智能等技术挑战，应该通过社会范围内的宏观再分配来实现，而不应该在微观上阻止技术取代人工。
权力该分散就分散，该集中就集中，具体选择取决于具体问题牵涉的互动范围。就像一般行业和地方事务需要分散决策，而提升生育率和二次分配则需要权力集中。然而，这几位获奖者，似乎坚信权力分散一定好于集中，而这种信念更像是源自他们的意识形态，而非他们有局限的研究结论所能涵盖的解读。
我也注意到，阿西莫格鲁曾在面见中国总理后发表文章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变方式提出建议，其文章刊载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2014年2月24日的《研究参考》上。该文认为中国并未建立包容性的制度，之前的经济增长只是追赶型的，只有建立更包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国才有可能变成创新型的经济体，维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回过头来看，他似乎忽视了庞大的人口规模对中国发展的基础性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判了他所认为的制度差异对创新的影响，从而严重低估了中国后来创新能力的爆发。此外，他也完全忽视了当时已经非常明显的低生育率将对中国带来的巨大挑战。
当然，我还是非常认可他对包容性制度的推崇，更相信要解决中国当下的经济困境，尤其是要将生育率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建立让民众更多分享经济果实的包容性机制至关重要。
经济归根结底是人的活动，因此人的数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自然是经济体繁荣的基础性因素。但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似乎并未关注到人口对繁荣的基础性影响。尽管我基本同意他们对制度影响繁荣的看法，但在中国人口面临巨幅变化的时代，他们的研究与如何应对低生育率挑战的讨论相比，对中国未来的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