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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怕的事比不怕的多。怕打针,怕进理发店,怕牙医的椅子,最怕的却是考试。
爸爸那时天天被罚做苦力,被罚在人前念经一样念:“我有罪,我该死。”但在家里却还做他的老子,他把在人前收起的威风尊严在我面前抖出来了。“考你啊,一元一次方程式都搞不清,你还有脸做学生!”我脑子里跑飞机一样轰轰的,看着一纸习题。爸爸将卷子端到脸前,立刻抄起一支笔在上面通天贯地打了个大“×”。劲儿之足,像是左右开弓给它两个大耳光。“你给我当心点,别以为在学校混混,就完了,下回我还要像今天这样考你的!”也许就怕他那个“下回”,我就此在无考试的年代怕透了考试。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偷偷准备功课,想考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干吗“偷偷”呢?主要是瞒着爸爸。若考得太臭,爸爸虽不至于再在我的考卷上“扇耳光”,至少在心目中会把对我的希望两笔画掉。我是偷偷写作、偷偷发表了作品得了奖的。我一直是偷偷的,我怕作品及不上他的希望。他大致知道我在干什么,大致知道我在文学界混得还有点眉目。因为他有一天突然说:“凭你的作品,为什么不去考考学校?比如考考编剧系、文学系什么的?”“我?我不考。”见他眼一鼓,像憋住一口话,我抢先说,“有什么考头?哪个作家是考出来的?”爸爸鼓起的眼平息下去,研究了一会儿我的理论,说:“你想得这么开,就真别去考了。”我真的就没去考。人或多或少有些忧郁症。对许多东西有道理没道理的恐惧是我的忧郁症。我不能想象考试前没完没了机械地背这背那,走进考场听监考人宣布不允许这不允许那。再就是考完后的等待,在那种等待中,人还会有胃口、有睡眠吗?最怕最怕的自然仍是爸爸的反应。我不去考,也就考不败,爸爸不顺心的一辈子,就仍存在一个希望。而在美国是躲不过考试的。托福、GRE、“资格考”,你还没从这考场的椅子上起来,那场考试又把你压下去。美国孬的好的大学都是机械化,只认得考卷上的数码,不认天才成就。我想取巧,便跟学校负责录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我只得去考。考前一周我心里老出现《葬礼进行曲》。在这首进行曲当中,我想到爸爸那蹉跎的一生。还想到万一考不好,我的奖学金就会落空,房钱饭钱以及继续读语言学校的钱都从哪儿来?有人偏在这时告诉我:“头科考不好,以后考会更难!”终于坐在考场上时,我忽然感到将衬衫扎在裤腰里是个错误,极不舒适;而清早大吃一顿也是不明智的,中间会去上厕所。睡眠不足,使整个考试过程成了一场噩梦。考试中有个女生昏倒了,好在不是我。就在考完的当天晚上,电话铃响了,却是爸爸。“你明天要考试啦!好好考,别怕!你一向怕考试,真是莫名其妙!考试有什么怕头?”他嘻嘻哈哈地唆道。爸爸记错了日子。幸亏他记错,不然要真在考前接他这么个电话,昏在考场上的八成是我了。真想对他喊:“爸爸你干什么?嫌压力没压得我自杀?”不过他电话打晚了,现在我是任剐任割,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好好考!”爸爸在大洋那头看不见我发绿的脸。“再说,考得好坏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放心去考!所有学校都不要你,爸爸要你啊!”我一时不知说什么,一股辛酸滚热的泪水直冲我的两只眼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