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路遥”全国征文优秀作品选登｜我心里永生的路遥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我又一次站在路遥的墓碑前，看着铭刻在墓碑上他说过的这句话，我依然无法抑制这句的眼泪，扑簌簌地要流出来。

路遥的生命，或许就是为着文学而存在的。听他说过，在七八岁时，因为家里穷，父亲把他带到几百里外，过继给了他的伯父。当时说是来玩的，几天就回去，可父亲却在来日清晨，撂下他一个人悄悄地溜走了。尽管路遥那时还小，但他敏感的心已有察觉，他不想让父亲难堪，在父亲溜走时，他跟了一段路，出了村子，躲在一棵大树的背后，目送着父亲走远。路遥深情地记录了这次经历，说他真想大喊一声，跑过去，抓住父亲的腰带，死活跟着父亲回家去。但他控制住了自己，任凭眼泪刷刷的往下流。他知道，伯父虽说也老实，也贫穷，但还咬牙能够勉强供他读书。这就非常好了，年幼的路遥，把能读书上学看得重于一切。

这是路遥的智慧，惟其如此，我们今天才能谈论路遥，怀念路遥。

坦率的说，我能走上文学之路，是路遥的《人生》带着我走来的。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在扶风县农机局以农代干的打发着日子。现在的人很少理解“以农代干”这样的名词了，如果读了路遥的《人生》，认识了《人生》里的高加林，知道了他的特殊身份，大概就能知道以农代干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虽然身在机关做着干部的工作，吃的却是农业粮，是要把生产队分配给我的粮食，按照合同约定，缴售到辖区粮店，拿着粮店的收购清单，再到工作的单位，由分管后勤工作的人按合同从县粮食局等量兑取粮票，我才可以在工作的单位吃到食堂的供应。这样一个身份决定我的姿态必须是积极主动的，小心谨慎的。否则，随时都有被解除的危险。

刊发了《人生》的《收获》杂志，就在这个时候捧在了我的手上。是夜，我卧床看了一个开头，就再也放不下，一口气读到深夜三时多，把路遥的一部《人生》读完后，翻过来，对其中的一些章节又重读了一遍。我读得泪流满脸，为高加林，为刘巧珍，也为黄亚萍等……在我的意识里，觉得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就是我，他的理想和追求，他的命运和生活，几乎就是照着我当时的思想轨道和生活道路来写的。

合上杂志，我闭上眼睛，却还关不住热喷喷流出的眼泪……无可奈何，我从床上爬起来，坐在了一张简陋的三斗桌前，认真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写作。

到今天，缅怀路遥，我最为感动的，是他影响了我，引领我无怨无悔地走上了文学之路。

其实要说，不只是我，那一代如我一样的青年，谁没有受路遥的影响？谁没有被路遥所引领？他的成名作《人生》，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将永远成为影响和引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度。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腊月天，我和几位文学界的朋友受邀去陕北的志丹县参加一次文学活动。主办者召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报告会，轮到我作报告时，选题自然地定在了路遥和他的作品上，我给大家说，我在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说不出别的话，但我愿意和大家重读《人生》。

重读《人生》，从哪儿读起呢？

我不知别人会怎么说，但在我阅读了路遥的全部作品后，我想我们从他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来读，也许更能读得懂路遥，也许更能够读得透《人生》。

《早晨从中午开始》是一个阅读路遥和《人生》的通道，从此能够真切地穿透他的作品，从而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他对文学的执着，以及创作过程的艰辛，正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是的，他的追求与成功，他的忧思与矛盾，都深深的渗浸着传统文化的汁液，这是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的生命必然，他因此受益匪浅，成为创作时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他立足于此，又眼现世界文化，广纳博取，把鲁迅，把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大家名篇百读不厌，使他的创作境界宏阔而高远，又意韵深长。

奠定了路遥创作基础的《人生》，应该是他这一生命和生活背景的必然产物。他年轻的生命，就曾不停地奔波在“城乡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身处封闭贫困农村的他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的。路遥痛苦地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于是在有可能破除旧的框架，产生新的机遇时刻，他敏锐的突入进去，用他的笔，形象生动的为苦闷着的农村青年（有知识没知识都没关系）推出了一个独具典型意义的人物。

这个人物就是高加林。他身上具有了现代青年敢于向命运挑战的自信和坚毅，同时又保持着质朴和勤劳的传统美德。他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报负。当生活给了他可能大显身手的机会时，他即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努力工作，力图有所作为。在此之前，村子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让他无奈而苦恼，甚至有些绝望，恰在其时，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这使失意之极的高加林获得了精神上的慰籍。突然地，高加林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走进了理想中的城市。在这里，他又遇到曾是同学的城市姑娘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的洋气以及开朗活泼、大胆炽热，自然使高加林的情感发生了倾斜，慢慢地接受了黄亚萍的爱。这使刘巧珍大受伤害，但心底善良的她，眼含热泪接受这一难以接受的现实。

好梦总是难圆。高加林进城的事因为体制的原因，他被人告发了。结果，他只有再次回到农村，而且一下子扑倒在了黄土地上。

《人生》之后，路遥开始三部六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这个史诗般的宏篇巨制中，路遥一口气写了100多个各具时代特色的人物群像，其中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是路遥所要着意刻画的，在他们俩的身上，依然有着高加林挥之不去的影子。因此，在我看来，《平凡的世界》是路遥成名作《人生》的一个延续和拓展。所以说，我们重读《人生》，是要把《平凡的世界》联系起来一块儿读的。每一个人读了，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体悟，但我认为，入木三分的写出生活和苦难、残酷的卑微，绝对是路遥文学实践的一个特色。或许，一个作家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都可能达到路遥的水平，但要像路遥那样，在创作中不致于陷入平庸沉闷和种种不如意的泥沼，神奇地转化成高尚闪光的艺术品，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也许就是我崇敬并怀念路遥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贫穷不是罪过，寒酸不是低贱，落魂不失纯真。多年前，我提出重读《人生》，直到今天，我还想再次提出重读《人生》。我不断的重读《人生》，让我更加坚实了过去对于路遥的认识，他这样诗意的创作态度，牢固地树起了他作品的美感特质，并因此影响着我，使我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是也要坚持诗意的创作态度，树立起诗性的美感特质……1985年《当代》三期刊发了我中篇小说《渭河五女》，我不敢说我的作品就有了诗意的特征，但我敢说，我是向那个方向努力了的。

在我的书柜里，有好几格陈列着发表了我作品的杂志，排列在最醒目处的是发表了我《渭河五女》的《当代》，紧靠着的即是发表了路遥《人生》的《收获》，而且是发表他人作品的唯一一卷杂志。我这么做，不能说是想与路遥并肩，而是想要紧靠着他，感受他的文学体温，以他的文学为标杆，衡量自己的创作，不要偏离了诗意的方向。

1986年的夏天，我因在《当代》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渭河五女》，被县上安排在文化馆搞群众文化辅导工作。路遥在这一年完成了他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花城》杂志的主编亲来陕西约稿，想要去凤翔县参观考古开挖的秦公大墓。此前一天，路遥给我打来电话，车过扶风，还想去扶风县境的法门寺走走。我答应了路遥，来日在县文化馆等到了路遥。他的到来，使我喜出望外，又是泡茶，又是找烟，同时汇报到县文化局，由时任扶风县文化局局长的韩金科（此人后调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博物馆任馆长）出面接待。

韩金科也是路遥的作品迷，他在很有西府饮食特色的县招待所安排了一个包间，派人嘱我，陪同路遥去了那里。一路上，路遥对我说的，都是鼓励和关心我的话，并且特别嘱咐，要注意身体。他是用柳青的话来嘱咐我的：文学是以六十年为单元来计算的。

那次与路遥在扶风县招待所吃饭，喝了一顿西府特产太白酒。前一天，我尊敬的李晓东兄微信我，有个“我读路遥”的征文活动，感觉自己有话要说，即又招呼来几位朋友，选了一家西府餐厅，喝了一场太白酒……酒店的服务员按照职责，要给我们朋友斟酒时，我把酒瓶拿过来，转着圈儿为在座的每位朋友倒了一杯。我说了，咱们为路遥敬杯酒吧。

听出来，我的声音有点暗哑，但大家都站了起来，端起杯，互相碰了一下，都默默地倾进了喉咙。

在我喝着太白酒的聚餐中，我把藏在心里关于路遥的一段话，说给了大家。那段话是路遥的生命捱到最后时的时候，当着我的面说出来的。因为有我在扶风县接待路遥的经历，他和我在此后的日子里，多了一些往来，我身在基层的扶风县，常有来西安城办事的机会，幸运地碰到了他两次。与别人碰到了也就碰到了，打一声招呼，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也就过去了。但与他碰见了，他是非要拉住我，把我拉去他的家里，坐一坐，说说话，吃一顿饭……包饺子是那时招待朋友的高规格了。路遥不怕麻烦，接待我就一定要包饺子。但他包饺子的水平是有限的，我看在眼里，便毫不见外地要上手了。我们一起在他家里包饺子，吃饺子，到是其乐融融，快活不已。

数年时间过去，我从扶风县文化馆先是入西北大学读研，后去咸阳报社生活，再调西安日报工作，我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到手的活儿，还有眼前的活儿，几与文学不搭界。但我依然留心着文学圈子里的事情，突然从报社跑文艺的记者口里听说了路遥的健康问题，让我吃惊不小。不过我没想到问题会那么严重，直到路遥的弟弟、我的同学王天乐寻到我的办公室，说他哥在病床上念叨我，我便二话不说，站起身在王天乐的陪同下，去了路遥住院的第四军医大学，拜见了他。我没想到，那次拜见竟是永诀！短短十来分钟的见面，是他主治医生对我的要求，我俩没有机会多说什么，我拉着他的手，他拉着我的手，我俩一时相对无言，到我按照主治医生的要求，就要与他告别时，他开口向提了一个问题，还提了一个要求。

路遥向我提出的要求是，想喝一碗钱钱饭。

我不知钱钱饭是什么，问他弟王天乐，说是他们陕北十分寻常的一种稀饭。原料就是小米，煮在锅里，投进些平时用石头砸扁了的黄豆或是黑豆，熬煮出来的稀饭，即是钱钱饭。他的这个要求并不困难，我当下派了报社的一辆小车，上了一趟陕北，弄下来熬煮给路遥吃用了。可他提出的那个问题，让我犯了大难，我不知道怎么应对他了。

路遥提出的问题，是要我猜他生来最钦佩的人是谁？

我认真地猜了。当着他的面猜了肖诺霍夫，猜了鲁迅，猜了他自己，这是因为我平常日子，听他最爱讲的文学巨匠，除了肖诺霍夫，就是鲁迅，而他自己又特别自信，所以我依次地猜来，猜一个人，他摇一下头。所以我猜了司汤达，我猜司汤达是因为我阅读他的《人生》，还有《平凡的世界》，以为他的创作，是受了司汤达的影响了。可他依然摇了头……路遥摇头告诉我，说我是猜不出来的。他甚至说谁都猜不出来，因此他不让我猜了。到这时，我看见他病弱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我着捉摸不透的笑容来，让我把耳朵靠近他的嘴巴，向我说了三个我埋在心里一直不忍说出的三个字。

路遥说：强奸犯！

这三个字的回答，震得我耳膜疼！我怀揣在心里，想了许多年，一直想不明白，高洁如他一样的人物，怎么能够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说出那样的话来？前些日子，我把路遥曾经说了的这句话，给一位我十分信任的文学领导说了说。正是这次说来，让我过了些日子，突然有了种茅塞顿开的醒悟。

路遥钦佩的强奸犯，绝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精神上、灵魂上的那一种强奸犯！

呜呼哀哉！我心里永生着的路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