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路遥”全国征文优秀作品选登｜路遥给母亲写了一门亲戚

路遥给母亲写了一门亲戚

1982年，路遥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引起轰动；1989年，我在陕北的窑洞里出生了；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母亲在坐月子期间读完了这一百多万字的故事；1992年，路遥去世了；1999年，我读到了《人生》，那年我十岁，自此我的阅读生涯开始了。

现在回头去看，我的阅读从路遥开始，是一种必然。

我的家乡在陕北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子洲县城有四十里路，我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灿烂的、无知的童年。

1991年农历八月，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弟弟出生了。坐月子，是母亲仅有的不用劳作的时间，她在老家的窑洞里读完了刚获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以及《人生》。白天读晚上读，自此，她落下了眼疾。可以想到，群山之间有一座不那么高的山腰间，夜晚亮着几扇窗户的光，像是快烧完的柴火堆，一闪一闪。

从此啊，母亲就有了朋友。有时候是润叶，有时候是秀莲，有时候是巧珍，有时候是晓霞。农村妇女，交朋友也只敢和女的交。我觉得润叶和晓霞是远房亲戚，秀莲是邻居，只有巧珍才是她的闺蜜。

为什么这么判断？是因为我从母亲口中听到巧珍的次数远远大于其他人。小时候我总觉着这些人常来我家串门儿。我耍完回家，妈妈就跟我讲：“巧珍从不刷牙，一刷牙满嘴血糊子，她大急得要打她哩。”要不就是巧珍是如何唱《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说着说着也就唱了起来。陈忠实先生讲过，这首歌也是路遥很爱唱的民歌，“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地开，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是那么地自由与浪漫。民间文化根本上是一种灵魂的招展，它里头包含的情感和智慧，慰藉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巧珍是我从未碰过面的姨，母亲对她的爱、疼惜、欣赏，那是从心里来的。她感叹巧珍，像是感叹自己的命运。她和父亲相爱，年轻的爱人本该在一起的时间，父亲在西安，她在陕北。他们写了很多很多信，辗转个把月送到彼此手中。我见过那些信件，扎成一小捆，藏在柜子最上层的最里面，信封开口的一边，裁得齐齐整整。

母亲念书到初中就回家务农了。外婆家孩子多 ，大姨二姨没有上过学，她是家里的老八，好歹还是送去学校识了一些字。她热爱读书，但童年时期只有一本《少年文艺》，翻得底儿都没有了，里面的文章可以倒背如流。

她比巧珍，多识几个字。她常说：“要是巧珍也识字，可能和加林哥能拉的话就多了。”你看，她还为巧珍操这心。

在农村，十来岁的孩子想要儿童读物很难，除了学校发的课本，也没什么可看的其他书籍。

我们家住的窑洞是一长排，总共六孔，三孔是我家的，三孔是大爷爷家的。大爷爷读了一辈子书，至爱《三国演义》。他讲古朝一绝，更是唱秧歌的好手，如同《平凡的世界》里的田万有。每年正月村里闹秧歌，大爷爷就是伞头。他带领着秧歌队伍挨家挨户过门子，只要锣鼓队的音儿起，他就举起秧歌伞，边跳边唱出和这家人对应的唱词与祝福语，出口成章，妙语连珠。

十岁那年冬天，我串门儿到大爷爷家，他坐在炕的锅头（炕灶方向），手里举着一本书，书皮上写着《人生》。他将书举得高高的，和扬起的脸平行，目不转睛，看着看着伸出他核桃皮似的手，揩了揩鼻涕，擦在灰土的赤脚片子上，眼睛泛红。

所以十岁那年，我有了第一本读物——路遥的《人生》。

我要感谢我读的第一本文学书籍是路遥写的，每个字都认识，每个场景都熟悉，那些台词出门就能听到。天呐，是那么地生动和有意思！

十岁的孩子不懂爱情，就是看故事。我甚至在村庄里排兵布阵，刘巧珍家的自留地在哪里，一定有长着绿茵茵的红萝卜，从地里拔出来带着泥，去河里洗洗就能吃。德顺爷爷的架子车停在哪儿，车扶手用铁钉修过，长年累月，磨得钉子光光亮。王满银的红绿包包老鼠药，手摸一摸，指纹里就沾染了颜色。

甚至我学着书里的孩子一样去喊“崖（nai二声）娃娃”。

走上任意一座山，往那最高处走，爬得高高的，就能看见更远更远的山头。在山间喊一声，声音就会回荡不绝，我们将回声叫“崖娃娃”，是说那崖的娃娃们就住在山里，很调皮，别人说什么，它们学什么。 

我们跑上山，朝着数不清的群山大喊：“高加林刘巧珍，老婆老汉逛县城。”崖娃娃就一遍遍学“高加林刘巧珍，老婆老汉逛县城。”一浪一浪的回声，来回在山上打几浪，一次比一次低，逐渐没了声响。

看看，不止我看过《人生》，连村子里的山都听过他们的故事了。

路遥作品的魔力在于，他笔下的人物活着，就在隔壁的某个村，与我有亲戚关系，只不过他们来串门儿，刚好我没在家而已。

再等我稍微长大，就读了《平凡的世界》，如果说这个举动被视觉化，就是一个小姑娘打开了一卷地图，地图上瞬间展开了一场清明上河图似的热闹景象。

人物敲锣打鼓般出现，不论生活多么艰难，都在积极、热烈地活着。即便是贫穷，也有很多很多的“爱”。

少安爱家人，所以回家务农照顾一家老小；他爱自己生活的土地，处处为村民着想。秀莲爱少安，浓烈、炽热，豁出命去爱。乡里乡亲也爱，他们昨天吵架，今天相帮。

我母亲爱润叶，她爱润叶的勇敢和善良，敢爱敢恨，还对村里受苦的人格外关照。这种精神榜样多少影响了她，或者说，她自己本身的善良在润叶身上也有相同的表达。

我们村有一位三花狗，他没有官名，他的存在如同田二。三花狗住在破庙里，吃喝一应都靠村里接济。他实在饿得不行了，就会来我家。我家的窗台角有一双碗筷，是专门留给他的。母亲看着他从街畔的斜坡上来，就知道他定是没讨要到什么。家里有多余的饭就给他盛一碗，没有的话，就单独煮一碗挂面给他吃。他倒是很感恩，满村去夸赞我大爷爷有一个好儿媳妇。爷爷的荣耀就这么被三花狗转让给了大爷爷。

我爱晓霞，从小就爱。我喜欢她的大大方方，见多识广。路遥先生一定很喜欢记者这个职业，高加林是，田晓霞也是。冲在事件的第一线，拍照片写通讯。大概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大学毕业之后也在电视台做过记者，如有新闻，第一时间背着摄像机冲向现场，风风火火。我常想，自己是不是长成了小时候喜欢的田晓霞的样子。

据说1988年的某一天，路遥哭着给四弟王天乐打电话，弟弟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赶紧从几百公里外赶了过去，结果一进屋，路遥对弟弟说：“田晓霞死了。”这才知，是路遥写到田晓霞去世的章节了。屋子里烟雾缭绕。

一位作家，他创造一个喜欢的人物时，会倾注感情和血泪。当田晓霞的生命结束在洪水之中，于路遥来说，何尝不是一场精神别离。

路遥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来到他笔下的人物，理解他们的苦难、念头、行为，从不评判好坏。他平等地爱着每一个，心怀慈悲。

路遥的创作过程，生命几乎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他使命一般，为时代立传，记录下各阶层普通人在大时代变化中走过的曲折道路。

《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写到：“我从劳动人民身上学到了一种最宝贵的品质，那就是：不管有无收获，或收获大小，从不中断土地上汗流浃背的辛劳；即使后来颗粒无收，也不后悔自己付出的劳动。我愿和他们抱有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小时候读着红火，长大了才逐渐开始理解。这种理解需要我有了年岁，并在成长的过程中切实地遇到困难。我不敢说我遇到的是苦难，毕竟苦难的岁月已经过去。但路遥笔下拼搏的年轻人，在苦难中对抗命运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

我在读路遥，读“读路遥”的母亲。我感激他给了我母亲一门亲戚，在中国乡村，一位劳动妇女的精神亲戚。这门亲戚从母亲延续到我，不管我的岁数怎么增长，他们永远都是十七八岁的模样，在没有朋友陪伴的日子里，他们和我永久地照应着。